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吴鹏）：如果评选年度最火词语的话，“山寨”一词肯定位列前三。从山寨手机到山寨电脑，从山寨服装到山寨春晚，有的地方修了个仿古城楼，被称为“山寨版天安门”，有的人长着一张明星脸，被称为“山寨版赵本山”、“山寨版周杰伦”，仿佛是一夜之间，神州大地无处不“山寨”，俨然形成一种山寨文化。一日王志纲与朋友在粥店喝粥，谈到这个话题，王志纲颇有兴致，随即侃了一通他的看法，笔者觉得挺有意思，记录下来，与朋友们分享。

    王志纲：

    在我看来这种“山寨文化”的兴起是对如今过于狂热的品牌拜物教的一种嘲弄和颠覆。

    举个例子，前天我在昆明五星级酒店里演讲，临时发现没有带合适的衣服。走到楼下名牌店试了一件便装不错，我想在这种地方肯定宰人，3000、5000也只能买了，谁知一问价钱真是让我吓了一跳——19800元，我说：“你这不是宰人吗”？服务员理直气壮地回答：“先生这是品牌店！”。

    后来有朋友马上跑到对面商店买了一件类似的衣服，大家都说不错，但只花了几百元。由此我发现，有些所谓的品牌，已经远远偏离了其物品本身的价值，将所谓品牌价值，虚拟价值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说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还算可以理解，但偏离它原有价值的几十、上百倍、甚至上千倍就只能称之为疯狂了。所以我想，山寨这种现象之所以很快在各行各业蔓延，大行其道，并且受到大众的追捧，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积极意义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山寨文化的兴起实际是对严重偏离自身价值、虚拟的、泡沫化的、暴利的一种修正，是对高高在上的话语者、对权威的一种嘲弄。

    山寨不是水货，更不是假货，从质量上而言，并不比品牌差多少。比如说山寨手机，功能差不多，甚至更全，品牌机要3000，山寨机只要500，而芯片都是同一个厂生产的。再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做高尔夫球会的后来也做起了球杆，他的产品就出自生产Honma等知名品牌球杆的同一个工厂，同一批工人加工的。但是人家贴上牌子就是10万一套，他这个牌子就只卖3000。他说就是因为不服气，成本并不高的东西，为什么卖到了天价，所以他才自己生产球杆，而且很好卖。我们戏称他这也算是山寨球杆。

    我们应该承认品牌的价值，有其技术含量，并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和文化的积累，即便是同样的产品，它们也可以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这些虚的东西，应该承认他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应该是多少？应该有个度，太过了就不正常了。我看这些年某些品牌的价格，与华尔街这些年的股票一样看涨，泡泡越吹越大，越来越被神化。可能某样东西的实际成本千分之一都不到，价格主要成分都是附加的，硬加上去的。正是因为这种泡沫已经严重偏离了正常的价值规律，才有山寨商品的产生。

    说白了，除了买宰的心理之外，每个人对于商品的价值都有一个标准。山寨产品的走红正是商品回归自身价值，回归使用属性的一种表现。品牌产品制造的泡沫越大，山寨产品腾挪的空间就越大。

    再比如说春晚，为什么会有山寨版的春晚出来？由于央视的垄断地位，没有竞争，又拒绝变革，春晚已经越来越让人感到失望了。湖南卫视曾经一度向央视发起挑战，但是被强制打压下去。央视一方面逐渐平庸，另一方面价格却在节节上升，吹个大泡泡。这就是垄断行为导致的泡沫。在媒体没有放开竞争的时候，这一现象很难得到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山寨版春晚对此进行无情的嘲讽。由于网络的力量，山寨版几乎不需要成本，民间明星们自发聚集在一起，优胜劣汰选出来的。

    “山寨”带有一种江湖和草根的气息，山寨文化的走红也反应出这个时代给了人们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如果没有模块化芯片，山寨机也就不可能跟品牌厂商叫板。如果没有网络，没有唾手可得的影音资源，山寨版春晚也没有可能。在原来的时代，这些品牌都有难以撼动甚至难以企及的优势，所以他要求买家为这种优势埋单，没得商量。但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优势已经被大大缩小了，他如果不去开发新的优势，还要求买家为他那些已经岌岌可危，有限的优势付出超限的代价，大家当然不买他的账。

    所以说，山寨产品的走红和山寨文化的兴起是一种价值规律的体现。当然，山寨中也有粗糙的成分，但是他很鲜活，很生猛。假以时日，说不定从今天的山寨中也会成长出新的品牌，到时候又会产生新的山寨来向他发起挑战，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岂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