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学是怎么产生的？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一个最大的新气象，这个新气象不是和平，而是另外一种战争——人类挑战和战胜自然的战争。人类干预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其强大程度超过了工业革命千百倍，人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战天斗地夺丰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些口号虽然出自中国，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只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那样“斗”得杰出和富有成效，因此要用口号来激励自己。
战天斗地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向自然索取的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整个世界经济快速增长，一种接一种不利人类生存的自然现象纷纷屈服在人类被延伸的能力之下。可是与此同时，自然界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其严重程度是人们始料未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和资源问题从局部向全局、从区域向全球扩展，世界范围内的人口骤增与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资源不足、能源危机这个“一多一少”的问题不仅威胁着人类生存，而且制约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当科学家们探索以上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发展趋势、预防措施和解决途径时，他们发现单纯从生态学或经济学的角度难以找到答案，只有将生态学和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从中寻求到既发展社会经济又保护生态环境的解决办法，于是生态经济学就应运而生。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发表一篇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文章，首次提出“生态经济学”概念。传统经济学不能很好地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是因为这一理论在微观上不考虑“外部不经济”，它在生产成本中不计入废料处理和污染损失的费用，其结果就是生产厂家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把大量隐蔽的污染费用转嫁给了社会，加重了社会公共费用的负担，牺牲了公众生活的环境质量。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没有设立环境指标和资源指标，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环境资源状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于是美国另一经济学家列昂捷夫就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他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将处理工业污染物单独列为一个生产部门，除了原材料和劳动力消耗外，把处理污染物的费用也包括在产品成本之中。他用这个分析法在污染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它是有用的，但前提是必须给它套上一根“缰绳”——即在“经济学”之前加上“生态”二字，可见生态经济学不是从经济学框架之内解决问题，而是从外部采取否定扬弃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说明生态经济学不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部门经济学，因为生态经济学不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体系框架内修复经济学的缺陷、弥补它的不足，而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基础上，适时再生的理论体系。简单地说，生态经济学不是当代经济学的一部分，而是它的新生对立物。
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美国学者巴克莱和塞克勒提出了一个方程式：NSW＝NNP＋（B－GC）－AL。方程式中的NSW＝净社会福利，NNP＝净国民生产总值，B＝未被认识的经济发展的非市场性有利条件（如知识积累、保健改善等），GC＝为经济发展（包括信息、管理等）、减少污染所付出的劳力和费用，AL＝环境恩惠损失（如噪声增加、烟雾增多、风景区的商业化改变等）。这个方程式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净社会福利不是像传统经济学所计算的那样，就等于净国民生产总值，而是要减除环境成本，因为环境也给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巴克莱和塞克勒两位学者从这个方程式中得出结论说：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益的追加部分增长时，为它追加的各种费用也必须增长，而当追加费用与追加效益相等时，这个国家就必须减缓或停止发展，否则会引起大范围环境恶化。
生态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绿色GDP概念。我们政府一谈到政绩和经济发展，就离不开GDP指标。可是按照生态经济学要求，这个GDP应该减去各种环境成本，就是计算绿色GDP，才能反映真实的国民财富。例如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但并没有从GDP里边把这15％扣掉，所以这个GDP没有反映出真实的国民财富。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份绿色GDP报告，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其中扩散性最大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环境成本就达5060亿元，占总成本的99.8%。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已计算出的2004年损失成本只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小部分。完整的绿色GDP核算，至少应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2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由于基础数据和技术水平限制，这次核算没有包含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也就是7大项里边只计算了1大项。而且环境污染损失这1大项里边还包括20多个小项，这次核算又只算了其中的10个小项，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另外在已经核算出的10小项损失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问题，可见这次核算只是整个结果的一小部分。即使按照这个残缺不全的环境损失统计，在现有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入10800亿人民币，约占当年GDP的7%，而我国“十五”期间治理环境污染投入仅占GDP的1%；除开这个一次性投入，每年还需花费治理运行成本（虚拟治理成本）2874亿元，要占当年GDP的1.8%。由此可见，就是只按照这个7大项里边只算1大项、1大项的20多项里边又只算10项来计算，2004年牺牲环境的成本就是8.8％；如果7大项全部算，2004年GDP增长就是个负值。这个负值意味着什么？如果按照巴克莱和塞克勒方程式的结论推理，中国应该减缓或停止发展，因为你的追加费用已经超过了追加效益，就是你的发展以大范围环境恶化为代价，不仅白干，而且干倒退了。
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当时表示，由于技术和体制障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终确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等到条件全部成熟再动手，那样就太晚来不及了，因此必须一项一项攻坚，开展一项成熟一项，成熟一项公布一项。可是从2005年到2008年的绿色GDP就再也没有公布。今年3月5日全国人代会召开当天凌晨，我在价值中国网发了一篇文章《人代会应做一件事：请政府公布绿色GDP》。其实政府要做这个事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态经济学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
我们作为理论家、社会生产组织者和环保问题关注者，目前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要大力研究、宣传和应用生态经济学。从研究方面讲，应该应用多种学科优势，赋予生态经济学预见环境后果和把环境代价有效纳入企业成本的实用功能。西方经济学的重大缺陷，就是不能处理外部不经济。为什么？其一，它无法预见环境后果，就是已经有污染源的环境后果它都无法预见，更不要说污染源尚未查明和尚未发生的情况；其二，它不能把环境损失纳入内部成本，以至我们现在算一个绿色GDP都算不全面。所以现在研究生态经济学的重点，是要增强它的环境预见性，但只是预见了还不行，还要能够把预见和查明的后果纳入内部成本，否则生态经济学对比西方经济学就显示不出它的优势来。研究成果要大力宣传和应用，与传统经济学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相比，生态经济学的影响力非常微弱。生态经济学的实际情况是它已经存在，但还没有真正“立”起来，我们应该在“破”传统经济学的同时，用心地把生态经济学“立”起来，否则我们的思维习性没有办法改变，破坏环境的趋势也没有办法改变。
第二件事情，是要加强研究应用生态经济学指导生产实践的成功案例。循环经济生产模式是生态经济学的主导经济模式，因此要研究实施循环经济生产模式最成功的企业组织。《循环经济促进法》自今年1月1日起实施。可是实施三个季度以来，除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外，各地对《循环经济促进法》还未引起实质性反响，地方政府“雷声”（舆论）小，“雨点”（行动）也小。我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尚未受到应有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成功范例。中国政府做一项重要工作，习惯于点线试点，树立成功典型，然后全面推开；如果没有榜样的作用和力量，一切从头开始、从头摸索，工作做起来就会十分无序和异常艰难。事实上目前在国内并不缺乏成功运作循环经济的生产企业，只是由于我们认识不足，做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功课不够，因此没有把成功企业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做好。
（陈嘉珉，2009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