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采用手写活体书信这种传统联系方式
张阿泉（呼和浩特）
在“言而无信”的时代，龚明德兄坚持采用手写活体书信这种传统联系方式来保持与朋友们的沟通，依然疏离电话、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
龚明德兄的书信字迹俊逸、秉笔直书，富含书讯、文坛逸事与出版界内参，常有针砭时弊、刀过脓出的“高级牢骚”，读来往往痛快淋漓。全国各地并海外珍存着龚氏书信的文朋书友，恐在四五百位以上。这些书信很宝贵，都是第一手的原创素材，随手一摘就是金石文章（山东书话作家徐明祥君就曾参考和摘引龚氏书信写过长篇随笔）。
试举鄙藏一例。一九九六年，他筹备出版《新文学散札》遭遇瓶颈，无奈向各地友人募捐一些散碎银两解急，然不想回应者寥。后来，在寄我的《新文学散札》一书所夹带的信中，他写道：
阿泉兄：柒佰大洋之助，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我的十几位作者收我信后连信也不回，可能都以为我在索贿，因为多年前为他们出书均有几千甚至万上稿费。明德，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这几句白描而苍凉的话，略见出龚明德兄内心对人情冷暖的体悟。
再试举一例。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六日下午，龚明德兄给山东诗人袁滨写过一封信，大概是忽生慨叹，竟写得很长，且多有精彩的“激愤之词”，是龚氏书信里的珍品。现撮要选摘如下：
……我极少去单位，那儿是个容易产生烦恼（甚至产生罪恶）之处，常坐在那里“办公”的“人”多属闲杂类，见了就令我生厌。尤其是被“上级领导”看中了提拔并手中有点儿小权的东西们，更令我厌恶。不得已去听会，我或自始至终闭着双眼，或将英文名著原文复印一两页，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认并默诵。“六场绝缘”云云，骗人骗己，其实哪里做得到！“树欲静而风不止”。
最近，我读到安徽利辛县一位从不发表诗的巩静耕的诗集《最不受欢迎的文体集》，我也惊讶——中国还有人敢写一部这样尖锐的诗集。这诗集里有一首《颍水•许由》：“我们不知它已经流淌了多少年，也不知它是否还记得许由，这位隐士的祖师爷？当他听了尧想请他做官的话，不但不感激万分，反而跑到这里洗耳朵。多少次我走过河边，都会想起这个奇怪的人，而颍水却早已被污染得不能再洗耳矣！”
……我特爱这类朴实的东西。我虽然采取了“隐居”的生活方式，其实我极关注现实。如果知识分子不开口，这个中国会更加污七八糟。无论是祸是福，我们这些不想沾政权便宜的知识者、文化人应该说话。巩静耕的诗集里有一组写农村黑暗的今天，是长诗，我读了多遍，仍觉还可再读……《最不受欢迎的文体集》是自费印书，书价六点八元，我打算买几十本送给有骨气的友人们，让这些不安的好人得一点儿安慰。
真如巩静耕所言，我们很难再找到干净的“颍水”了……只有自己，还有朋友，大家努力营造一点点干净的书香氛围，否则，实在没法活下去。七八年前，我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上还有兴趣写几千字的长文《说真话，认真地活下去》，现在我是不想说话了。这封信写得这么多，多亏你的来信触及了我。
这是私人间的书信，拿来发表未必都合时宜，观点也未必都正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不伪装、不道学、不做作的话语是多么诚实、多么耐看，也多么有用处。而我们曾看过多少“观点永远正确”的话语，其实不过是“正确的废话”、“无意识的空言”。
尽管我不完全赞同在文章中过多地抨击现实（我不喜欢“牢骚太盛”，喜欢“放眼量”），但我深刻知晓公共知识分子讲真话对社会道德所具有的巨大建设意义。巴金晚年最重要的思想贡献之一，就是希望大家“说真话”。龚明德兄作为巴金著作的责任编辑，曾多次直接为巴金服务，也深受巴金“说真话”理论的影响。
正像龚明德兄自己所说：“我虽然采取了‘隐居’的生活方式，其实我极关注现实。”只有“爱之深”才能“痛之切”——我想，爱说真话（甚至观点经常有些偏激）的龚明德兄，他对国家民族、桑梓乡土的感情和责任，不知要比那些热衷于鼓掌唱歌、假话欺世、内里贪腐的人强过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