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胡锦涛主席接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并发表联合公报。指出双方决心共同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双方认识到开放贸易和投资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开放史——封闭昭示落后，而开放就代表进步。这个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满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和在西方大炮下的被迫开放。

　　    清朝政府在对外关系中所执行的控制贸易及隔绝与外国交往的政策。清朝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厉行闭关政策。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禁海（见海禁）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绝大陆人民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以后则着重防禁“民夷交错”，针对外国商人，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加限制对外贸易。

　　    顺治初年，清廷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沿袭明朝成规，不许进入广州，只准于澳门交易。随后，由于东南海上郑成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清廷愈严出海之禁。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闽浙总督屯泰请于沿海省份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于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擅自出海贸易，如有“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指郑成功）”,“或造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治罪”。但仍有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继续与郑氏贸易往来。顺治帝认为此乃立法不严所致，于十三年，下达“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入官，本犯产尽给告发之人。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行首告，论死。沿海可泊船舟处，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如有登岸者，防守官即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顺治十八年，清廷进一步下达“迁海令”，以保证“禁海令”的施行。强迫海岛和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不得逾越。又在法律上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境贸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官吏庇纵者同罪。“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谋生无路，并严重地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以致沿海三十至五十里内，满目荒凉。

　　    三藩战争期间，郑氏力量复入厦门，在福建沿海登陆。康熙十七年(1678)闰三月,康熙帝下令：“应如顺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将界外百姓迁移内地,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二十二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开海禁。康熙帝称：“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命令沿海各省将先前所定海禁处分之例尽行停止。允许满汉人民出洋贸易，唯不准将硝磺军器等出洋。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对外国通商。

　　    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至乾隆时,清政府再次厉行限制对外贸易。当时,英国人为了向北方推销其纺织品和接近产茶、丝地区，力图在广州以北扩张海口。英国通事洪任辉偕同英国武装商船多次驶至浙江定海、宁波。英国武装商船的到来,引起了清廷的重视。为了整肃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这是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大转折，即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而厉行闭关政策，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

　　    在对外贸易中,清政府又实行商行制度,即广州十三行，以进行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将对外贸易严加管理,有了明确的法规,使闭关政策形成为制度。嘉庆十四年(1809),清政府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先后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规定外,又规定外国兵船只许外洋停泊，禁外国商人带妇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舆，等等。其中有关严拿贩卖鸦片人船等项，则是针对外国侵略者鸦片贸易的正确禁令。

　　    清朝对外实行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的产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彼此隔绝,在政治上自然产生闭关自守。乾隆帝在其《□谕英吉利国王书》中说：“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自然没有交往贸易的必要，清统治者反而以此骄人,夜郎自大。英国人也觉察到这一点,他们说：“在必需品上──虽然不是奢侈品上──可以自给，因此中国政府绝对不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可以随意限制对外贸易。”

　　    此外，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防范甚严，他们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朝的活动。乾隆帝曾说：“民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所以清政府一再严申“华夷之别甚严”，“从不许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搀杂”。清政府制订各种“防范夷人章程”，目的是要隔绝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任何交往。同时，清政府对出洋贸易的中国人也有种种严格限制，无论船只的大小，来往日期，贸易货物及其数量种类，均规定甚严。

　　    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墙，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阻碍作用。由于对出海贸易横加限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人民与世界潮流隔绝，不明世界大势，而清统治者更是闭目塞听，其结果正如魏源所说：“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

　　    1840年，英国侵略者终于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被迫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大门，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从此开始。

　　    这一进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接下来就是战乱频仍的军阀混战和全民动员的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动乱和战争，使得这一刚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不得不中断——毕竟，战争中的国家谈不上开放。

　　    好不容易，新中国建立了。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第二阶段：一边倒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虽然与外界有一些交往。但从总体来说，我们是封闭的，因为我们面临的是恶劣的外部环境。美国在军事上威胁中国，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西方一些主要国家也纷纷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参与对华禁运和封锁的活动，几乎形成了对华的环形包围。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国共两党进入内战，战争初期美国充当调停人失败，转而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后来共产党取得战争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属于苏联阵营，而美国与苏联阵营处于敌对状态，所以中国成了美国的敌人。两个国家由于５０年代的朝鲜战争，进入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之中，美国第七舰队出兵隔离台湾海峡，中国与美国敌对状态进入巅峰状态。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两国继续在军事上进行对抗，战场就在越南。７０年代初，越南战争进入尾声，美国谋求与中国结束敌对状态，基辛格秘密访华，美国总统也第一次访问一个没有建交的国家。过了若干年，中美正式建交，才正式结束敌对状态。

　　    这种“一边倒”政策导致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过渡时期理论。而过渡时期理论不是毛泽东思想中固有的，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也毫无关系，更多是受国际的影响，特别是前苏联的影响。这一理论在前苏联的实践，形成了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而以过渡时期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中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几乎与世隔绝的闭关和半闭关状态。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很少了解，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四面出击；在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关起门来无穷无尽地搞斗争，使国家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与世界发展的巨大反差。还有学者提出，“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施不仅使新中国在经济援助、外交等方面倚重苏联，并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也照搬前苏联经验，产生了许多弊端，走了许多弯路。同时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冻结程度，限制了中国外交向纵深的发展。

　　    很显然，这种一边倒政策并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从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来说，与美国敌对给自己找来了更强大的对手，导致来自太平洋方向的威胁加大，中国领海及沿海弧形地带承受的压力骤然上升。在西太平洋被封锁和包围，根本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从得到的国际承认来说，除苏东外，建树较少，同美国的敌对导致不被很多国际组织接纳，越来越走向自我封闭，与世界的发展潮流相脱节；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来说，参加朝战和长期面临战争威胁，以及美国经济上的封锁和禁运，使中国无法利用外部条件和良机来发展自己，同时也使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军工，重内地轻沿海，而且还构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倾思潮泛滥的促动因素。

　　    这一时期，为了贯彻所谓“一边倒”政策，我们还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然而，这一方针最后变成了“小而全”、“大而全”，三线建设，类似庄园经济的东西。办企业乃至办大学，也是办庄园经济，都是小社会。最后走到一条封闭的道路，闭关锁国。这当然是一条绝路，再也走不下去时，我们才回过头来，另辟大道，实行改革开放，同世界经济接轨。这才进入了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全面对外开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改革和对外开放，但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我国的对外经济实际上发展较为缓慢。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尤其是中共十四大之后，我国的对外经济才开始得以快速发展，国际收支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才开始在规模上有了起色。这种对外开放战略自1992年开始大规模推进，到了1997年，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因为1997年我国经济遇到了两个挑战，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首先表现为对外汇的国际炒作，似乎只有外汇储备丰厚的国家，才可以阻击这场危机，因而有利于外汇储备增加的限人的贸易战略、奖人限出的资本战略的对外开放战略，就更加受到人们的推崇。另一个是中国宏观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了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对于这种总需求不足，当时我们虽然也试图通过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启动，也就是试图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加以刺激，但当时因为各种原因，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推动的政府投资对启动总需求有些作用外，别的措施似乎见效都甚慢，因而我们后来加大了国际政策对需求启动的力度，也就是通过扩大进口和积极引进外资而启动国内需求，后来恰恰正是因为这些扩大出口和积极引进外资的举措，才通过开发和占领国际市场而释放了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的压力，弥补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有效地带动了经济增长，从而收到了启动经济的巨大效果。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WTO的其他成员，通过中国加入WTO，等于是承诺了中国享有WTO成员的基本权利。同时，这个承诺更多的是中国向所有的WTO成员的承诺。总的来看，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开放迈进了一大步。

　　    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战略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重大成就。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206亿美元，2007年进出口总额21737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04.3倍，年均增长17.4％。其中，出口增长18.1％，进口增长16.7％。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7年的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由1980年的49.7％上升到2007年的94.9％。以食品、农副产品等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07年的5.1％。与此同时，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而初级产品进口额占比下降。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非常高。

　   　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给我国带来了贸易顺差的大幅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度贸易顺差情况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直观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大部分年份为贸易顺差，特别是从2005年始，中国年度贸易顺差额超过1000亿美元。2007年更是达到2622亿美元的新高。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范围的市场需求,也离不开世界范围的市场原料供给,以及世界范围的分工协作与共同发展.）中国发展的水平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成正比。因此，我们只有更加深入和更加全面的对外开放，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