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越读越觉得自己的思路出现了异变。

龚澎当年在重庆的时候苦哇，每次出行都被国民党的特务盯梢，以至于很多次她不得不回转身，怒斥盯梢者，使得盯梢者一再解释误会，讪讪地离开；

龚澎需要频繁地与外国记者接触，传播我党的理念与信息，她频繁地参加外国领事馆举办的活动，频繁接触各国驻华政要与记者；

她大量印刷宣传单页，交给外国记者，以纠正国民党政府片面信息的谬误；

她在很多场合进行演讲，宣传进步思想；

她每天上下班经过的小路两边遍布摊贩，这些摊贩几乎都是盯梢的特务；

她在重庆的住所周围遍布特务的监视镜头；

她到上海之后，在环境最好的法租界租下一套豪宅，使之成为赫赫有名的“周公馆”，挂牌。

类似这些例子太多了，数不胜数。老一代革命家真不容易啊，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奋斗，最终迎来全国的解放。

我思想出现偏差的地方是，当年她做过的这些事，现在还有人能做吗？

好像所有后路都堵死了，绝不可能再出现龚澎这样的人和事了。

我感觉很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