自从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两个违背经济学常识的观点或多或少地渗透于中国经济理论界。一是信心可以重塑宏观经济周期。恰如任何人难逃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宏观经济亦难以摆脱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波动。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熟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学家热衷于研究所谓“新经济”，似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足以推动经济摆脱周期，而IT泡沫的破裂随后证明上述说法无非是秦皇汉武面前无数方士所献的“不死药”。尽管信心有助于避免金融市场的过度波动，但经济基本面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活动的永恒现象，承认可能到来的衰退并预先安排相应对策比盲目推动政策的泡沫化显然要实事求是得多。如果我们对经济周期性规律存在足够的尊重，则必然可以认识到：在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都面临较大压力的现实背景下，消除经济波动或抬升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二是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应该让位于保守与审慎监管。成熟市场既然不断经历放松监管——金融危机——严格监管的周期，中国相对安全的金融体系和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部门似乎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制度选择。一个正在发生的问题是，为提振经济增长而过快投放的银行信贷正在推动经济沿着已经不具备竞争力的方向——如固定资产投资和加工制造业——继续前行。因此，真正提振信心的关键在于：一，找到中国今后五至十年的新经济增长点；二，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新经济增长点培育中的风险。

　　第一，长期增长的信心不等于短期内推动政策的泡沫化。毫无疑问，鉴于中国劳动力丰裕和国内市场规模庞大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今后十年间保持8%甚至更高是可预期的。但是，由于在90年代积累的大量储蓄和资本（如商业银行总资产超过30万亿元）以及人民币汇率在2005年以来的持续升值，中国的出口加工贸易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产业的梯次转移势成必然。为避免经济增长出现产业真空，国家实施产业振兴亦是必要的政策手段。而一个很容易观察到的情况是，在微观经济主体对企业自身的盈利信心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长期信心之间出现背离的时候，政策的泡沫化和套利行为必然相应出现。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银行信贷扩张，在私人部门对自身盈利预期保持低位的时期，容易获得的信贷必然成为套利工具。在一定程度上，票据融资利率甚至低于定期存款利率，一个简单的套利手段是贴现票据并转存商业银行以套取利差，存款增长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货币创造，整体流动性持续过剩。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信贷增长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正在下降，货币政策推动了信贷资产的泡沫化。

　　第二，真正的信心来源于经济增长点。尽管长期增长速度将得到保持，但短期经济波动却不可避免，惟一维持信心的手段不完全在于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寻求近期的新型经济增长点。所谓经济增长点不是个别行业，而是与所有或绝大多数经济主体都相关的主导产业的确立。一个十年前成功的个案可供借鉴：中国以城镇住房体制改革和房地产业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促进此后十年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由此形成了2000—2007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经济现象：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信贷资产、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成为政府部门的重要收入来源、房地产业成功拉动了劳动力就业和相关行业的繁荣。反观当前，一个值得类比的政策启示是，什么行业可能担当今后振兴中国经济的产业增长点？如果缺乏增长点，则任何短期政策投入更可能导致的是要素投入的体外循环而非真正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和要素就业。

　　第三，当前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是要素投入体制改革。在主要行业供过于求的背景下，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必须结合要素投入体制改革以形成“跳跃性”的总需求增长，恰如住房体制改革在瞬间推动数亿城镇居民进入房地产市场一样。因此有理由认为，要素投入体制和相应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是必由之路，而以土地为载体的交易和金融制度将构成对未来要素就业和产出的主要推动力。这是因为，在要素构成中，劳动力和资本的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惟有土地经营仍处于半市场化状态。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成为推动下一轮居民增收和产业形成的关键政策路径。一方面，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是中国惟一可能摆脱当前经济衰退压力的核心手段，而金融资源徘徊于城市与相对高端的客户群体导致农村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因此，如果在近期下决心实施土地经营权市场化和证券化，通过构建农村土地投资基金，并在商业银行OTC市场销售推动社会金融资源真实流入农村地区，将有效拉动相对贫困阶层的收入增长。一个可供选择的改革策略是选择某些金融资源丰裕且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区域进行试点。其好处是既推动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部门，又形成了以现代土地经营和农业产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围绕土地经营模式的变革，金融服务业应该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支持部门。如果金融产品与土地经营相结合，将同时提高土地和资金的产出效率，并由此形成新一轮梯次型产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