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与路径、实体与程序：对普世价值与文化尊重问题的再思考及其他
近日写了《“民主地”不民主，还是“不民主”地民主——对奥巴马上海演说的一种批评》，看到了网上许许多多严肃而正直的批评，很有感慨。写那篇文字，是为了探究关于民主标的与民主途径的困境，或者说是路径与目的、程序与实体的关系。而其基本背景，是国际社会“丛林”中种种“不民主地”现状。“并不是要指责奥巴马所推销的民主、平等这种普世价值本身的正确性或准确性”云，对于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认可，已作说明。也决不是要徒劳地辩解此岸的民主如何发达高尚而不需他人聒噪；这无可辩解。更不是要顽固地质疑民主、平等作为普世价值的地位；这无需质疑。
民主，自由，平等之流，是普世原则，是应然的，而幸福，权利，利益，美，和平，宽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等等，也都是普世原则或普世价值。其中，福利（或利益、幸福）是终极目的，是目的的正义，其他包括民主在内的原则，大多是为了保障这一终极目的的普遍实现。
民主，其实就是一群个人通过有效的普遍参与的集体干预形式，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实现共同事务的共同治理，从而尽可能使每个人的福利得到尊重、保障、提升。推及国家，国际社会，也大致如此。
从秦始皇到斯大林，每个独裁者都会说我给予幸福，而不是相反。主语是雷同的，是庞大的“我”；动词是雷同的，是响亮的“给予”；宾语也是雷同的，是美丽的“幸福”。句式换成“我造福你”，也是相似的情况。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副词。怎么给？怎样给？
普世价值本身并不直接作为，而实现它的程序与途径更值得关切。我们在关注动词和名词，关注“实现”、“民主”之目的的同时，也必须对于副词，对于“怎样地”实现，有足够的重视。
好莱坞将普世价值注入流行的文化商品，而美国总统则将普世价值作为美国介入和影响全球事务的重要概念。而这种推销的目的，更多地是美国自身利益的实现和扩大，而非泽及万邦的全球普惠。我们不仅仅要面对美国政治家高超而正确的口头演讲，更需要思索高超而精确的美国政治及主张自身主权利益的实际行为。这是一个尴尬但现实的问题。
在对民主和幸福的普世价值进行连篇累牍的讲述、努力构建一个道义上的超级大国和价值捍卫者的同时，美国通过遍布全球的司令部，对某些利益相关区域的执着介入，海外军事存在与地缘政治的交织，在汇率和贸易问题中的种种运作，来维护和扩大美国自身的利益，包括著名的“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的关切，似乎未必是对世界各地的民主状况、人权状况和人民利益的普遍改善，而更多的是有选择地介入和干预。我们很难说美国对石油产区和重要战略区域的高度关切远胜于对广大饥饿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关注，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合情合理的。（这是否算是对宪兵或志愿者的过高要求？无论如何，我们得全面而深入地看待普世价值推行者的实际表现，就算是一种民主监督罢。）
国际家庭中需要尊重的，不仅仅是文化，而是一种民主精神和行为准则。这对于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都同样有效。
当然，普世价值与文化尊重，目的与路径，实体与程序的关系，是复杂的，会表现为多种形态，甚至多种困境。在一个国家，民族，一种文化的内部，普世价值的推进与实现，民主目的的达成，也需要解决对原有文化传统的尊重、辩证的接受与合理的认同、有机的改造和实质的融合等问题。
回顾中国现当代政治和思想史，许多次普世价值错过或误解，对普世价值的向往、追寻，自身文化的颠沛游离，所产生的尴尬，值得我们回味的发问。且看：
为什么一次次被打倒的孔家店，一次次春风吹又生，逾越过体制的藩篱，成为今天“和谐”思想的某颗疑似种子，作为国家领导人到草根都认同的价值家园，倒比很多时尚过的政治口号更时尚？
为什么胡适先生学通中西，致力于解决“问题”，寻找“好人政府”，对于好政府与好社会、政治与文化也曾发生孰先孰后、鸡生蛋生鸡般的两难感慨，最终难以回答现实困境，两处茫茫皆不见？
为什么与康有为一同倡导西方君主立宪民主体制的梁启超，游历西方后审视东方国土，转而追求“开明专制”，并似乎与而今的“北京共识”产生异曲同工之妙？
为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说历经各色评论，仿佛已经被历史抛弃，却可从现当代的政治与社会的演进中，寻找到许多蛛丝马迹？
为什么海峡彼岸的社会，在格式上完全抵达民主的经典架构，却并未如公众期待般明显扩大福利，倒是有不少人怀念起党禁与繁荣并生的年代？
为什么我们既拥有儒家的伦理秩序等等传统，革命的草根斗争与平等传统，又面对现代的市场公正价值，即所谓“通三统”，有着丰富的普世价值思想资源，甚至可以说已经从格式上具备了民主这一重要普世价值的现实载体，而现状的改善却仍受制约？在体与用、目的与路径、实体与程序、形式与内容上，又是什么矛盾，什么困境在起作用？
隐约觉得，我们这样历史悠久的大陆民族，容易被革命的激情和对普世价值的向往所挟裹，总是热衷于推倒、重建、决定、绝对，但经过现实的检验后，我们似乎发觉改良与妥协并不是坏事，普世价值倒是很需要经过文化接续与融汇重生，构建牢固可靠的桩基工程，才能真正建树大业，而避免成为“楼脆脆”或“楼歪歪”。
从结果看，对于体与用，目的与路径、实体与程序问题的解决，这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过去的一百年内并未有效解决，在未来的日子里怕也不易于迅速解决。然而，对于一种文化而言，这项工作主要须依靠自己，依靠自我的开放和接纳，而不能期待比我们先进的国家与文化帮助我们迅速重建。因为，自身的利益还需要自己来主张。
我认为，普世价值需要在对一种文化的介入、融合和对其的基因更新中实践其普世的意义；而每一种文化，都必须通过自我的再造和重生，来抵达普世价值的彼岸。
近日写了《“民主地”不民主，还是“不民主”地民主——对奥巴马上海演说的一种批评》，看到了网上许许多多严肃而正直的批评，很有感慨。写那篇文字，是为了探究关于民主标的与民主途径的困境，或者说是路径与目的、程序与实体的关系。而其基本背景，是国际社会“丛林”中种种“不民主地”现状。“并不是要指责奥巴马所推销的民主、平等这种普世价值本身的正确性或准确性”云，对于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认可，已作说明。也决不是要徒劳地辩解此岸的民主如何发达高尚而不需他人聒噪；这无可辩解。更不是要顽固地质疑民主、平等作为普世价值的地位；这无需质疑。
民主，自由，平等之流，是普世原则，是应然的，而幸福，权利，利益，美，和平，宽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等等，也都是普世原则或普世价值。其中，福利（或利益、幸福）是终极目的，是目的的正义，其他包括民主在内的原则，大多是为了保障这一终极目的的普遍实现。
民主，其实就是一群个人通过有效的普遍参与的集体干预形式，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实现共同事务的共同治理，从而尽可能使每个人的福利得到尊重、保障、提升。推及国家，国际社会，也大致如此。
从秦始皇到斯大林，每个独裁者都会说我给予幸福，而不是相反。主语是雷同的，是庞大的“我”；动词是雷同的，是响亮的“给予”；宾语也是雷同的，是美丽的“幸福”。句式换成“我造福你”，也是相似的情况。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副词。怎么给？怎样给？
普世价值本身并不直接作为，而实现它的程序与途径更值得关切。我们在关注动词和名词，关注“实现”、“民主”之目的的同时，也必须对于副词，对于“怎样地”实现，有足够的重视。
好莱坞将普世价值注入流行的文化商品，而美国总统则将普世价值作为美国介入和影响全球事务的重要概念。而这种推销的目的，更多地是美国自身利益的实现和扩大，而非泽及万邦的全球普惠。我们不仅仅要面对美国政治家高超而正确的口头演讲，更需要思索高超而精确的美国政治及主张自身主权利益的实际行为。这是一个尴尬但现实的问题。
在对民主和幸福的普世价值进行连篇累牍的讲述、努力构建一个道义上的超级大国和价值捍卫者的同时，美国通过遍布全球的司令部，对某些利益相关区域的执着介入，海外军事存在与地缘政治的交织，在汇率和贸易问题中的种种运作，来维护和扩大美国自身的利益，包括著名的“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的关切，似乎未必是对世界各地的民主状况、人权状况和人民利益的普遍改善，而更多的是有选择地介入和干预。我们很难说美国对石油产区和重要战略区域的高度关切远胜于对广大饥饿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关注，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合情合理的。（这是否算是对宪兵或志愿者的过高要求？无论如何，我们得全面而深入地看待普世价值推行者的实际表现，就算是一种民主监督罢。）
国际家庭中需要尊重的，不仅仅是文化，而是一种民主精神和行为准则。这对于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都同样有效。
当然，普世价值与文化尊重，目的与路径，实体与程序的关系，是复杂的，会表现为多种形态，甚至多种困境。在一个国家，民族，一种文化的内部，普世价值的推进与实现，民主目的的达成，也需要解决对原有文化传统的尊重、辩证的接受与合理的认同、有机的改造和实质的融合等问题。
回顾中国现当代政治和思想史，许多次普世价值错过或误解，对普世价值的向往、追寻，自身文化的颠沛游离，所产生的尴尬，值得我们回味的发问。且看：
为什么一次次被打倒的孔家店，一次次春风吹又生，逾越过体制的藩篱，成为今天“和谐”思想的某颗疑似种子，作为国家领导人到草根都认同的价值家园，倒比很多时尚过的政治口号更时尚？
为什么胡适先生学通中西，致力于解决“问题”，寻找“好人政府”，对于好政府与好社会、政治与文化也曾发生孰先孰后、鸡生蛋生鸡般的两难感慨，最终难以回答现实困境，两处茫茫皆不见？
为什么与康有为一同倡导西方君主立宪民主体制的梁启超，游历西方后审视东方国土，转而追求“开明专制”，并似乎与而今的“北京共识”产生异曲同工之妙？
为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说历经各色评论，仿佛已经被历史抛弃，却可从现当代的政治与社会的演进中，寻找到许多蛛丝马迹？
为什么海峡彼岸的社会，在格式上完全抵达民主的经典架构，却并未如公众期待般明显扩大福利，倒是有不少人怀念起党禁与繁荣并生的年代？
为什么我们既拥有儒家的伦理秩序等等传统，革命的草根斗争与平等传统，又面对现代的市场公正价值，即所谓“通三统”，有着丰富的普世价值思想资源，甚至可以说已经从格式上具备了民主这一重要普世价值的现实载体，而现状的改善却仍受制约？在体与用、目的与路径、实体与程序、形式与内容上，又是什么矛盾，什么困境在起作用？
隐约觉得，我们这样历史悠久的大陆民族，容易被革命的激情和对普世价值的向往所挟裹，总是热衷于推倒、重建、决定、绝对，但经过现实的检验后，我们似乎发觉改良与妥协并不是坏事，普世价值倒是很需要经过文化接续与融汇重生，构建牢固可靠的桩基工程，才能真正建树大业，而避免成为“楼脆脆”或“楼歪歪”。
从结果看，对于体与用，目的与路径、实体与程序问题的解决，这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过去的一百年内并未有效解决，在未来的日子里怕也不易于迅速解决。然而，对于一种文化而言，这项工作主要须依靠自己，依靠自我的开放和接纳，而不能期待比我们先进的国家与文化帮助我们迅速重建。因为，自身的利益还需要自己来主张。
我认为，普世价值需要在对一种文化的介入、融合和对其的基因更新中实践其普世的意义；而每一种文化，都必须通过自我的再造和重生，来抵达普世价值的彼岸。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