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杀中国龙》：一份国家主义的宣言

　　作者：严海波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2009-10-19

　　等待了很久，终于见到了体制内学者江涌的第一本畅销书体例著作--《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一口气读完这本洋洋洒洒近30万字的书，真真体悟到作者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深重忧患，对官僚买办畅快淋漓的揭露，对最大多数人民的炙热情感，也留下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深深思考。作为一个有良学者，江涌做到了为国家请命，为人民代言。

　　这是一份国家主义的宣言。在这个为全球化挂满五彩光环的季节，江涌看到了光环下面的残酷逻辑，感受到外部金融危机转嫁带来的阵阵寒流。作为聚焦于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态度、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社会运动，国家主义毫不讳言国家主权至上、国家利益崇高、国家安全重要。曾几何时，全球化的概念在一些人群中成为时髦的词汇，似乎每个人一夜之间都生活在人人权利平等、个个交易公平的“地球村”。但是，当下世界上演一幕幕现实击碎了人们“大同世界”的梦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资本的强权依然存在，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依然主导者一些国家的思维方式，国界并没有消失，国家依然是这个宏观世界的基本单位。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看到了西方世界开疆拓土、黑奴贸易的全球化，看到了资本输出、跨国公司剥削的全球化，看到了金融掠夺、产业控制的全球化，却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生存底线不被击穿、公平交易的得到维护、平等诉求得到重视的全球化。

　　由此可见，狂飙突进的全球化，是西方主要大国主导的，维护其核心利益的全球化。在强权和利益面前，一些人在狂欢，一些人在抽泣，甚至在愤怒。江涌属于后者，因为他看到了“丛林世界”裸奔的人。

　　毋庸讳言，全球有共同的利益。这个世界需要粮食和能源的基本稳定，需要收入的合理分配和财富的安全，需要的生存空间的清洁和安定。但是，没有统一的世界政府维护这些基本秩序和价值，一次次的国际会议更多的是一些口号和倡议，在真正的国家利益面前很难看到落实的曙光。金融危机的肆虐，使我们看到美元毫不负责地泛滥，国际金融大鳄贪婪地允吸着平民的财富，资本势力不择则手段地压榨着大多数劳动者。

　　六十年一路走来，中国靠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的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和辛勤劳作，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逐步发展壮大。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瞄上了“中国龙”，在所谓“开放”大旗下，自己“身穿铠甲”对缺乏防范意识的中国实施一种实质上不对等的开放，从金融、能源、资源、产业、意识形态等领域“猎杀中国龙”。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场景。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我们缺乏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有关。西方极力通过输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瓦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金融资本和产业的大举自由进入，消解维护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每一次劫难都与“家贼”和“内鬼”脱不了干系。读江涌的文字，心中总有一种隐隐的痛。这种痛不仅来自于中国的国家经济金融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外部威胁，更来自于我们在长远的国际战略谋划与独立的利益主张方面的缺失，在某些理念和政策方面出现了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偏离党的性质和的宗旨的问题，顺从地服从霸权国家的要求，较少动真格地关心国家整体利益，有些人甚至为了部门小集团的利益和个人私利出卖国家利益。

　　之所以如此，可区分为两种情形：愚蠢与坏心眼。一种人缺乏对社会实践的统驭能力，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洗脑”之后，自以为理论水平高、领导能力强，实际上缺乏宽广胸怀和战略眼光，自负地做了误国误民之决策。还有一种人深谙利益之道，为了自己所代表集团的利益、家族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基金欺骗之能事，故意把正确的道路妖魔化、把明白的道理讲糊涂、把有利于少数人的决策粉饰成有利于人民的好政策。江涌在书中痛心疾首的现象，恐怕为以上两种人所为。例如，美国高盛集团这个集美国政治权势和经济力量于一身的“最赚钱的机器”，与中国官、学、商买办关系密切，在其中左右逢源。以高盛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不仅获得经济特权，而且要影响中国的财经舆论和政策决策，其“行为早已远远超出一个普通商业机构的一般商业行为”。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密不可分，统一体现在国强民富之中。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是人民的庇护所，也是国两者有机结合实现人民福祉的利器。古语云：“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没有单纯的无国界的经济，也没有单纯无利益博弈的经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原子化的个体将如何面对国内外各种强势力量！

　　作者在最后章提出了明确、大胆、极具见地的主张和措施，“中国龙的吼声”已经发出，我们要“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走自己的路”。

　　愿中国一路走好！

　　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 自序

　　艰难成就书稿，按常理常例应有个序，如此方觉得“完满”。但是，想来思去，还是自己套写一个。因为文章写作甘苦，自己身受。更何况，拙稿不少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在单篇发表过程中，已经令诸多部门与相关人士不快，有的甚至还兴过师问过罪。如今，虽然细致打磨，自觉圆润不少，但是对一些眼睛中容不得沙子的人士，可能依旧有些冲击力。倘若真的有仗义执序者，一旦问罪过来，岂不是拖人家下水。好坏还是一人承受，是故自序。

　　一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恰好也是改革开放“河东与河西”的分水岭。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昏睡百年的“中国龙”开始觉醒、舒展、腾飞。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对外开放伊始，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就提醒国人，打开门窗，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也会进来。一开始，进入中国的“不好的东西”恐怕真的只是些蚊子、苍蝇。但是，后来形势就不同了，蚊子、苍蝇发现中国“钱多、人傻”，便呼朋引伴，由此大虫、大鳄皆鱼贯而入，“第五纵队”迅速滋生且不断壮大。对外开放的局面由此日趋复杂，过去“摸着石头过河”而获得的经验，对于如今“过海”、“越洋”的实践，越来越捉襟见肘。在中国经济周期正处于下滑之际，恰遇世纪金融大危机，屋漏偏逢连阴雨。在内外因素相互激荡下，股指跳水，楼市萧条，企业倒闭，店铺关张，员工纷纷下岗，民工大批返乡。这在贫富加速分化、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地域发展严重落差的大背景的烘托下，夹杂着民族与宗教矛盾的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与尖锐，严峻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中国今日之困境，当是中国的发展思路与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60年，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其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可以先后集中到两大发展模式，一个是前三十年的苏联高度计划模式，另一个是后三十年的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大问题恰恰是前三十年偏执于计划，后三十年又偏执于市场；前三十年迷信苏联，后三十年迷信美国；前三十年恪守马列主义教条，后三十年恪守自由主义教条。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年之际，我们当然要大力宣扬30年来、60年来我们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我们当今面临的紧迫问题，回首我们走过的道路，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

　　就纵向而言，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国际地位提高。但横向来看，尤其是与日本、“四小龙”比较来看，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的人民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本可以更加和谐，我们的国家本可以更加富强；世纪金融大危机，我们的经济也本可以损失更小，社会也本可以震动更小；我们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我们也本可以更加主动；……而实际情形恰恰远不如人意。我们的社会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隐患，我们的安全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所以我们未来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影响我们在总体方面变得“更好”或在一些方面变得“更坏”的，有很多因素，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外资”。对外资的迷信、崇拜而忽视其消极作用是中国遭遇当前诸多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外资的确给我们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理念与氛围，尤其是给我们带来靓丽的GDP。但是，在今日中国，外资早就告别散兵游勇，呈现利益集团化、组织代理化、诉求政策与法律化，而且其行为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相关集团交织在一起，逐渐显露出其垄断、寄生与贪婪的本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跨国垄断资本在今日中国近乎无孔不入，无利不图，无往不胜。在世界，跨国垄断资本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在中国，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要挖掉中资企业的民族基础，要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主要的是要挖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在世纪金融大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持续衰退与低迷之下，在扫荡全球的自由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之后，在整个世界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保护主义愈发严重之际，中国应思考：严重依赖外贸、外资、外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以美为师”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日益棘手、紧迫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世界遭遇百年一遇的经济大危机之时，中国向世界宣誓，中国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苏联的高度计划模式，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道路。

　　二

　　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不仅来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与伟大的中国人民，也来自作为共产党与人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官员。民间流传：中国贪官巨多，一个连一个地抓，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抓一个，肯定有漏网的。愤世嫉俗者每说此话，总能赢得叫好，但我个人还是不尽以为然。2005年，本人被分派一个课题，研究《部门利益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刚涉及此题，一头雾水，到哪里寻求实证。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我私下调研过程中，得到了多个部门中众多官员的大力支持，他们给我提供诸多鲜活素材，很多是闻所未闻，有的甚至是骇人听闻。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官僚相对数量庞大，因此贪官的绝对数量当然不少。

　　近些年来，频繁游走于中国政治人丛，我的认知是，中国的官员绝大多数不仅有很好的知识素养，而且也有很好的道德水准，尤其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价值观一直得到较好地传承。相较于已经失去道德罗盘、失去自我反省能力的华尔街、华盛顿的那帮商僚与官僚，有着天壤之别。这是西方早就预言并急切期待“中国崩溃”而实际迄今仍然屹立不倒并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倘若中国政治体制能不断改进完善，那么这些具有很好知识素养与道德水准的官僚就能更好地造福大众、社会与国家。本书稿中有众多对相关政府部门与官员的指责批评，但我并不否认相关部门与官员的大多数、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家崛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2008”，中国人曾经给予很多期盼，而后却带给了中国诸多不幸。有天灾，有人祸，还有天灾夹杂着人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上，巨型天灾人祸曾经击倒过许多民族，但是中华民族持续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天灾人祸只能使这个民族更加成熟、更加坚韧，民族崛起的基础更加坚实。“2008”，一个非常特殊年份，清晰地揭示，人民群众是中国的真正主人，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一段时期以来，一度远去的英雄史观在中国又悄然出现，成形成势。不可否认的是，精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一个个精英在关键时刻，置个人安危、利益与家庭于不顾，为民族存亡，为国家崛起，奔走呼号。正因如此，鲁迅先生感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如今一些中国人，以精英自居，却无昔日精英之胸襟与作为，利之当头，难之面前，首先是为自己打算，总是把自己、家庭、家族与小团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为了个体与小团体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他们口口声声爱国爱民族，要与国家民族患难与共，私下里却将子女亲属悄悄送出海外，在境外机构开设不干净账户，有的还拥有西方绿卡，随时做好“弃船登岸”的准备。有的长期以来拿境外钱财，为境外提供数据资料信息，为境外利益代言，肆无忌惮。世纪金融大危机，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于国际场合承认，美国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但是，中国的亲美精英却一个劲地鼓噪，中国是这场危机的重要源头，甚至要承担20%-50%的责任。精英们肆意妄为在中国泛滥，虽然没有普遍成灾，但是在一些领域（如产业化下的教育、市场化下的医疗、产权明晰下的国有企业贱卖等）灾难已经出现，而且仍在不断扩散。

　　多年来，中国实际所奉行的社会经济路线是“打左灯向右转”。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先富起来的人群处于强势地位，原先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一部分已经成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与边缘，而中产阶层远不够强大，远不足以对社会稳定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两极分化的急速扩大中他们属于“失落的一族”，多数是左翼力量的同情者。近年来，经济上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社会对立日趋严重，左翼与右翼的理论、政策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利益基础的严重反差，决定了共识少之又少。而且在主管部门长期奉行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喉舌报刊依然保持沉默，这变相助长了本已是主流的右翼声势，铺天盖地的主要是右翼言论。“惟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到中庸”。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的深刻缘由，重要一点是高端决策多数时候是“执两端而用其中”，很好地克服了极左极右、忽左忽右。在利益集团于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日趋活跃的情形下，国家政策的公正、科学、合理依赖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平衡博弈。但是，环顾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强的超强，弱的过弱，政治博弈天平指针明显倾向强势集团。

　　在北京的理论圈子内，主流会议一般都有很好的礼品与可观的出场费，会议往往官盖云集，场面有时一个比一个奢华，直至令人咋舌。相比之下，那些被“贴牌”为左翼的会议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连顿饭都招呼不起，罔谈什么礼品与车马费。所谓“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说话”，对于当事人没有一点好处，因此是否为穷人办事、说话，是否认真为穷人办事、说话，全凭良心。正因如此，代表着长期处于弱势、未富裕的大多数的左翼，情绪化的言语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应特别给予关注的动向。在中国经济周期向下、弱势群体日子日趋窘迫、下岗不断增多、毕业即失业的情势下，中国决策者再也不能忽视左翼的声音。中国实现社会相对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出路首先在于左右和解。但是，无原则、无是非标准、无大义、无基本共识，左右和解何易？为此，舆论必须照顾社会大多数的情绪，决策应当向弱势群体倾斜，增加劳动就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节制资本无度与肆意扩张。

　　三

　　本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小时候从未觉察，那里的景色很美，山围着湖，湖中有山，有野鸭、菱角、芡实和莲藕，还有血吸虫和“水鬼”（后来知道其实是一种水獭）。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轮又一轮，可是那个倔强的乡村在现代化上至今也没有多大起色。我一贯认为，孤陋寡闻者莫过于我。上初中才见到手扶拖拉机，到县城中考才乘上公共汽车，到武汉上大学真正见到并坐上了轮船，还是“东方红”号。进大学第一个星期天，与一个来自河南商丘的同学，在长江大桥上看到了真正的火车。那同学一直表现得比我有见识，当时很惊叹，“如此庞然大铁，能在水面浮起行驶，不能不说是鬼斧神工。”这位仁兄早就不愿意提及，那段刘姥姥进大观园闹的系列笑话，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毅然下海，信誓以实业报国，如今在深圳置办企业，经营有道，日进斗金，世纪金融大危机丝毫没有延缓他赚钱的步伐。

　　儿时的同伴众多，放牛种田，成家生子，独我上了大学，还是重点名牌。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是值得炫耀的，“天之娇子”（当时说起一点也不脸红），没有学费一说，月有补贴，还有困难补助，虽然不算宽余，但是只要不找女孩子，也可以平静度日完成学业，关键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毕业后工作全包，重点大学还可以挑三拣四，如此当然神气活现。远不象今天的学子，为学费而愁眉苦脸，为恋人而挤眉弄脸，为考试而歪鼻斜脸，为工作而灰头土脸。尽管后来时事沧桑，命运多舛，尽管距离意想的成功目标还十分遥远，但是在跋涉的路途上，在有志者事竟成的努力过程中，每每提醒自己，不要忘本。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研究经济的学长，标准的主流精英，其讲话每每引起公愤。据好事者考究，该学长也出生乡村寒门，后来沐浴国家的阳光雨露，上大学，去海外，得洋“打狗脱”，身价倍增，凭借占得先机，终日里忙着给企业与富人打点，多年来难见经济学新造诣，却时而不时抛出莫名其妙的论点。前不久，学长又言：大学生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便宜。网友评论，此公太不厚道了，忘本啦！印度圣雄甘地教诲，要当心可令我们毁灭的“七种罪孽”：没有责任的享乐，没有劳动的财富，没有道德的生意，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奉献的崇拜，没有原则的政治。吾人当小心翼翼，引以为戒。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国家。对父母尽孝，对国家尽忠，天经地义。笔者的母亲是个非常普通母亲，普通得即便用大段语句、甚至整篇文章也很难把她与众多的中国乡村女性区别开来。母亲一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识，平日里总是围着柴米油盐打转转，专长就是洗衣做饭、养鸡喂猪。2002年我博士毕业，最后敲定选择北上北京工作，她非常高兴，直接向我提出要求，说等我安顿下来后，要接她来北京，去看天安门。然而，等我刚刚从异地初任培训回北京，还未正式上班，她就辞世了，非常突然。她辛苦一辈子，辛苦到最后一刻。我发表文章诸多，编写书籍不少，但是能拿出手的尚无。本书一开始我就认真打磨，就是要献给这个平凡的、默默无闻一生的母亲大人，今年是她的本命年，祝福她在另个世界平安、健康、快乐！今年又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本书若能在十一前出版，也算为这个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祖国母亲尽一份忠心。

　　江涌于紫竹院

　　2009年5月

　　阴谋论，还是谏言书？--评江涌《猎杀“中国龙”？》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晨

　　还是俗套式的从金融危机说起，因为这场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危机不但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而且以其强大的震撼力动摇着人们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信仰.图书销量排行榜为我们扑捉到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危机之前，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经济原则随着全球化一道，迅速占领了我们的头脑，于是乎，《世界是平的》这样普及自由经济思维的书籍便成为了各大图书销量排行榜的常客；而在危机之后，如《美国怎么了？》、《货币战争》等从各种角度解读、反思危机的书籍立即变得炙手可热，反思危机和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也如星星之火一般，渐成燎原之势。而江涌先生的《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一书，势必将为这燎原之火添加上更为猛烈的薪柴。相较而言，《猎杀“中国龙”？》一书没有了隔岸观火的疏离感，也抛弃了隔靴搔痒式的矜持，作者用真实丰富的素材、激情澎湃的语言、严肃严谨的态度、无畏直谏的勇气为我们呈现出了中国经济安全的全景透视，以此作为反思危机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最为可靠的依据。

　　20世纪80年代以后，信息革命为资本主义插上了新的双翼，使其飞遍全球。其中一翼是以商品和要素的全球流动为内容，以大型跨国公司为载体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翼则是以奉自由化、私有化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策主张。全球化的车轮确实在很多方面碾平了世界：接听美国客服电话的印度男孩、遍布全世界的中国制造、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汉堡……面对如此种种，人们不免产生“世界是平的”的幻觉，轻信新自由主义者“经济无国界”的谎言。而全球化在实质上是不对称的，商品和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同时，绝大多数劳动力却被牢牢限制于本国国界之内，技术的全球转移也受到国家严密的控制。全球化在跨越贸易和金融的壁垒的同时，却始终无法跨域民族和主权的鸿沟。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对于全球化的种种许诺不仅没有实现，相反却南辕北辙，渐行渐远：南北差距没有弥合迹象反而不断扩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日渐悬殊；发展中国家并未实现技术上的追赶反而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最底端……正如江涌先生在书中一开始就指出的：“公民有国籍，企业有国别，民族国家依旧是当今世界的基础”，因此“所谓'经济无国界'只能是一种畅想、幻想甚至妄想”。

　　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经济安全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名词，似乎只要有自由的竞争与交换，便能世界和谐，天下太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也是说一套做一套，在全球大力推行资源、经济战略，甚至不惜发动战争，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近来不断见诸报端的中美贸易纷争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美国所谓“自由贸易”的虚伪。因此，正确理解全球化的实质，摆脱“经济无国界”的误导，才能具备评判纷繁复杂经济事件的客观标准，树立正确的国家经济安全观。这也正是作者开宗明义提出“国家利益至上”，反对“经济无国界”的基本逻辑。

　　江涌先生在书中为我们细致描绘了中国经济遭受资源劫难、经济血脉受制于人的全景图：中国在石油、粮食、水、矿产及大宗商品等战略资源上缺乏清晰的战略，不仅受到跨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反而陷入“中国买什么，什么都贵；卖什么，什么都便宜”尴尬窘境；中国在“中国制造”遍布全球的同时，却在流通业、金融业等领域受制于人，跨国零售企业把持流通环节，跨国金融巨头控制金融领域，给中国经济发展升级蒙上阴影……大量真实和严肃的材料使得这些描述具备了振聋发聩的力量，中国经济潜藏着的不安全“隐患”让人触目惊心。当务之急，则须转变观念，提高经济安全意识。这也正是此书写作的旨意吧。

　　在反思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中，“阴谋论”式的论调似乎大受欢迎，从《货币战争》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阴谋到《美国怎么了？》中的新保守主义的政治阴谋。这大概不仅是因为这些说法能够对一些历史事件自圆其说，大概还在于读者对于“窥探内幕”的偏好，正如影视观众对于“谍战片”的钟爱。然而，“阴谋论”虽然精彩，但终究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初读《猎杀“中国龙”？》，书中丰富的“内幕”材料会带给你非常强烈的阅读快感，但该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使其与“阴谋论”式的推断不同，因而在阅读之后所引发的思考和震惊是无以比拟的。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安全的种种隐患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二是我国自身由于缺乏清晰战略指引和缺少有效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辩证的看，这两方面正是一个事物的内因和外因，归根到底，还是内因在起决定作用。因此，面对中国经济安全出现的问题，我们切不能只强调外国集团的贪婪狡诈、精明算计，而忽视对于自身失误的检查和改进。《猎杀“中国龙”？》一书，在列数中国经济安全受到的外来威胁之后，最终落脚在中国自己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标题之中大大的问号，正是对经济安全这枚硬币两面的准确理解。正因为如此，《猎杀“中国龙”？》一书不是借题发挥的“阴谋论”，而是作者发乎内心、认真严肃的“谏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