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大街上周瑟瑟诗歌的文化性

林 童

周瑟瑟特别强调要多谈谈他2009年的诗作，他所发给我的诗，是6月及以后的。很显然，他是踏着“中华文化复兴”的步履，有意识地进行自己的诗歌建构，这正好同他所提倡的诗歌“卡丘精神”吻合。本来，我不想论及他诗歌的背景，但他在给我的资料中，有专门说“卡丘主义”的，不妨将这二者结合着说，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周瑟瑟诗歌的特性。我常在想：诗人及其所依托的背景（标识）的关系。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即相互作用、相互提升。比如，即使伟大如屈原者，只要想到他，不只是会想到伟大的《离骚》，同样会想到伟大的楚辞。就现在而言，我们在谈及牛汉的时候，尽管他曾在公开场合不要把他与“七月诗派”联系在一起，但从没人听他的，我能理解，牛汉的代表性诗作与当年“七月诗派”没有任何关系，他写出《华南虎》或《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时，那个诗派早已烟消云散了。就我而言，我也常惊讶于别人在介绍我时，总是与“第三条道路写作”联系在一起，这其中就有杨黎，所以我也就理解了无论他如何搞“废话写作”，人们还是把他当作“非非主义”的代表诗人。在由周瑟瑟、朱鹰等所倡导的“卡丘主义”里，卡丘是英文“culture”的音译，本就是“文化”之意。那么，在周瑟瑟的现在的诗歌写作中，他有意识地进行甚至放大文化因素，也就很正常了。

不过，周瑟瑟诗歌中的文化因素只是一种特征，他并不是真的要通过诗歌的方式来复兴文化，即使他有这样的理想。通常来说，正如他有一部长篇小说叫《暧昧大街》一样，生活在中关村大街上的周瑟瑟，不论是作为IT界人士，还是作为小说家与诗人，都与“暧昧”这个词密切相关。他让我想到了本雅明在论述波特莱尔的时候，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诗人或艺术家都如游手好闲之徒东逛西瞧地寻找买主。所不同的是，在中关村，那不是诗人或艺术家的乐园，那里非常现实，属于高科技园区，来不得半点浪漫，都只能如机器一般地运转，所以周瑟瑟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他又必须现实地生活，不得不“暧昧”。像宋庄这样比较乡村的地方，反而有更多的游手好闲之徒，犹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巴黎，据我的观察，只是匠人太多，而真正具有开创性的艺术家实在太少了。即使是像798处在城市之中，也只是地理位置上的不同，在文化精神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卡丘主义者看来，人类生活的最基本形态是“无聊”与“无知”，解决这种形态的方法就是“有趣”与“认知”，借以达到卡丘即文化的彼岸，并获得卡丘的快乐，最终成为有卡丘精神的人，说到底，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要作有文化精神的人，注意，而不是文化人，因为有知识没文化的人太多了，有文化是否就获得了文化精神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只能说，人们只是习惯于消费知识，消费文化，故产生了大量的知识垃圾、文化垃圾。卡丘主义的参与意识很强烈，所要做的就是“旨在建立人本思想个体解放所获得的社会共生状态”。所以我们看到了来到2009年的周瑟瑟，已在有目的地寻找文化之源了。

我不知道周瑟瑟是从“文艺复兴”所得到的启示，还是在明代前后七子或者五四时期林琴南等找到的灵感，这很重要，因为“文艺复兴”注入了人文主义的新元素，不论是“文必秦汉”还是“诗必盛唐”，都过分注重了文体，即外在的东西，于是就成了无根之木。中国的“文化复兴”并不是来自于文化人，而是国家意识形态，迄今我也没有看到文化的源头到底指什么，以什么为支撑点，一切皆盲目，一切皆口号，一切都处于暧昧之中。另外，不知道“文化复兴”之后的中国是指“文化中国”还是“经济中国”，以目前的情形来看，主要还是指“经济中国”。在国人的心理诉求里，只有经济强盛了，一切皆不在话下。这仍然是弱国心态，延续的还是被欺压与被侮辱者的形象，而无法跳出中国看世界。在我看来，所谓“文化中国”是指没有边界的中国，其强大也不受疆域的局限，而“经济中国”即使成为超级大国，也必然是地域性的。精神萎缩的中国人缺乏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只局限在自家的坛坛罐罐上。

周瑟瑟的文化自觉当然值得肯定，只是我非常怀疑“有趣”与“认知”是不是很良药，因为“有趣”在消解的同时非常容易滑向找乐子，就像现在的相声、小品；生之有涯，而知无涯，那么“认知”就真的可靠吗？

我说这些，是建立在周瑟瑟2009年的诗歌基础上的。他写得最多的，就是儒与禅。要谈儒，自然就离不开孔子。周瑟瑟有一首较长的诗叫《野合》，采取了时空变化多端的不可捉摸性的方法写孔子的生及在中国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不论是当作“孔圣人”，还是看作“孔老二”，都是把历史当作了任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儒成为学当自孔子开始，但人们往往忘记了，孔子提出他的学说是建立在“礼崩乐坏”前提上的，其目的是重新回到礼乐和谐的世界，就像人类因犯罪被逐出了伊甸园，任凭人类如何争扎，只能在劫难逃。但是人们却把孔子的学说当作了救世良方，这显然与孔子的初衷背道而驰。不过，孔子也不能说没有责任，因为他的确是开了处方，在大道已失的情况下重新确立秩序，但这重新确立的秩序并不真的管用。因为，道失才讲德，德失才讲仁义礼智信，连这也失了，才讲温良恭俭让。失去了根本，上面的树无论怎样枝繁叶茂也解决不了问题，道是根本，其他都是术，也就是，没有方向，方法是没用的。更何况诸子百家所讲大都为经世致用之说，是为王权服务的。所以，诸子百家并不是所谓国学的根本，就国学而言，“易”就比孔学重要得多，只是后人还是把它术化了。

或许周瑟瑟对历史的研究，看到了真正用儒家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不但不能强国，反而弱国，他只是把孔子当作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国人非常重视传奇性，大凡伟大的人物，无论正反，都会赋予他们传奇性，就连《水浒传》的人物都很传奇，这也算得上一种民族心理了。就诗歌而言，孔子的功绩是编辑《诗经》，他毕竟不是原创者。丰富多彩的原创，一旦定型之后，对学习与研究有了方向和捷径，但因着编选者的品味，也可能为后人指的方向是错的，所以，我们把《关睢》当作情诗来看，更能比当作歌颂后妃之德更具备审美意义。周瑟瑟力求回到《诗经》本身，吸收营养，他写下了《木瓜》、《檀木》等诗。

但周瑟瑟与《诗经》只是互文的关系，他并没有真正走进去，这种对应关系或许让他产生了某种阻隔，更可能是因他所强调的文化性的牵引与制约，他更多地走进了佛教旅游胜地，也不时上道教旅游胜地去休闲。之所以这样说，是周瑟瑟在写着这些诗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审视者的位置上，亦文化亦自然，结果就成了这样一种状况，从诗的旋律看，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都给人涩的感觉。看来，周瑟瑟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诗歌与文化的关系，他现在所处的状况，正如他诗《群山》所写：“我被群山包围了，”“在群山中，/我寸步难行，/每走一步，/我都被树神拦住，”正在思考着“怎样才能脱身？”然后创立真正的周氏山峰。

    由此看来，无论是周瑟瑟，还是他所倡导的“卡丘主义”，“有趣”与“认知”是不够的，还必须拓展更广阔的诗学，才能在暧昧大街上分辨那是陈腐的，那是泡沫的，那是需要加工的，那是必须创造的。空间越大，周瑟瑟的路也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