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内容摘要]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最易引发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加上政治危机，就是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危机；如被外部反对势力利用，对民族国家的生存力与发展力将是毁灭性破坏，将衍生为生存危机，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提出危机，不等就一定出现危机，而是要防止危机出现，应用中华民族的智商、情商、胆商，积极应对一切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关 键 词] 经济危机 政治危机 社会危机 积极应对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最易引发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加上政治危机，就是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危机。经济危机来临，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必须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团结一致，认清形势，忍辱负重，共同抗击经济危机冲击的同时，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创新、革新、改革，为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进步，奠定必要的基础条件。

 

    一、经济危机期间最易引发政治矛盾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金融危机”的表象不太明显，更多的是“经济危机”。GDP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12.7%下降到了2008年前三季度的9.9%，连续五个季度经济增速回落，财政收入、用电量、CPI和PPI等重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下降。它是在外部环境恶化、国内结构性政策调整以及经济内在周期的三重压力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危机。

对这次百年不遇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我国政府没有应对的经验，经济学界没有理论支撑，人民没有思想准备。GDP每掉1个百分点将失去100万个就业岗位，尤其是中小企业、个体户和无业者，没有能力应对危机带来的冲击。

在经济危机到来时，认识不清、办法不当、措施不到位，最容易激化其他社会矛盾。倒闭企业的失业人群、贫困人群、未就业大学生、没上岗的复退军人、流浪无职业者、经营因难的个体户、资金紧张激化各种经济矛盾与纠纷等，都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建国60年积攒的三农、城乡、社保、贫困问题，改革开放30年积存的医改、教改、房改、拆迁、征地、就业、干群、道德矛盾等等，可能在“偶然”、“意外”、“局部”、“个别”事件中触发群体性事件。回想2008年“瓮安事件”、“深圳袭警事件”、“重庆等出租车罢运”等，年末，互联网上“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被卷入‘人肉搜索’风波”、“江西新余、浙江温州干部出国考察变旅游事件”等。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与矛盾，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度思考。

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9日刊登《人民币别再“绷着了”》的文章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暗示说，美国可能通过“弱势美元”政策来提震美国经济。该文劝告中国适时让人民币贬值，原因是拥有硬通货发行权的主体如美国、欧洲和日本很有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在危机中保全自己，而它们这么做的结果是危害到没有硬通货发行权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难逃厄运。中国经济面临本世纪最严峻的挑战，若再出现西方国家集体贬值货币陷害中国，那将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危机的程度。

政治与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考虑经济问题时要洞察背后的政治因素，考虑政治问题时要洞察经济原因。中国政治学界曾对“政治”的概念进行了讨论，主要看法有^[1]：

①政治是各阶级为维护和发展本阶级的利益，而处理本阶级内部以及与其它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所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

②政治是一定阶级或集团为实现其经济要求，而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活动，以及实行的对内对外的全部政策和策略。

③政治是主要由政府推行的、涉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占主要地位的活动。

④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使用等。

由此可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危机是经济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经济矛盾的背后都有政治因素，经济危机最容易引起政治矛盾的激化。

 

二、我们党面临“三大政治危机”

所谓“三大政治危机”是指：执政理论危机、执政基础危机、执政道德危机。

 

1、执政理论危机，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即劳动价值论危机。虽然国家推行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但至今没有权威地推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出版的《劳动交换价值论》没有得到认可，没有普及。

然而，2005年《高校理论比较》第九期和《经济研究》第十期发表了82岁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掀起了全面反思改革，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浪潮。中国一批著名的大学双语教学和培养国际型经济类、管理类人才的机构与机制撤销，事实上再次打击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基本认识是：资本家剥削，使劳动者的购买力和社会总消费能力小于社会商品供给造成的。而今天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却是工人收入过高，使企业生存竞争力下降所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解释不了现在的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不但要批判地看待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也要批判的看待马克思这个人，他是个人，是个伟人，但不是神，马克思也不可能什么都对，马克思理论也有精华^[2]。需要按照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实际和实践，进行批判地修改和补充，尤其是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甚至可以按马克思理论精华另起炉灶。

当初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批判19世纪的资本主义，我们已进入21世纪信息时代的后工化时期，我国主要任务是建设工业化、信息化小康型社会主义，我们只有既看到马克思的正确方面也看到他的历史局限性，才能做到既有继承、更有超越。

同理，也要批判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要批判的看待西方的当代文化，继承与批判人类创造的文化，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简单、绝对地“对与错”、“黑与白”的判断与做法，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历史地看任何一代人，都有当时的辉煌，也有其局限性，相信中华民族一代更比一代强，社会不断进步，中国复兴。人人希望看到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不盲从权威、著典，要敢于挑战。

 

2、执政基础危机，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基础危机。

（1）阶级基础危机问题。在党的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上，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后，加了“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但其核心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战争年代，我们党只把农民作为“联盟”对待，没有把农民当作其主体。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和军队。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以工业社会为对象的政治理论，在中国有着先天不足的缺限。

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人阶级已经不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了，农民反而是中国落后生产力（没有实现现代规模生产）代表。从实践上看：

①发展的新党员，从数量上又主要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在校大学生；

②从引领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力量看，也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高级知识份子和技术人员；

③从7000多万党员结构看，绝对数也不是工人和农民，占比最大的是公务员，国家机关、军队、司法、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④从社会权力分配看，更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各级干部；

⑤人工与农民中的党员，尤其是外资和私企的工人党员，既没有成立党的组织，又没有过组织生活，许多党员组织关系与人是分离的，没有党员发挥作用的平台，农村中的党员，只要没有任职、没有发家致富，与贫困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

（2）执政基础危机问题。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一是“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其内涵已发生根本变化；二是“无产阶级”是否应该成为“有产阶级”；三是新的经济体制下，是否仍然以财产多少来划分阶级（阶层）；四是统治阶级与专政对象是谁，统治阶的构成可以不去细分，但一定要明确向谁专政；五是“专政”的含义也应与时俱进，敌我矛盾少了，防贪腐、防失德的任务重了；六是“和谐社会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是不是冲突，应该摒弃的是什么等等。似乎又是理论问题，其实是治国的方法问题。

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专政的对象，台独、藏独、东突等分裂势力，肯定是国家专政的对象，至于用什么办法和形式专政，另当别论。在和平建设时期，除国家分裂势力外，敌我矛盾已不十分明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体现的又是经济矛盾。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这种人民内部矛盾又有新的表现形式。可惜的是，改革开放后，我们没有对人民内部矛盾深入研究，并对全党全国人民提出清晰的线条，而经常是在回避矛盾。

在我党的历程中，毛泽东同志始终在做这一重要研究。如：毛泽东同志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38年5月26日的《论持久战》、1949年6月30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56年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关系中华民族的大势、大事的分析与判断，指导全党、全国人民的前进道路与方向。

体制内的学术机构与学者的研究，受到各种因素制约，有些时候他们研究些真问题，真实的东西反而上不了台面，反而要冒极大的风险。如：

①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硕士）给国务院总理的一封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②2004年7月28日继三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的论点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第二部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又问世。

③国务院发展研究部副部长（中国医改课题负责人）葛延风，2005年7月29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等等。

除社科院的研究外，李昌平（说实话的学者型干部）和葛延风（说真话的体制内学者）不知承担了多大的压力与风险。社会上不入流的专业学者的研究，大多能说真话、实话，但最多只能在网上发表，对社会基本没有影响。

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仅需要大量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为国家体制服务，需要听取清华、北大教授们的分析，也需要听取民间学者的声音。民间学者们扎根于老百姓，虽然学术性差，但了解的情况真实，没有体制约束，思想开放，更能体现基层群众的呼声。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中国共产党除执政外，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只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党的执政基础，当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党不知道，并且不批评、不反对，党就失去了执政根基。执政74年（1917—1991）的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近些年来，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尤其是对党的干部的感情没有过去深厚，甚至有反感情绪，这就是党的执政基础危机。

 

3、执政道德危机，是指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组织与干部的道德信任危机。

目前，人民群众对党的干部道德评价与信任危机，对政府的道德评价与信任危机，对媒体的道德评价与信任危机，对整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道德评价与信任危机。

现在的意识形态主流在慢慢演变着，我们的一些官员，欲望太多，期望值太高，每天为了权和钱而处心积虑，活得很累，败坏了我们的政风、党风、社会风气。这些人的价格取代了价值，成败取代了是非，享乐被放大，真理被放逐，意义被解构，高尚被删除。2008年，不管是河北三鹿集团的食品安全事件，还是山西尾矿库溃坝事件，透视出社会道德危机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尤其是干部贪污与腐化、利益部门化与集团化、经济行为缺德与失范、社会人群之间与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信任，是交往双方各自的个人因素的结果，是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3]；也有以社会制度为出发点，认为信任是社会结构及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4]；也有将信任理解为人际关系的产物，是由人际关系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5]；也有将信任理解为对情境的反应，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与行为；或认为是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道德和习俗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6]。霍斯莫尔(Hosmer)给信任提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他认为：“信任是个体面临的一个预期的损失大于预期的得益之不可预料的事件，所做的一个非理性的选择行为^[7] ”。

现代人类道德危机的症结何在呢？从表层上看，可以说是“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一切服从于自我价值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8]，而在“自我为中心的道德价值观念中，一切都被置于从属的手段或工具性的地位”^[9]。那么为什么会把个人的利益置于他人、社会之上呢？为什么会把个人利益当作一切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呢？万俊人先生以伦理学家的睿智深刻地指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及其道德生活的现代性特征在于现代人类的道德意识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如果说，人类传统的道德意识结构是一种完整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道德人生观结构的话，那么现代人类的道德意识结构不仅恰好与之相反，而且呈现出不稳定或紊乱的结构状态^[10] 。”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种道德意识结构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真正宗教信仰的缺失，真正宗教精神的失落。信仰的失落使个人无法找到“终极关怀”，无法实现生命的根本转变，从而沉沦于各种欲望之中，永无休止，个人利益的追逐变成生命的唯一意义，自然也就无法、无暇正确认识自身存在于其间的整体世界和各种关系，无法获得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世界、社会、他人乃至人伦关系都仅仅成为达到个人利益的条件、工具、手段。个人由于丧失了和整个世界的丰富完整的联系而使自我成为单向度的占有财富的“挣钱机器”，道德危机也就在所难免了。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统治中国2000多年，有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伦理美德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文化基石。但儒家思想毕竟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思想体系，毕竟只是人类文明成果中的一种，与人类其它文明相比互有长短、各有千秋。在当代中国道德建构时，应有广阔的胸襟、高远的目光，用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作为我们道德建设的宝贵源泉。

这里没必要细论、抖露干部、组织、企业的社会道德问题，重要的是找到道德与信任危机的原因。回顾建国60年我国道德建设，其主要原因是：

①新中国60年来，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优良品质与封建社会丑恶、反动、落后的东西混为一谈，一概否定。甚至割裂历史，没有批判地继承。

②建国60年，始终是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展现的稳定与静默，淹没了社会公共道德养成与个人道德修养的社会需求。

③中国社会管理，对社会没有分层，对人民大众没有分类，社会公德、个人道德的社会需求没有区别对待，对干部宽松、照顾过度，对普通民众要求过高。

④60年代树立起来的雷锋精神，只强调其爱党、爱国、爱社会一面，背后华人特有的感恩品质没有突显，并试图把全社会的青年，个个都培养成活雷锋。

⑤“政治正确就一切正确”的社会判断，没有把个人修养、道德规范、社会法律底线三者结合起来，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社会精英人群示范效应反而不佳。

⑥建国60年，始终没有在理论上更新和调整国家理论，没有厘清政府与人民的职责和义务，人民的责任和义务无边界，党和政府的权利也是无限大，实践上以“为人民服务” 一句拢统的话来解释，中国党和人民、政府都没有实现“现代化”。

⑦社会组织行为，没有强化其社会责任和道德形象；个人行为没有强化职业道德诉求；整个社会缺乏诚信、诚实规范，中华民族的诚信资本所剩无几。

⑧公共资讯弥漫虚假信息，报纸上登的有假新闻、干部在台上讲的多是假话、上报有水分的假政绩、统计出的是假数据、老师甚至父母也在骗孩子。

⑨对宗教认识偏颇，建国60年对宗教传播限制过多，而对现存宗教的管理与渗透不够，思想上对宗教意识形态与党的世界观相悖过份抵触，制约了宗教对社会稳定和管理有益的作用正常发挥。

⑩我们党在和平建设时期，与战争年代一样，冲锋在前，站在一线指挥一切、领导一切，背负了许多不应该由政治组织应该背负的责任和义务，全社会所有阴暗的东西，似乎都是党的所作所为，“好事不出屋，丑事传千里”的社会负效应影响着全社会道德与信任指数下降。

社会信任关系可以减少社会行动的交易成本，并使经济生活的高效率成为可能，而且还能够造就大型经济体形成，从而增强国家经济的竞争实力。社会资本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信任和社会网络。这两种基本形式是相互依存的：信任在社会网络中产生，又是社会网络的“软件”；社会网络是信任生成并发挥作用的基础，可以说是“硬件”的支撑。中国传统的“五伦”，其实，就是所谓的“社会网络”，而说明这五种人伦恒常道理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无一不是“社会网络”赖以正常运行的软件。

儒家十分重视诚信品德。但诚信不是中国唯一的和最高的价值取向，在中国还有比诚信更高的价值原则，那就是仁义，信守承诺，必须以是否符合仁义作为标准。不独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信、义是应该贯穿于五伦的每一伦之中的。五常之中的仁义礼智信，五者也都应该是以仁德为统领而又必须是互相包融的。

由于，中国社会道德与信任水平低，中国社会已成为“低信任高成本”社会，即政治成本高、经济成本高。这种“高成本”本身就是社会危机之源。 

 

三、经济、政治危机的叠加就是社会总危机暴发

2004年9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公布他们的《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研究报告时，2010年这个确切年份的出现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81位来自境内17位来自境外，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有77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占调查人数的66.23%。

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盛世危言”。而2009年的春节来临之际，本人再次提出“中国社会危机”说，不是说危机就是在眼前，而是要说明“中国‘高风险社会’已经来临”。

    从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一直到2008年的一连串事件。无不说明，中国党和人民，全社会都必须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以防不测。

未来五至十年，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性风险。要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因为，“胡温体制”亲民、爱民的行为与政策，基本上做到极致，从总体上缓解了矛盾激化，但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没有市场经济地位，经济全球化与低端的产业构成，世界过高期望与过多打压因素，普遍提升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将使中国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

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只有硬打硬上了。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申报”的廉政建设并不重要，但公布本身则意义重大。终于开始了——尽管不是在北京、上海，不是在重庆、广东，但总算在中国土地上的廉政建设实实在在开始了。

我们不能“一朝破蛇咬，十年怕井绳”，在危机面前，不仅需要智商、情商，更需要“胆商”（创新与勇气）。例如：不能因为美国金融创新给世界创造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与损失，而彻底否定金融创新的正面效应，对我国金融产业的发展严加限制，不敢涉足金融创新业务，那将是错上加错。在理性认识、监管得力、可控可调的金融创新，我国仍然要大力开展金融创新业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坚定而清晰地描绘出建党和建国两个“100周年”时的伟大目标时，特别强调“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三不”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战略，是未来几十年我国发展的总方针。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胡总书记的讲话也不能片面理解，“不动摇”，不等于不改革；“不懈怠”，不等于乱作为；“不折腾”，不等于不创新。尤其是要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改到现在，必须由政治体制改革为其开辟新的空间，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要优先于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深入下去。

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很多人认为就是“改旗异帜”、“走邪路”。不能这样狭隘地理解政治，按孙中山先生给政治的定义，“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从“众人之事”出发，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事可以做。例如：

①把中国财政体制理顺，税收体制调适，把财政的钱公开、公平、公正地用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率与效益，就是中国最大、最现实的“众人之事”。

②把中国自然垄断企业利润分配，垄断产品和服务价格调适，垄断企业高管的工资管理等，就是中国公民早就想做的“众人之事”。

③把中国党政干部的工资水平调高一些，把必不可少的公务消费折价包干给个人使用，取消公务招待、送礼进贡、公款开会旅游、公费出国旅游、公车私用等。这是中国最紧迫、最需要的政治。

④在中国基层单位，废除党委、党组成员少数人任命干部机制，实行党委领导下，实行“多选一”的竞争、招聘等公开选用人制度，这是中国最根本的政治改革。

⑤对全社会人才细分类，设置公平、公开的进人门槛，取消不必要的行业等限制，让人才流动起来，减少“人才浪费”与“低能高用”等不合理现象，这就是百姓的政治。

⑥给中国“高知与高技能”人才全社会最高待遇，鼓励、发现、培养创新人才，给予宽松的环境，促其脱颖而出，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政治。

⑦对“三农”给予最优惠的政策、最贴近的服务，让城乡资源流动起来，切实解决“三农”问题，这是中国未来30年最大规模的政治。

⑧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进行全面更新改造，浓缩与总结建国60年的经验与教训，吸取全人类有关政治、经济理论之精华，完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理论，这就是政治改革的前提与先导。

⑨畅通民众与党和政府的信息沟通渠道，建立社会发泄平台，改革新闻与出版体制，资助学术性期刊的生存，形成一个包容与宽容的社会氛围，这是社会政治和谐的必要手段。

⑩中国目前存在的高等教育问题、职业教育问题、大学生与转业军人就业问题、企业发展升级问题、金融创新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能源问题、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国家领土与领海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道德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等等，都是中国的“众人之事”，都是政治。

中国党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危机中“变迁·角色·责任”三个关键词的内涵与外延。

世界是矛盾的世界，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有当时当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矛盾，危机只是矛盾比较凸出、问题比较严重罢了。一个危机意识强的人，一般不会出现危机事件，即使出现危机事件，也不会慌乱。一个没有危机意识的人，就可能遇到危机，并被危机吓倒。国家也一样，提出危机，不等于就一定出现危机，而是要防止危机出现。前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直接动机就是“穷则思变”，就是“穷”的危机意识逼出来的“变”，“变”就是“变革、改革”。中国的政治有矛盾、有危机，也需要“变革、革新、改革”了。但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有一定的区别，它必须有一定的智商，推行改革要有一定情商，选择与决定改革更要有一定的胆商，“三商”之和才能顺利的变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