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货币之“锚”才能实现穷富之“变”
章林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户均人口约5人左右,当时“万元户”家庭人均收入约在2000元左右。1978年全国职工年均工资615元,那时的贫困线标准为100元,大约为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6。现在,针对发展中国家,国际通行标准贫困线是每日每人1美元,每年约为2500元人民币。当然,如果按1978年我国的贫困线标准,即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6计,那么,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9229元,今天我国贫困线的标准应该是4872元。
货币的职能,究竟有几何?
在普及教育甚至专业教育中,货币的定义依然大多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职能依然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马克思从商品交换关系中分析货币起源,立足于劳动价值论,认为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并在此基础上认为货币有五种主要职能。这在本质上讲,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加入了WTO,是在按照WTO规则行事了。
有关货币的论述,在西方货币学说史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货币金属论,二是货币名目论。货币金属论从货币的价值尺度、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出发,认为货币与贵金属等同,货币必须具有金属内容和实质价值,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贵金属的价值。而货币名目论从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出发,否定货币的实质价值,认为货币只是一种符号,一种名目上的存在。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货币金属论影响力日益减弱。当前在西方货币学说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货币名目论。在货币名目论者眼中,货币的基本特征是可接受性,即:能使某种东西变成货币的是它事实上作为交易媒介被人们接受并使用。
虽然,支配货币运动的始终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货币流通规律,但是,随着金银慢慢退出货币历史舞台、不兑现纸币和银行支票成为各国主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后,货币经济现象在表面上已越来越接近于货币名目论的解释了。
现在的10元钱,还是30年前的10元钱吗?货币一旦失去了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的职能,其支付能力将大为变化。
人民币发行,以何为“锚”?
我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它是不兑现的信用货币。《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逻辑上讲,就是要使人民币的货币发行量与GDP 同步增长,人民币的发行应以商品物资保证为基本依据,要以CPI为“锚”。
《人民银行法》是在1995年出台的。不过,不论是在1995年之前,还是在1995年之后,在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方面,我们总体上好象一直做得不大好。1984~1988年,我国名义GDP平均增长率是20%,而1984年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却达到了35%,而且至1988年一直超过20%。
1991~1996年,我国名义GDP平均增长率是24%,1994年是35%,而与此同时,我们货币供应量(M2)平均增长率却一直超过30%,1994年甚至高达48.9%。
另外,1994年我国实现国际收支双顺差后,外汇占款日益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重要渠道。2001年起,我国外汇储备进入大幅增长阶段。为保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2001年以来,我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规模越来越大。
我国外汇储备,从2001年末的2121.65亿美元,增长到今年6月底的21316.06亿美元,最粗略地按1:7计算,央行就需投放134360.87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若按货币乘数为5进行最粗略地计算,就可大概知道有多少天文数字的人民币在社会上流通。虽然央行可采取技术手段予以对冲,但对冲得了吗?
2007年12月11日,在参加《财经》年会“2008:预测与战略”时,周小川行长曾坦率地表示:对于过去几年国际收支平衡双顺差的程度和发展速度,坦白地说,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在以美元为“锚”进行发行时,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早已不再与黄金挂钩,美元失去黄金之“锚”后,美元的滥印早已成为现实。
1982年至1992年,美国货币增发年均8%;1992年至2002年,美国货币增发年均达到12%;2002年至2006年,美国货币增发年均已经高达15%;2006年3月,美联储宣布停止向世界公布其M3广义货币统计报告。而可资对比的是,在过去的13年中,美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2%。
只是,让人颇感困惑的是,这些年来,虽然美元的增发速度远大于美国GDP的增长速度,但是美联储将核心CPI长期目标控制在1%至2%之间的工作,总体上讲还是富有成效的。这奥秘何在?这关键在于二点:一是美元有着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强势地位;二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源源不断为美国提供的廉价商品帮了美联储的大忙。
超量发行的美元,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由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储备了起来。美国并不需要品尝超量发行美元而导致通货膨胀的苦果,这种通货膨胀的苦果主要是由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替美国承担了。
中国一方面承担了通货膨胀的困境,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如何将21316.06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花出去的困境。现在,在国际上我们不是想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贵吗?而且,虽然有了钱,但是依然买不到高科技。
人民币的发行在以美元为“锚”,美元的发行却早已失去黄金之“锚”,只是以自家的CPI为“锚”,在这种货币体系安排下,中国不可避免会遭受损失。
警惕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背后
金融是对内的掠夺,战争则是对外的掠夺。这是卡尔•马克思当年的话。然而,当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后,对外掠夺也可以是金融了。
金融是对内的掠夺,可理解为金融在转移财富方面所起的作用。金融转移财富的功能,一般通过通货膨胀来实现。在通货膨胀中,不仅仅是货币购买力的直接下降,还往往伴随着大量优质资产的贬值,譬如股票、国债、房地产等价格的急剧下跌。
财富转移的真正内涵,不仅在于“穷人”用于“活命”的货币购买力“缩水”,更在于“富人”在优质资产价格降到最低点时大量抄底收购。一旦经济好转,这些优质资产价格必然上涨,此时财富转移也就完成。这就是所谓的“剪羊毛”,本质上是“富人”利用经济繁荣和衰退过程所创造的机会,以正常价格几分之一就拥有“穷人”的财产。
穷人没有富余钱,仅有的钱往往只能用来活命,最多无非是争取如何生活得更好一点。而富人不光有活命的钱,而且还有用来“剪羊毛”的钱。活命钱与剪羊毛的钱,岂可相提并论?
穷人在经济波动中,要不至于被“剪羊毛”,关键之一就在于要有完善的社保体系。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前不久提出妥善解决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等,应当说都有这方面的积极意义。
当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后,这个“富人”与“穷人”,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穷人与富人间,更多地反映在国与国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穷富,体现在谁真正最终控制着货币的发行权。为什么中国提出须对美元发行机制上套,为什么要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人民币为什么要加快国际化进程?道理都在这里,力争中国不再做“穷人”。
注:此文已发《投资北京》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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