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

 

    这个阶级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个特殊的问题，直到现在这个党还没有学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有这个棘手的问题是因为一方面国家要实行现代化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要把知识分子改造得令他满意又似乎不大可能。

    一—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

    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议论纷纭的主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  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个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第一节从传统的“政治动物”转向现代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行为思想的演变

 

一、文化传统

    佩里·林克(Perry Link)在谈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这些观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分子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不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着手做起，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默尔。戈德曼(Morl Goldman)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的概括：在儒家文化的传统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相当重要的，他们在道德、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功能。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发言人、国家的公仆、统治者道义上的批评者和道德的倡导者。他们的这种特殊地位使他们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又成为传统价值的维护者。[①]

    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密切认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明显特征。这种认同关系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学而优则仕”。这一特征起源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对知识的尊重，起源于中国的“仁政”文化。儒教强调指出，人性是可以从道德上加以改善的，通过适当的伦理教育和规劝，可使一个人成为有道德的人，随着其自身修养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导致与家庭、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中国的“仁政”要求统治者依靠美德来治理天下，非如此不足以顺乎“天命”，保持国泰民安，因而也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从事伦理教育和规劝的必然是有知识的人，理解认识统治美德的，也只有那些儒仕们。因此，知识分子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地位，最终被赋予一种统治力量，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有理由，也有愿望使国家发挥他们的才能。他们接近权力中心，指导公众，是统治者与人民的中间人。

    中国的文字也是使知识分子成为统治者这种特权的一个原因。费正清和戈德曼都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汉语本身是一种极难学的语言，因而几乎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它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而不仅是一种社会工具”。它不是中国农民借以获得知识和真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因此政治就成了学仕们的奢侈品。文人学者是天生地、或者依照传统与国家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总之，在传统的中国，“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中国学者的社会角色和西方学者的社会角色是大相径庭的。一个西方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之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②]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们立志于仕途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中国士大夫关于个人角色的传统观念阻碍他同其他人结合成独立的政治组织。中国的传统政治观念把一切独立的团体、一切的集体行为都视为一种威胁，因而极力加以压制。同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群体而行动的，群体的权利从来没有被制度化，群体行动被视为是具有破坏性的。由于他们贝能在意识形态上得到承认，而没有制度化的地位，同时又没有像欧洲那样的避难所，没有不同信仰的宗派冲突，也没有教堂同国家的分裂等等造成的分歧，因此，知识分子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共团体或自治组织去充分施加他们的影响。在心理上，群体行为也是令知识分子反感的，因为它降低了士大夫个人的身份，而士大夫却必须以这种个人自主性所带来的自豪感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的依附性的心理补偿。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出现政治和经济危机时，知识分子们只是非正式地联合在一起，表达他们与政府的不同观点。或者，他们与权势者结成同盟，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而这种同盟在派别斗争中非常容易形成，知识分子们寻求政治地位，而各政治派别也通过他们寻求支持。[③]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讲到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地位时，是指他们具有这样潜在的力量，而实际上，总的来说，知识分子中真正能够踏进仕途大展身手的机会是很少的。大部分人都在当官不成的时候从事教书的职业，但这种职业收入微薄，他们的经济基础大大地妨碍了他们在道德上的义务，损害了其政治批评者的独立地位；知识分子最后一种职业选择就是留在家乡，组成地方绅士，反对苛政，保护地方的利益。[④]

    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间的这种密切的认同关系很早就存在了，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商代政治实体。经过以后各朝代的不断努力，国家发展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了旨在发现人才、利用人才的荐举、考举制度，文官差不多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取录的。

    在中国的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如朱熹和王阳明等，都有做官的经历。在近代历史中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种知识分子与国家密切相关的情况。第一，19世纪的中国学者接受外国思想并开始改革的进程非常之慢。第二，当旧秩序崩溃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精神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无论是改革家还是革命家，差不多都专心致力于“救国”。他们都仍然向往于国家。在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发生了一种分裂，胡适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主张按照西方的模式，学者不参与政治，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伟大批评家鲁迅鼓励批评和出版自由，都是为了社会秩序的进步以及运用国家权力，决不是从政治中撤退出来。[⑤]

    从知识分子与国家间的这种密切认同关系中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后果。首先，即在经过了严密的考试制度和成为统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后，这些人就都成了经典学者或保守派，成了具有服从性的学者和思想家。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到20世纪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儒家学士，因此，这些人要维持现状。这也就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保守、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⑥]

    其次，由于知识分子必须同某个派别的领导人结成一定的同盟，这样，他们便会在某种程度上陷人身不由己的境地。知识分子不同观点的表达，即使是学术性的作品、理论性的文章、意识形态领域的探讨，没有相应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都是不能持久的。由于知识分子表达自己的能力取决于派别斗争及其政治庇护人的容忍，因此，他们对政策施加影响及提供自己的计划的机会必定是短命的，因为他们的庇护人的斗争和利益在不断地变化着：此外，对立的政治派别也会尽力地驱散或反对他们。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各个政治派别都试图利用知识分子避免公开的冲突，并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知识分子的争论只是推延了冲突，而不能避免冲突。一旦某一派想要战胜另一派，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无情地导致主要倡导者的权力斗争，进而导致他们的代理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在这种斗争中，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牺牲者。[⑦]

    与上述同国家间密切认同行为相关的另一个行为是，知识分子还是统治者道义上的批评者和道德的倡导者。既然他们掌握着真理，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就有权对社会发表自己的看法，无论他们是当官的还是不当官的，都把自己视为道德法庭的主判，敢于不计后果，甚至冒着遭到惩罚和处死的危险，把发展方向引向应当去的地方，而不是正在去的地方。同时，他们对百姓的福利也很敏感，容易为统治者的压迫和腐败所激怒。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高风亮节的儒家士大夫曾是专制帝王的不共戴天之敌。但由于上面所提到的知识分予保守倾向的原因，他们改革朝政的热情以及坚守信念所产生的动力，都是为了重申和维持传统的政治形态，而并不是要改变它的基本前提。[⑧]

    在中国，“清议”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表达自己思想的行为，是一些知识分子一起为精神复兴而奋斗的“非正式的集团”。这种“清议”通常在发生政治困境或继承危机时出现。这些事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组织起来，解决在他们看来是由于政府或统治者的失误而导致的错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便改变现实。一个著名的“清议”运动发生在19世纪清末时期，当时的这种团体是由受过人文主义教育、在政治上处于中下地位的年轻官僚组成的。他们也是在世代的冲突中形成的，以便得到由于受到政府中年老的官僚阻碍而受到挫折的提升机会。他们要求光绪皇帝把年轻人提升到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精神复兴，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还认为，政府有必要赢得公众对意识形态的支持以使政策能够贯彻下去。他们利用论文、思想辩论、历史、文学批评、诗歌、戏剧等方式影响公众及决策者的思想。在人民共和国危机时期，这种“清议”为知识分子的非正式组织提供了榜样。它是共和国知识分子批评的预兆，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对毛的批评。[⑨]

    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儒教并不从法律上保护忠诚的反对派，而是从意识形态上为之辩护。在西方，批评政府的错误行为，是知识分子的权利，而不是他们的义务，在中国则不是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权力，但根据中国的政治文化，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这样做。因此，在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忠诚和对信念的忠诚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知识分子批评政府偏离行为的思想及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政治变化的先决条件这种传统，由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下来了。即便是那些强调经济发展的自由化知识分子也认为，思想的表达终将导致政治领域的变化。同样地，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相信，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着力量与道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发表议论是出自他们的良心，是他们的义务。但也有不同，即当领导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原则时，他们无法缩进自己的书斋或躲到山里隐居起来，追求学者或艺术家的清高生活。在当代中国，他们不能置身于这个制度之外。[⑩]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批评多采用隐喻的、间接的方式，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文学，如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这种批评方式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继承下来。用隐晦的方式提出批评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在苏联，类似的活动也用伊索式的语言。中国所特有的是，这种方式不独为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所采用，以便绕过审查，高层官员们也运用同样的方式。甚至提倡公开冲突的毛泽东自己，也用一种半隐晦的格言来表达他自己。政治领导人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同盟都担心公开的冲突会毁掉政权。毛主义者和党的官僚都寻求保持一种表面上的一致。如同在传统的制度中一样，这种间接的方法是为了防止派性的瓦解，为政策辩论提供一个机会。[11]

    派伊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认为，幻想与幻灭的周期性的紧张是中国政治的特征，这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知识分子一直力图使自己现代化以便进入中国政治的核心。他们不断地为政治必然属于知识阶级这一不可遏制的信念所驱使。这表明，即使最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继承了中国政治的伟大传统。但是，现代化虽然会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却不一定有利于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安全与稳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统治者疏远了，他们对统治者的道义上的批评是出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结果。他们天然的表达能力有助于突出中国政治的残酷性效果，因为，由于被拒之门外，知识分子将政治描述为由幻灭和疏远所笼罩着的愚昧的过程。在五四运动表明共和政客缺乏爱国主义之后，在昆明的教授和学生宣称国民党腐败无能之后，在毛泽东宣布不再有百花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表达他们的感情的。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的潜能几乎完全局限于对黑暗现象持不满态度的角色。由于无法贯彻他们自己的计划，否认任何有力的建设性方法的可能性，他们便集中于中国统治者的道德与人格的缺陷上去了。[12]

    五四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次运动试图创造一种西方化的新文化，作为解决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出路。五四的知识分子不仅是时代的最强有力的和最敏感的代言人，而且还从意识形态上为推翻旧制度和1949年的革命变化作了准备。

    重要的是，在那些政治形势混乱的年月里，一些与任何政治团体无关的非官僚的知识分子组成了强大的知识与文化组织。由于政治权威的衰竭，也由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为自己的行动应是自由的、不受政治控制的。就是那些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如中国著名的作家鲁迅，也信奉主张多元论、公开辩论和知识分子自治的“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运动还造成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被疏远，他们像传统的“清议”团体一样也参与了政治活动。他们虽然对自己的国家已经失去信心，但并不是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因没有根基或悲观厌世，而退出公众事务。相反，他们努力把自己同社会与人民联系在一起，他们至力于中国的政治复兴和统一。这样，思想独立但参与政治活动的“五四”传统与早先的“清议”先辈们，就成为l949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而深受西方影响的胡适和他的自由派学者们，则主张按照西方的模式，学者不参与政治。不管他们其他方面的思想如何，就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特征而言，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但他们传统的决裂也不是彻底的，当日本侵略中国时，即便是他们也在政府里作起行政官来了。

    同时，另一种分裂也发生了。在孔孟之道时代，学者训练出来就是从事公务的，即“学而优则仕”，可l9世纪以后革命的作家们，则将矛头指向社会的弊端和不轨行为，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与从事公务背道而驰的阶级中成长起来的。总之，传统的知识分子现在分裂成两部分，从事公务的和从事公开批评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共以新的国家权威来统治文艺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各式各样的中国自由派爱国者都参加到革命中来，他们对国民党缺点的攻击态度，自然地导致他们对中共方面出现的各种缺点也加以批判。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要求回避那种以暴露阴暗面为能事的做法.这种要求独立于政治控制的自由主义精神导致了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13]

    迈斯纳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还塑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另外两种思想特征。第一是民族主义与在文化上对传统的背叛这二：者令人不可思议的结合，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特征来源于知识分子从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它反映出一种希望中国在那种为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支配的世界中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的民族主义愿望。他们的反传统特征，来源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将是否有助于维护国家和使国家强盛作为判断所有观念制度的价值的标准，由此他们必将得出如下的结论：首先，为国家自强于现代世界之林所必需的价值观念必须从西方理论和西方思想智慧中去寻找，因为正是西方理论和西方思想给世界列强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其次，由于传统的中国信仰和价值观念不能服务于使国家强盛这一根本目的，因而必须予以抛弃，这也是前面结论的引伸。

    第二是中国知识分子极端相信观念是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并且始终认为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必然先行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毫无疑问，强调(和过分强调)观念，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观念的重要性，是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中这种趋势的强度和密度看来都是空前的，它意味着某种强调意识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的普遍倾向。[14]

二、继承与革新：l949-197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伟大的变革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摈弃了过去，也摈弃了过去对传统和合法当局的尊重。但是，他们发现，纯粹个人抗议得不到真正的慰藉和满足。旧时的君主政体被推翻了，但议会民主制却没有成为一种有效的替代物。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心理上说，他们追求必然和肯定；从政治上说，他们渴望安定和效率。由于旧中国天下的崩溃以及使人蒙受凌辱的西方入侵，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从历史上说受到，挑战。以上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毁灭自我意识和建立自我意识那些惊心动魄经历的反应，而建立自我意识，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改造的核心内容。[15]

    卡罗尔·哈姆琳指出，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对朝代的忠诚，在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潮流中演变为一种将对民族的忠诚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的爱国主义思想。在1949年以后，这种国家主义很适合于“列宁主义的神话”，即党的利益就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党是无所不能、一贯正确的；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忠诚和服务应该属于党。在现实中，党为了实现这个神话，对社会实行了全面的控制，对知识分子从思想到组织都采取压抑的政策。由此形成了一种对传统学者一官员的现代看法——人们可以将他们称为代表既成体制的知识分子(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他们在心理、组织和经济上高度地依赖国家。新中国的国家政策一直在强化知识分子的这种角色，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也相信，这是他们理想的角色。[16]

    罗伯特·利夫顿在有关的一项研究中指出，50年代早期“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以对现政权的新式孝道来取代构成传统中国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孝道。他认为，重新确定个性的方向，即使对那些对现政权不抱同情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样做填补了前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普遍地实行的强烈反对父权所造成的真空状态。施拉姆就这个问题也论述道：毫无疑问，毛泽东个人是了解由于反对父权和反对以父亲为中心的传统所造成的真空的，他本能地懂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对必然性和权威的怀恋。可是他的理解有极大的局限性。由于他从未接触过现代科技知识，他未能了解某些成问题的态度远非是他斥责的“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相反，它们是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绝对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认为其他任何人只要想得和他完全一样，就会富裕起来。因此，当他努力把自发行动和纪律调和的时候，他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服从上面。[17]

    以上所述是专家们理解l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行为的主要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这主要表现在国家与知识分子的高度认同上。在当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是现在既成制度的一部分，正像过去一样，他们致力于现行体制中发挥作用，而不是站在现行体制的对立面。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即使对政府及其政策的表面上的不忠，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很少异化，而是相反，颇为列宁主义。高级党校毕业生，甚至莫斯科训练的留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十分相信中共中央的统治。1966年，当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打击政府机关中的、包括教育机关中的知识分子时，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是国家的独裁专制的反对者，他们反对的是毛泽东的民粹派主张。譬如，作家白桦，在1984年12月全国作家协会上说：“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必须是中国的真正的儿子。”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对中国的富强及中国政府的严厉与温和政策多少负有责任。这种责任之所以存在，不是为了别的，只因为中国就是中国，它现在是，而且永远是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一个现实。因此，一个知识分子要站在中国及其人民的立场上讲话。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的观点能被政治领导人所接受，那自然是好事；否则，他就不能散布他的观点，而只能等待适当的时机。

    同时，在现行的体制中，无论是在行政、教育部门中，还是在科学部门中，知识分子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政府和党的系统中，他们是编辑、作家，教育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对于党的路线问题，都能够发表长篇大论。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擅长于旧学者的技艺，如写字、绘画、做诗、考古：搞历史研究等。不但如此，他们也像真正旧时代的儒生官宦一样，形成互相尝试、互相攀比的高级士大夫阶层，如果有机会也可以为权力地位而雄心勃勃地争夺起来，如果派别斗争发展起来的话，他们自然也会自立门户，成为这个或那个帮派的成员。这些新的学者一官吏阶级也有他们通常有的派性和士大夫的个性。他们关于农民有知识和对于农民的关怀的强调，大部分属于理论方面，正如明朝和清朝时代的仕绅一样。社会革命也许不在他们手中继续下去，但是他们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官僚阶层的坚硬外壳和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1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也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依靠政治派别的做法。这样，在知识界中充满了政治气氛。因此，每一次知识界的激烈争论和辩论，都是政治气候变化和重大政治行动的信号。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与政治庇护人的联盟使他们具有公开地通过新闻媒介，在较长的时间里，向更多的听众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机构。

    当然，这种现象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例如，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与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结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同盟，以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在允许正式对斯大林主义的罪恶进行批评的同时，苏联作家们也要求对其他政治罪恶进行公开批判的权力，赫鲁晓夫迅速否定了这种权力。苏联官方媒介继续发表隐晦批评苏联体制的文学和戏剧。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苏联，发表不同政见的主要渠道是在体制之外，通过地下出版物或外国出版界。在中国，虽然地下作品越来越重要，但在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发表见解的主要方式还是像传统的知识分子那样，与现政权的政治派别结成同盟。像以往那样，这种程序具有准官方形式的不同政见的特征。[19]

    这一因素及传统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使得党统治下的国家制度一—包括文化制度—一充满了政治紧张和不稳定。尤其是，将一种虚假的统一加诸于一个多样化的复杂的政治体制中，对知识分子具有直接的和深远的影响，它使得知识分子用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的传统在当代中国又复活起来。当政治争论的其他途径被关闭时，政治观点的间接的表达就采取了各种文艺作品的形式。处于政治中心的各个派别都寻求通过文化知识分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某种程度的多样性为特征的中国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主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中心的冲突往往通过它们以间接的形式辩论。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需要艰难的选择。每个政治派别都承认，“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因此，如果是一场集体化运动、反贪污腐化运动、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和推翻“党内资产阶级”运动，知识分子就要运用他们的知识使这些口号变得有血有肉。历史学家就要找到早期人们对官僚主义的痛恨，记者们就要选出适当的新闻以证明当前的政策是正确的，并符合人们的愿望，哲学家们就要表达当前的政策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找出适当的引语，而小说家则要创作出贯彻这些政策的英雄人物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政治服务”口号又进一步扩大为“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服务”。这实际上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再为文化大革命服务，而是为邓小平的改革政策服务。服从党的统一，以及指派文学的需要，使得知识分子不能自由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利益，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但是，由于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永远包括不同政治派别的妥协，因此，在官方政治路线内部，总是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供知识分子作出不同的解释。因此，中国当代文学以一种间接的和复杂的方式反映了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同样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状况。[20]

    另一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思想行为中的许多因素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和思想发生了冲突。汉学家们将这种冲突集中在以下几种意义上：在传统的儒教中，知识分子作为道义的倡导者，是群众的自然的领导；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工人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五四运动的继承者，知识分子倾向接受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观，要求一定程度的多元化，要求对社会的阴暗面、对政治弊端加以揭露；而按照党的要求，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必须歌颂群众、歌颂社会；作为现代化的推动者，他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决策地位；而在党看来，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他们是一种危险的阶层，首先要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

    中国政治领导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对双方都发生了影响。它促使老一代的领导人使用更极端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公众、知识分子和年轻政治干部的不满上升了。为了维持对社会的控制，中国领导人几十年来推行了将国家变为思想和组织沙漠的政策。在大多数东欧国家和苏联成为可能的事——一个老练的富有政治经验的旧秩序的挑战者得到发展，这些人在关键时刻能够勇于向前，而且有声望、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在中国得到了迅速而有效的制止。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满足于其学——士的传统角色，同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则每况愈下。他们盲目地忠实于“朝代”，盲目地信奉于国家领土与思想的统一，其结果是与其他社会集团(工人和农民)的隔阂，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忽视和极度的漠不关心。他们没有设法打开其他的信息、争论和组织渠道，这些渠道将使他们成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并使他们向权威挑战。他们失去了成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机会，政治家能够在保持超出他们控制能力的范围内利用他们的知识。[21]

    戈德曼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两个部分，即激进的知识分子与自由的知识分子，并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22]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彭真、陆定一和周扬关系密切。在北京市委中，有邓拓、吴含、廖沫沙。在中央宣传部中有田汉、夏衍、阳翰生、巴金、茅盾。他们的领导者是周扬。此外还有学术界的一些著名学者，他们当中有翦伯赞、吴含、冯友兰、周谷城等。

    激进的学者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在他们当中有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

    自由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他们中的大多数既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都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如同他们的前人那样，他们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内批评他们的反对派。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们出生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的性格成熟时期都是在具有世界主义的上海文化圈中度过的，在那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西方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当共产党于1949年建立政权时，他们在文化、学术、新闻等领域，尤其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宣传部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也都是学术辩论的行家里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1949年以前受到教育，他们成长得较晚，当时，对西方思想的开放已不如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日益上升，因而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比较多，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地位比较低，属于文化界和学术界中较低层次的官员。在组织与行政管理方面也缺少经验。

    在某些方面，与激进知识分子相比，自由知识分子更接近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激进知识分子像他们的清议先驱那样，寻求恢复传统的原则；而自由的知识分子则像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寻求基本的变化。后者认为，毛的革命原则不再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他们想要将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指导原则应该是实用的经济发展，是科学技术与行政能力。同时，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也像19世纪末的前人清议集团那样，反对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反对的，既有世代方面的，也有个人方面的，既有机会主义方面的，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他们谴责他们的对手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们的理论基础与反对派是一样的，但他们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两个团体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政策之间的冲突。正如传统的清议运动那样，政治冲突总是交织着个人竞争与世代冲突。

    关于这一点，瓦格纳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的原因之一，他说：不应想像，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被非知识分子的党的干部系统地分类、隔离和迫害。相反，从一开始，就有大量的年轻知识分子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加入了对老知识分子的批评。实事上，“四人帮”中的三个成员都是知识分子：江青是一个演员；姚文元是个文学评论家；张春桥是个音乐评论家。对知识分子的最恶毒的攻击通常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看来，在那些自称希望得到改造并接受他们在不久以前以最轻蔑的态度称为下层民众的工、农、兵的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有着极大的“自我憎恨”(self-hatred)。[23]

    两类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在大跃进之后明显起来。由于毛在1959年压制对其大跃进政策的批评，于是，关起门来解决分歧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冲突被公开了。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他们相应的政治派别，而且还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们特别关心的事物。这样，政治领袖们在利用知识分子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释放出他们始料不及，且无法控制的力量。这两个团体都认为，革命需要改变基本的价值观，但更符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官僚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这种变化将起源于经济和技术领域，即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经济基础。而毛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则认为，除非进行思想领域，即上层建筑的改造，否则这种变化就不能持续下去。党的官僚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反对大跃进中使用的思想斗争和群众动员的方法，而主张采用传统的经济方法。相反，毛和他的同盟者则认为，大跃进中生产的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党没有对群众进行适当的教育，用经济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认为，党是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力量，致力于为建立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目标而进行无休止的斗争。而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官僚和自由的知识分子则认为，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机构，通过与知识界精英的合作逐步使中国社会现代化。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派别之间的区别是所强调重点的不同，而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是一种本质的不同。自由知识分子还提出了自由的要求，即政治生活及文化生活．中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和恢复某种儒家的价值观，如强调和谐、妥协等。他们不是想回到过去，而是要求一种更温和、更灵活的政策，以便解决大跃进产生的社会问题。党的官僚虽然愿意接受科学化和程序化，但并不想接受人道主义和多元论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允许一定程度的理论多样化，但不允许政治多样化。因此，在党的官僚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间存在着固有的紧张关系。

    在60年代初，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强调毛思想中的主观意识方面，而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仍然详细阐述毛在大跃进中明确提出的信念，但由于大跃进导致的经济危机，他们现在更多地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不是在经济方面强调这种信念。他们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过渡不能自动地使意识形态发生转变。因此，有必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和上层建筑，虽然它们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消灭，但它们的影响仍然存在。在大跃进中被唤醒的用来克服自然、经济约束的主观力量现在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将主观意志与革命热情等同起来，试图通过动员群众的革命热情反对资产阶级上层建筑。1963—1964年激进知识分子使用的观点、用语和信条为文化大茧命提供了理论基础。激进知识分子还发起了摧毁思想与官僚机构的过程。他们成了中国的新左派。他们的观点不仅表达了其自己的思想分歧及个人的野心，而且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群体的真实的对社会经济的不满，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他们反对僵化的等级制度，反对老一代受过较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与年轻一代受教育较差的知识分子之问的不平等。激进知识分子对老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攻击使他们开始为世人所知，也使毛得以用来反对党的官僚。

    激进的知识分子是否清楚，对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攻击，使党的领导人处于易受攻击的被动局面，还不得而知。在多大程度上是毛怂恿了这个集团，又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利用了毛，也不得而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段时期里，毛和他的追随者江青、康生和陈伯达通常表明反对自由知识分子的一般目标和界线，但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们并没有直接监督激进分子的文章。激进分子在攻击自由知识分子时所使用的语言、所写的文章以及他们所提出的信条都是他们自己的。

    激进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在1963-1964年时，还没有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走向极端。毛与官僚之间或两个知识分子集团之问的立场分歧还没有走到不可挽回的分裂地步。虽然激进知识分子响应毛关于重新开展思想斗争的号召，但他们的观点还没简化为一种陈词滥调。他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承认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在学术层次上交换意见、进行辩论，在多数情况下，是以非敌视性的、平等的方式进行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并不是站在中宣部的对立面，而是在宣传机构内形成了一个集团。

三、改革开放对知识分子思想行为的影响

改革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姆琳指出，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可怕、悲惨遭遇之后，在精神上摈弃了国家主义的思想方式，开始追求自我满足；这是当今发生的基本变化。在毛死后，多数有思想的人，尤其是红卫兵，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那种盲目信仰。犬儒主义和对政治行动主义的反感取代了对毛的崇拜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这种“信仰危机”是毛以后改革的主要促动力量。

    第二，在80年代初，为了消除毛主义者的政治基础并在一党制内实行改革，文化与政治精英们形成了新的合作关系。但在这一过程中，在思想上则出现了从毛时代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完全依赖关系到两者相互依赖关系的过渡。当现代化目标代替了阶级斗争时，国家需要知识分子来复兴经济的文化，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化”，以便为政权的合法化提供思想基础。在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论证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时，知识分子开始探讨和吸收西方的思想体系，并复兴、反思了中国的文化遗产。同时在“科学与民主”这一五四运动口号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思想。他们还重申了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

    第三，80年代末，知识分子开始打破他们传统上对国家的经济上的依赖。国家允许他们开辟第二职业或离开政府部门创建新的企业，如咨询公司，乃至私人学校和门诊所。半自治性的思想库、报纸、杂志也开始脱离政府机构，并得到了国外的、私人的或集体的资助。这些活动不仅加强了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还有助于改变他们的社会角龟，使他们更接近于专家而不是教士。如一些年轻的律师为农民打官司，记者为专业杂志或报纸工作，四通研究所起草保护私人企业的法规等等。[24]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理查德·迈德森，1988年3月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毛以后改革的社会效果”专题讨论会上，发表了长篇论文《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对改革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声称，他“不仅是作为一个观察家，而且是作为当时中国文化争论的参与者”来撰写这篇论文的。因为，中国80年代文化热时期，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赵复三发表于1988年3月《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大量引用了美国的一本著作《精神特征》的内容，而迈德森正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同年秋天，这位美国学者来到中国，采访了大约50多名中国学者，在对这些采访作了总结之后，他得出结论说，他与中国学者的谈话，对于如何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问题提供了典型范例。

    采访是围绕着赵复三的文章展开的。迈德森指出，问题不在论文本身，而在于这篇文章写作的环境和作者所持的立场所引发的争议。这篇论文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上探讨了西方化问题。迈德森说，在他采访的学者中，许多人对赵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另一些人则对赵所处的环境表示同情。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赵表示不满则是由于：他写作像个知识分子，而他的行为则像个官员。

    这场争论所表现的问题实质就是，在改革的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知识分子是独立于国家寻求他的知识、道德和经济基础，还是附属于国家成为一个写作官员，这是改革以来向中国社会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在改革以后，许多知识分子要求新的社会角色。他们开始渴望职业自治，要求确立知识界的完整，以维护这种自治。在某种程度上，一些知识分子是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享有这种地位的吸引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在更大的程度上，他们是由于改革后自身处境遭压力而提出这种要求的。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此深感苦恼，这种苦恼之所以如此之深，是由于改革使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抱有同样深的希望和欢乐。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哪个群体曾像知识分子那样怀着更多的希望和欢乐支持改革。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反右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直遭受迫害。而在70年代末，知识分子被告知，他们是未来中国的关键，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他们的知识。而知识分子自己也认为，他们将成为重新恢复活力的中国的领导者。但实际结果却是，虽然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相比，在80年代末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但他们在改革初期曾怀有的希望最终幻灭了。在十年改革之后，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大多数掌握中国政权的人并没有尊敬、信任他们，或听取他们的意见。虽然他们没有看到回复到毛主义时代的危险，但他们担心，某种导致思想改革和反右运动的社会力量仍然保留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就证实了这一点。  

    他们进一步认为，这场运动只是渗透在中国政治中心的更深的反知识分子主义的明显的表现形式。这种反知识分子主义还表现在经济政策中，这种政策使自8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的收入大大下降了。当他们看到其他一些远远不如他们的社会阶层，如小贩，可以赚更多的钱时，他们更为忿忿不满。“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是80年代末在中国最常听到的议论。知识分子尤其怨恨伴随改革而来的贪污腐化。他们赞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认为，先富起来的是那些不该富起来的人。

    知识分子还对改革进程的不合理性感到失望。他们倾向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建立在合理规划与经济和谐的基础上。但他们看到的却是日益混乱的分权化过程，许多单位和地区只考虑眼前的短期利益，而不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

    在知识分子看来，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专业最有资格使用权力。但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却是，那些在他们眼中没有能力的人管理的政府却忽视他们的建}义。因此，知识分子们日益要求政治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既是他们免受运动迫害的唯一有效方法，也是他们发挥领导作用的唯一有效途径。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这是可行的，或者某些知识分子在目前还不愿意寻求这种独立角色。一些知识分子更愿意与现存的政治秩序妥协，而不想同它对立。但是，这些学者通常都是那些与高级官员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要求自治的知识分子与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存政治秩序妥协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不是以年龄、意识形态甚或党派联系为界限的，而是以与中国统治阶层的个人关系为界限的。但是，在各类知识分子中，甚至在那些由于个人原因愿意而且能够将知识分子角色与官员的作用联系起来的知识分子当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有着更大的感召力。

    在知识分子意识到自治的方法以后，他们开始遇到广泛而又基本的挑战：他们必须对中国的未来提出积极而又现实的见解。这是一项极不容易的事。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他们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没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因此，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人们可以发现各种新思想的倡导者：从系统论、信息论、计量经济学到存在主义、荣格心理学等等。正如在五四时期那样，这些新的思想被一小群学者所采纳，而通常在其倡导者能够充分掌握这些新思想的词汇或理解其意义之前就被抛弃了。这种五四式的选择主义，其源概出于缺乏自信。此外，这种缺乏自信还表现在它是以对传统观念的强烈攻击的姿态出现的。但问题不仅仅是接受所有的新思想，而且在于，由于中国的传统基本上是封闭的、静止的、压抑的和不科学的，因而所有的旧观念都必须否定。这种做法并没有为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经济、政治问题提供一个适当、平衡的解决方案。

    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严重的精神危机感反映在，而且有时也归因于改革所造成的经济、政治的两难境地。当改革打破了僵化的桎梏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有了新的活力，但这种活力是茫然的、不一致的，没有一贯的方向或公众的支持。到80年代末，由于权力下放，中央政府已经丧失了对中国经济控制、协调的能力，因此，8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经济似乎是在漫无边际地漂泊。同样地，由于缺乏职业运行的制度基础，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也在漫无边际地漂泊。

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党已经丧失了利用政治手段控制中国知识分子的能力。对外开放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国际学者协会的机会。中国学者有了在国外学习、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杂志发表论文和向国际基金会申请财政援助的机会。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声望不再完全取决于其中国同事的判断。大量的研究得到了国外的支持。他们得到了国外同行的道义上的支持。他们的工作不再受政客的严格控制。这一切的确有助于他们取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此外，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中国政府也鼓励他的学者、研究机构向企业化方向发展，寻求非官方的支持，包括来自海外的支持。与此同时，它还降低了他们的收入，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之类的运动也伤害了他们。在失去政治控制的同时，它并没有赢得他们的精神和同情。

中国知识分子以其“忧患意识”而自豪，虽然历尽磨难，但他们仍然保留着这种责任感。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职业者的社会责任的传统结合起来的能力。西方知识分子体现了一种普遍性的理想，反对和抵制政府的同化或商业利益的腐化，他们具有职业上的献身精神，在实践中力求寻求客观真理。他们对那些最接近这种真理的人给予赞扬，对那些便利而歪曲真理的人给予鞭挞。他们保卫那些由于讲真话而受政府迫害的人。此外，学者职业由于寻求普遍的人类福利而使其活动拥有合法地位。他们支持“暴露社会问题”的研究。他们鼓励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的研究。他们奖励那些首先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者，奖励那些提出综合解决方法的学者，奖励那些超越一般智慧的解决方案。

    在谈到改革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时，费正清和戈德曼各自也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费正清指出：中国社会的结构改变了，今天的知识分子和过去儒家的士大夫很不同。l890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新的思想行为特征，他们开始不太服从强权。1895年后，他们有了现代的教育背景，很多人到西方留学，回国后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后来产生五四运动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是中国社会很有价值的一群。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被消灭的，但他们不一定是以旧的形式存在或表现自己(如“学而优则仕”)。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农业官僚主义的社会，它现在是一个逐步工业化的国家，需要现代的技术人才和各种专业人才。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去做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就这点而言，他同意毛泽东的一个主张：既要批评自我满足的官僚，也要批评过分自满的知识分子。现在，你可以看到党的官僚的自满。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都能做的人，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知识分子进入这个阶层，有了特殊地位后，同样相信自己是什么都可以做到的人。政治官僚和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同的人，但这两者相结合，反而会成为一种专制控制。中国知识分子过分相信自己，这容易产生不民主的政府。因此，中国的某些官员应该受到批评，某地知识分于也应该受到批评。[25]

在戈德曼看到，将来，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这种争论最终会阐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传统模式。新的模式不会以西方持不同政见者那种连贯的、制度化的表达反对立场的方式出现，但由于与西方思想的日益接触，它也可能采取与现存模式不同的一种模式。在周期性地允许非正式的知识分子团体公开地、正式地表达不同观点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为人民共和国提供了一个构成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新模式的机会。它无意中也损害了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实行统治所必须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26]

第二节  冲突与和谐：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一、l949-1976年

    新中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极不稳定的，呈出一种强制阶段与放松阶段的周期性变化，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也随即表现出萧条、繁荣的循环特征。

    戈德曼概括说：每一个周期的内容都各不相同，每一次的转变都取决于内部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外部事件。这种摆动还取决于这个政权在反正统力量和创造性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因此，在50年代，党贯彻了一场反对不顺从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10年的早几年，它强迫西方化的知识分子转向苏联；在1955年，它将持不同政见的左翼作家胡风及其追随者当作反面教员；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它攻击批评党的政策的知识分子为“右派”。但当知识分子越来越不愿意工作时，党便终止运动，接下来就引进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反胡风运动以后的1956年和l957年上半年的放松，以及所谓的百花齐放运动，在当时的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中都是走得最远的。在这几个时期内，党颂扬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甚至鼓励对压制他们的官员进行批评，党相信，控制的放松将刺激知识分子工作。但是当知识分子不仅对干部，而且对党的全面控制提出挑战时，党迅速发起了另一场思想改造运动。[27]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对知识分子采取全面罗致的方针，不论其出身如何，只要肯参加革命的行列，都受到欢迎。早期的中共，与其说是代表工农阶级，不如说是代表知识分子。l939年，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并在占领区内普遍实施。但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强制与知识分子的多元化要求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存在着了。

    新政权建立初期，由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统治极度失望，他们是诚心诚意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党为了赢得知识分子的支持，也放慢了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步伐，对知识分子大体上采取争取与“包下来”的政策，以便进一步巩固维持新政权。思想改造工作在1953年前仍只是一般性的坦白和检讨。1954年以后进入典型人物的思想批判，对俞平伯思想的批判标志着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发生转变，从强调知识分子尽力工作和专业特点，变为强调正统的政治观念和非专业化，这一思想改造运动到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时，发展到高潮。胡风从历史舞台消失以后，反对“胡风主义”的运动依然继续进行，因为运动的真实目的是要对全体知识分子实施严格的思想控制，肃清他们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使知识分子重新树立思想意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若干年的思想改造和批判作家胡风、哲学家胡适运动以后，知识分子表现出严重的消沉迹象以及从社会参与中退出来的趋势，更使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沉默下来，引起了知识分子对党的强烈不满。许多学者和作家都不敢再发表作品。自然科学也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动辄加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帽子，如称中医为封建医学，西医为资产阶级医学，米丘林学说为社会主义学说，孟德尔一摩尔根遗传学说是资产阶级学说。在这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下，知识分子言必称马列主义，使学术界一片凋零。这使得一年前刚刚宣布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成为一种讽刺。在日益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对思想与政治的专制下，过去形成的知识分子的支持逐渐消失。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怀有的期望退化成不得已的顺从。

    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气氛所引起的知识分子的这种消沉的情绪对政权的巩固与经济发展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在中共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十分缺乏的问题立即突出出来，国家愈来愈转向知识分子和各类专业人员寻求帮助，从而进一步使中共认识到争取知识分子合作的必要性。

    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成了中共中央一个大型会议的重要议题，这些议题包括：一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许多党的官员并不想帮助知识分子解决他们复杂的政治问题，除了工作之外，不与他们交往，不信任他们，不尊重他们；二是必须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尤其是要提供更高的待遇和更好的设备。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十分缺乏，并概括地论述了党为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知识分子力量所准备采取的措施。他说，当前关于知识分子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党在动员知识分子力量方面的三项任务是：更好地使用他们；信任他们，以便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保证给他们以更好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总之，党需要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为了充分利用他们的才干，就必须正确地对待他们。

    周恩来的讲话以实际行动被付诸实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工资增加了；政治、社会和行政性事务减少了；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在政治上，甚至还鼓励知识分子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关于科学工作的指示，在这年晚些时候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以便制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12年发展规划。

    为了进一步打破学术消沉和僵化状态，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试图从根本上消除知识分子与中共的对立状态。这一政策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改变过去以行政指导文艺及科学的方式，将文艺、科学与政治分离开来，允许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家有独立思考、辩论和批评自由。使长年以来思想被束缚在教条主义中的知识分子能够有一个宽松的环境。

总之，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相信，如果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发展中被赋予建设性的专业角色，并给他们机会对部分党的干部的僵化、教条态度进行批评，他们将会愿意服从党的事业，服从党的正确政策。从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道路范围内开展的党与非党知识分子间的批评性对话中产生的，将是政治团结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混乱。毛认为，鼓励群众对干部滥用职权的批评是防止党群矛盾的最好方法，而压制批评将会导致混乱；党员与“人民”之间的批评性对话将解决两者的紧张关系，促进社会变化，防止党脱离群众。[28]

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其后的反右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最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百花齐放”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给予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自由，以进一步获得他们的合作，提高他们的技能；同时，通过知识分子批评官员，以改进官僚体制，提高其效能。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改革官僚体制做法的翻版，它反映了毛对官僚特权的担忧。最后，它也是同苏联出现的解冻遥相呼应。

    最初，知识分子对这一政策抱有怀疑的态度，中国知识界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的状态。l956年下半年的波匈事件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以很大的影响，它对“百花齐放”运动是一付催化剂。毛泽东认为，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国发生，就必须让社会不满情绪发泄出来，因而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进一步鼓励知识分子大胆鸣放。毛泽东当时的估计是，中国知识分子经过8年的思想改造，大多已经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放言论不会导致大的震动。毛泽东的主张曾一度遭到党内许多同事的反对，但最终还是他占了上风。党开始大胆地推行鸣放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逐渐大胆地发表言论，畅所欲言起来了。但运动一展开，知识分予的言论很快超出了党所预料、规定的范围。到l957年5月，他们很快把批评升级，对中共政权也批评起来一对它的基本主张、工作作风、学说和实践，等等——都攻击起来，而且如此之激烈，甚至运动搞了5个星期就不得不结束了。

    毛和他的同事们受到震惊。运动的结果表明中共改善知识分子关系政策的失败，他们迅速结束鸣放运动，很快作出报复，并推行了一条更激烈的知识分子政策，企图在最短期间内，使知识分子工人化，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替代“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同时重新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同时进一步推行知识分子的下放运动和交心运动。在这期间，国家把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当作反右运动的对象，大约40—70万人，大都是比较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统统被撤掉职务，给他们贴上灾难性的“右派分子”的标签，定为人民的敌人。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谴责和反知识主义的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在大跃进运动中，更积极地推行使知识分子与工农阶级打成一片的政策。

    大跃进这场天灾人祸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使经济恢复元气，缓和社会的紧张状态，党除了在经济领域恢复物质刺激外，不得不重新起用在百花运动中受到严重打击、在大跃进期间受到贬低、冷落的知识分子，以便得到知识分子的合作，解决经济困难，取代中苏分裂后撤走的苏联专家。他们希望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批评，只要它能够产生一个有利于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气氛，并且不对党的政治控制产生威胁。于是，党又开始了一个宽松的时期。

党内的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倡以知识分子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作为发展的先决条件。陈毅在1961年9月的讲话中指出：多年的思想改造已经使知识分子成为可信赖的了，实际上他们不再需要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政治会议和体力劳动上。周恩来在1961年7月19日的讲话上也鼓励更大的言论自由。虽然周没有要求任何对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但他提出了一种与西方对待知识分子的方式更为接近的方法，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任何工作都是被允许的。文学和学术问题应该与政治问题相对地分开。周还要求将政治与职业更多地分离开来，他指出，一个虽没有花时间学习政治但却做好了本职工作的人，要比那些喋喋不休的谈论政治而无专长的人对社会主义更有价值。周的看法由邓小平在1961年的讲话作了总结：即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毛泽东在60年代初也表达了一种意见：知识分子的工作相对来说应少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1962年扩大的党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不一定是革命的；只要他是爱国的，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并允许他们工作。为了表示支持放松，他鼓励人们不要怕讲话，只要他们不破坏党的纪律或不从事阴谋活动。他承认，过去，党对一些持不同看法的知识分子的处理是不正确的，如对王实味，毛当时坚持认为，对王应该进行劳动改造而不应该杀掉。   

为了寻求与知识分子的合作，党的领导人甚至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与特定的学术领域并无多大的联系，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与百花运动类似的是，宽松的环境甚至发展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学术问题也不再被当作政治问题对待。西方的科学遗产以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得到了承认。

但60年代的放松与50年代百花运动有明显的区别。在60年代，知识分子问题不允许转化为政治问题。放松一开始，党就要求在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以前就要求过做出这种区别，以便他们能在自己的领域不受政治干扰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现在党也要求这样做，以使知识分子不再认为党对学术问题自由讨论的容忍是检验政治问题的一种约束力。然而，多数知识分子不愿意参与这种宽松，因为它的性质还不明确。像过去一样，他们担心，这种宽松是为了发掘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为了丰富文化和科学。由于在政治与学术争论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他们担心，学术问题会错误地转化为政治问题。[29]

    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党的官僚，都没有兴趣使知识分子的生活自由化或使其更为多元化。

    而且，就在这期间，中国社会内部正潜伏着一场重大的危机，以毛泽东为首的激进派领导人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领导人之间的对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分歧正逐渐地尖锐化。中国政治冲突的序幕已经在学术界拉开了。在1962-1965年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者、作家对诸如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农民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人的本质、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马克思的辩证法等一系列问题开展了讨论。论战和讨论是学术性的，基本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和开放的气氛下进行的，但从其理论内容和政治含义来看，它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1963-1964年的中国，知识界的发展成了中国政治生活重大变化的晴雨表。正如在1957年和l961-1962年那样，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冲突的马前卒和那些在可能导致党的分裂问题上不想与毛直接对立的领导人的代理人。党利用知识分子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周扬的鼓励下，l962年ll月，在山东召开了中国古代圣哲孔子逝世2440年纪念大会，据说，大会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确定儒教关于仁慈政府的美德，以冲淡毛使政治对抗尖锐化的努力。之后不久，在1963年召开了一个与上述论调大相径庭的全国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大会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日益激烈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作用”，同时，帮助他们“同广大的劳动人民，同工人、农民和战士打成一片”。劝告他们在工作中“不要躲避或掩盖政治矛盾之间的斗争”。这次会议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所发起的旨在反对在他们看来得到党的领导人支持的知识分子所宣传的政治“修正主义”的方法之一。毛泽东警告说，除非知识分子改造自己，否则总有一天，他们会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毛泽东看来，观念并不仅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思想本身就是一股决定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方向的历史力量，纯粹的学术争论并不足以改变形势，还需采取其他措施。1964年初，是中国知识界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这一年的2月，毛泽东提出了既简单又严厉的补救措施：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分批分期下乡下厂。同年6月，他号召按照l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斗争路线进行一场“整风运动”。他指责说，在过去l5年里，知识分子：“当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30]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最深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知识分子都把自己视为l915—1919年中国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思想继承人，这场现代启蒙运动打碎了许多封建文化和政治专制主义的传统枷锁，并导致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半个世纪后，作为第一次文化革命产物的毛泽东却发动了一场使知识分子成为主要受害者的新的文化革命。第二次文化革命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一幅讽刺画，它很快便以政治迫害，思想压制和文化蒙昧主义为标志，并在毛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身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在这场极端强调“阶级”和“阶级立场”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中，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是遭到怀疑的对象。他们的知识以及相对富裕的物质地位使他们远离工人和农民。在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中，知识分子在一个已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似乎成为最明显的“资产阶级”。他们成为十分便当的靶子，并且常常是机会主义者的靶子。由于缺乏防卫能力，知识分子成为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各派的政治替罪羊。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同属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受害者。但由于他们没有保护自己的组织机构，很少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没有防卫能力，因而他们比党的官员更加脆弱，他们受到的迫害也最厉害，受到迫害的时期相当漫长。

    该怎样对中国社会中这种悲剧性的历史事实做出解释呢?对此，专家们费尽心思地试图从各个角度提供答案。

    这种希望实现进步而又不利用它最珍贵的资源——最有才华  的人才的现象并不为中国所独有，它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代价，在其  他国家的革命中也都发生过。这是为什么呢?

    费正清指出，要试图理解这个冷酷无情的历史事实，一种方法  是把它看成一种阶级斗争，可以说成，代表群众的新上台的和那些  曾参加过统一战线并贡献过高级技能的统治阶级的残余，这两者间的阶级斗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农民的态度，不是充满善意和宽宏大量的。相反，倒是有一种报复性的、反对知识分子情绪，似乎表达了一种世代积累下来的对少数上等人的仇视。中共党内新上台的统治阶级，看不起学问，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一知半解，他们是有极大破坏能量的。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农民，就被拉下到严峻和无知的农民水平。[31]

    派伊则把这种现象看成是革命过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化因素之间相互摩擦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过程，因此要将旧秩序培养的大部分“资本”抛在一边，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们发现，他们要调整以适应迅速变化社会的新秩序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因而被推到一边。但中国的形势远远不只是这样一种现象。在中国，人们看到了一个个政治阶层反对那些准备为建立一个更先进的国家贡献力量的知识分子的有意识的、无情的行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政治阶层更加接近中国社会的中心，而知识分子则在其对现代化的探讨过程中被疏远了，他们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以便减少对政治阶层的威胁。这对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来说具有深刻的心理意义。它意味着，与其他大多数过渡社会中的政治阶层相比，近代中国政治阶层更加牢固地根植于社会现实，也不像其他许多过渡社会中的领导人那样关心外部世界的判断。在这种历史环境下，知识分子服从与幻灭的系列不过是中国掌权者与知识分子的基本冲突的不断重复故事的最新的一章。在每一个周期的发端，当新的统治者得到政权时，由于知识分子焦急而又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抱有接近权力的可怜的希望中支持新政权，这种冲突就减弱了，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当掌权者对知识分子的疏远使得后者完全放弃了影响公共事务的希望时，这种固有冲突的紧张程度通常就变得明显了。我们有可能将现代中国政治动力学(动态)描述为这样一种政治；政治权力的核心已经从一种反知识分子的政治阶层转移到另一个反知识分子阶层，并可能观察到，在这一运动的始终，政治阶层已经受到知识分子的喊叫的包围，他们一直被拒绝在实际的决策领域之外。知识分子不时地接近政治王国的核心；但政治家的反知识分子主义就一直没有被淡化，知识分子获得承认总是要以牺牲道德准则和理性主义观点为代价。

    这种摩擦的惯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保持强大的势头。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头几年，它曾努力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吸收到国家重建的事业中去。50年代初的运动曾致力于将具有现代技术知识的海外华人召回祖国。然而，从此之后，通过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新政权都将它的有才干的支持者砍掉。三反、五反、学习苏联、大跃进、反右运动、肃反、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运动，中国的政治阶层不断地疏远知识分子。甚至在党内，这一过程也同样发生了，这主要表现在它所力图要解决的“红与专”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知识才能的重要性。[32]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因此当中国发生社会政治冲突时，知识分子很容易被当成首要的牺牲品。建国初期，党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级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知识分子不像工人、农民或资产阶级那样，能按照通常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标准来划分，无论知识分子在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他们只能算是一个社会“阶层”或“分子”，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因而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在本质上是不可靠的。l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发表了一篇论知识分子的讲话，试图明确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阶级地位。他说，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部分”。这样，知识分子问题就已不再主要是他们政治与思想上可靠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缺乏专家和技术人才的技术问题。1957年6月通过恢复知识分子在1956年前的阶级地位，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又回复了阶级斗争矛盾的旧概念。

    但由于中国越来越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同时知识分子又不构成一个社会阶级，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就由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决定了，他们也是阶级思想的载体，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值得怀疑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社会中最脆弱、也是最容易被当成“资产阶级”的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处于社会阶级的最底层，甚至在地主、资本家、反动派及其他阶级敌人之下。政治上对立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地拿知识分子开刀。[33]

    更多的汉学家是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思想行为之间的矛盾来作出解释。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是结构性的和全局性的，有很深的根源。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然而，就中国政治的万花筒般的变化无常的状况而言，它与其说提出了文学应该为谁服务的主张，不如说提出了不应为谁服务的主张，即知识分子。毛指出，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必须服从党所规定的政治任务。文学必须提倡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采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的功能不同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作用，不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毛虽然早些时候把鲁迅称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在讲话中却否定了鲁迅所代表的观点。鲁迅提倡西方的文学形式和西方思想，而毛却敦促作家回到传统的民间文学方式去；鲁迅的著作揭露了社会黑暗面，对于民众和权贵的麻木不仁、愚昧落后、没有正义感同样进行讽刺，但毛则号召文学为党的目标服务，歌颂群众。作家们不能再依据事实或自己的观察来批评现实，他们要把现实描绘成它应当成为的样子，或党和毛所认为的那样。毛对作家的指示，后来又扩充为对全部知识分子的政策，使他们成为党的宣传机器的“齿轮和螺钉”，并迫使他们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或者接受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的组织权威。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从40年代初，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向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强迫他们遵守党的政治路线。

    另一方面，作为儒家仕大夫和五四运动的继承者，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他们自己的要求。按照孔孟之道，知识分子们是懂得治国的正当原则的，也主张专家判断自主权，同时，他们也以道义上的责任对统治者们提出批评。和他们一起的还有现代业务专家，他们也要求在专业领域内的自主权。而根据五四运动的精神，知识分子们主张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要求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34]

    这种潜在的冲突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就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但是，在1949年以后，随着党内分裂的加深以及对问题公开辩论的机会减少，形势变得进一步复杂和具体化了。从历史上讲，党的干部以“德”作为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而知识分子则以专业的“才”作为标准。领导革命胜利的领导人在群众动员等方面有着非凡的能力，但这未必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后者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这样，取得革命胜利的精英与在阶级背景和政治倾向上不可靠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就显示出来了。虽然共产党的反知识分子主义在许多方面与早期的政治阶级不同，但中国发展的结果却是非常相似的。虽然共产党的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要明确、复杂得多，可能对知识分子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毛主义的实质强调的是人而不是机器，是人的意志而不是人的思想，是意识形态的忠诚而不是实用的现实主义，这样，就为强烈的攻击知识分子提供了基础。党通过种种手段防止来自知识分子的威胁：从重要的岗位上驱逐出去、大规模的放逐、对出版物的严格控制以及忽视教育、轻视优秀人才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浪费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使整个知识分子政治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1949年以后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更适合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从学术和文学的角度去分析。[35]

    总之，由于党一方面要维护它的权威，并要求知识分子们绝对服从这种权威，另一方面决心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不想看到一个窒息为现代化中国所必需的首创精神的现象。因此，它对待知识分子的方法是矛盾的：一方面要强迫他们严格地遵守正统；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他们有效地从事工作。这种矛盾的目标产生了知识分子政策的循环，即强制阶段与相对放松阶段的反复出现。

    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毕竟，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分子问题的重大决策，主要是由毛泽东作出的。 

    许多专家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追溯到他l919年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冷遇。这种冷遇在他的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创伤，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机会就把知识分子置于他们应从属的集团。特里尔则把毛泽东的这种心理因素追溯到儿童时期父亲对他的影响。他说：毛憎恨过他的父亲，然而最终，父亲的幽灵还是在他身上有所浮现。他的父亲不喜欢看到毛读书，年轻的毛反抗过这种狭隘的思想意识。但是，毛嘲笑读书的某些做法很像他父亲在韶山曾经做过的。父亲要他从事体力劳动，年轻的毛憎恨在田里干活。然而，延安时期(和以后)，毛把知识分子赶出他们的书房去参加体力劳动，压制的阴影又笼罩在被毛泽东“整顿”过的人身上。[36]

    但更多的观察家则从毛泽东的整体思想和他所在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分析的。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取决于他的关于社会革命力量的观点，指出：毛泽东强调“从精神上和道德上改造人民”，认为这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和手段。因而毛强调对农民、青年和无知者的依靠，忽视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性。其他一些人则对迈斯纳的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对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分析是片面的。  

    施拉姆在反驳迈斯纳的观点时说：任何人只要稍微回忆一下毛在1956年1月的见解，就会知道，认为毛一贯敌视技术的和官僚政治的专门知识的论点是显然站不住脚的。在向最高国务会议作的关于农业发展l2年纲要的讲话中，毛明确指出：要达到消灭中国的农业、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况的伟大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是要有干部和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37]

    费正清提出了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毛对20世纪上半叶过来的受西方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抱有极大的矛盾心理。他们的技术是中国的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但他们价值观则受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他们的专业知识为他们发挥个人的判断并在相应的领域中进行决策提供了资本，这同中国的儒家文化是非常接近的，儒家宣称，他们可以独立地进行价值判断而不依赖于统治者。而毛的道德复兴精神与此毫无共同之处。在他看来，革命不应有多种声音。正是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他对知识分子观念和政策的左右变化。[38]

解放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l956年初，毛是相信知识分子的，认为在经过了几年的思想改造后，他们的世界观已经是“红”的了。在同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还是乐观的，毛估计在500万知识分子中，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会超过百分之三。所以对于党的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和方法进行“百花齐放”式的批评是有益的，可以代表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在整个对共产主义制度忠诚范围内争辩是非的。并且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大约一个月以后，毛在青岛的讲话稿中，相当大地修改了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期望：“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他还指出，党对知识分子中的“中间派”的领导权还不巩固。因此，他强调，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队伍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显然，尽管毛并不打算把响应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的那些右派当作反革命分子甚或反动派，但5月和6月初所发生的事情还是促使他再次修改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估计。从l957年以后，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开始认为知识分子无非是一些舞文弄墨的人，并且对他们怀有一些恐惧，认为都是他不能加以控制的人。这种反应，导致他发表了许多言论，什么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什么一切伟大的智识成就都出于比较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之手，什么“崇拜技艺是一种拜物教”，等等。这样他就倒退回去，回到他所出身的老根中国农民上，认为这才是智慧的泉源和未来的希望。[39]

弗朗兹·尔曼则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毛关于中国社会矛盾思想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虽然按照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知识分子不能称为一个阶级，但实际上他们组成了中国社会三个大群体中的一个。在毛泽东1957年的一个讲话中，毛已经开始讲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在大众的头脑中，知识分子已经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在毛看来，正是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个群体产生了中国社会的矛盾。这在反右运动中明确地表现出来。虽然反右运动是以反对对党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开始的，但它马上变为反对整个知识分子的运动。他们的错误不是简单的偏离，而是保守主义。因此，正如1957年所表明的那样，反右运动变成了“反保守主义”运动。行政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都受到攻击，不仅由于在百花运动期间提出了批评意见，而且还因为对群众路线缺乏热情。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工厂。而且，群众路线很快就有了具体的内容，即工人农民被送进“工农大学”，而且被告知，他们也可以参加管理、设计和科学试验。[40]   

    类似地，所罗门也认为，毛坚持“鸣放”政策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他的直接的政治目标，一方面是他个人的政治风格。就政治方面而言，解决“矛盾”的斗争是对待党内外“右倾保守”思想的一个工具，毛强调党对知识分子“既团结又斗争”的联合政策。毛喜欢斗争的政治风格，表现在他试图使党与知识分子处于相互斗争的状态中，它将暴露和“纠正”每个社会团体的错误或“不正确”的态度。毛的百花齐放的实质就是，他试图使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在批评性的辩论中互相对立，这将使双方不合理的行为得到暴露和纠正。1957年春那样前所未有的自由化趋向，是毛自1949年解放以来同党内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这是一种“形右质左”的战略。[41]

    所罗门还批驳了那种认为鼓励非党知识分子对党进行批评是毛为知识分子中的反党分子设下的陷阱的说法。他争辩道：且不管这种解释忽视了“鸣放”直接对准党内“资产阶级化”的所有证据，还有许多证据表明，毛本人曾推测，在经过严格的纪律训练后会把他们的批评限制在有关党滥用职权的范围内，不会对党的统治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攻击。而且知识分子已得到警告，他们的批评必须保持在党的领导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内。[42]

二、改革后的知识分子问题

    改革翻开了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新的篇章。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没有过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仍表现出周期性特征，但从总的趋势来说，是向着宽松的方向发展的，而且宽松的程度也是改革以前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政治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明显地减弱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所享受的思想与行动自由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大，知识分子可以不受政治影响，自由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学术分歧不再被当作政治异端，新闻和出版自由也开始付诸实施，虽然仍受到许多限制。对国外的思想和文化也采取了开明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独立于中国科学院，也表明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说明中国试图将社会科学与有关社会历史的政治观点分离开来。但政府究竟多大程度上允许将社会科学与政治路线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离开来，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社会科学相比，科学领域的多样性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自然科学被认为是与阶级特征、社会结构无关的东西，而社会科学仍被认认为是由阶级立场与经济结构所决定的。[43]

    决策过程发生了一个重大改革，即在反对教条主义和提高知识分子地位的基础上，动员知识分子将现实主义和职业化带到决策程序中去。中国已经建立了思想库，如农村改革研究所，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等等。虽然这些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但这些机构的建立本身就表明，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它们大大地改善了有关实际领导人的资格和现代领导人的必要资格这样一场争论的条件。这对中国80年代改革的成功它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44]

    最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从以前的臭老九再次变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又被允许加入共产党，并给予相应的职位，可以对党的官僚提出批评而不一定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

    以上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宽松可以为毛以后的政权赢得社会基础，当时，社会中对文化大革命普遍存在着强烈的不满，将这种不满释放出来可以使新的政权进一步合法化，并为重大的政策变化提供基础。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迫害最深、遭受损失最大的是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为“臭老九”，处于社会阶级的最低层，甚至在地主、资本家、反动派乃至其他阶级敌人之下，政治上对立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地拿知识分子开刀。这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对这个一次次抛弃了他们的国家进行深入观察。毫不奇怪会有许多人会像白桦的电影《苦恋》中主人公所发问的那样来问他们自己：“你爱这个国家，但它爱你吗?”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党在新时期内必须赢得它的支持。同时，中国还需要通过知识分子医治整个中国社会的创伤。在中国，文学作品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和说教功能，对文化的政治讨论通常运用医学术语：好的作品是“健康的”，应该受到鼓励；坏的作品是“有毒的”，应该予以禁止。因此，统治者扮演医生开药方的角色，而知识分子的作品可以起到药物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创痛，需要“健康”的作品来医治。伤痕文学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45]

    其次，为了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改革后，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有两类人非常重要：一部分是科技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们被党严重地疏远了，现代化要得到他们的合作，就必须承认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的自治权；另一部分是知识青年，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牺牲品之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酷事实，中国社会中没有哪一个群体会比他们更为玩世不恭了。在他们与年老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世代隔阂。从领导者的角度看，通向年轻一代的桥梁是那些曾经受过四、五十年代革命的乐观主义的影响，对革命的观念基本上采取认同态度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许是青年唯一尊敬的人，疏远他们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如果要赢得他们的合作，自由的政策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在后工业时代，国家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权的合法性。因为，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官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与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但知识分子在这些目标上与国家进行合作的愿望和机会都是不确定的。[46]

    再次，有一部分高层领导人，他们倡导放松控制的政策是出自他们的信念，他们认为，文化的创造性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的。这种看法不仅认为言论自由是未来理想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它还认为，即使在目前，它对揭示政策中的错误也有积极的意义。

最后，它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周期性变化演变的必然结果。甚至在毛死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经历过短暂的争论阶段和一定程度的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在最压制的时期，知识分子团体就提出过与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和价值观不同的政策和价值观。这些知识分子团体从来就不是强大的，但是，当他们的观点与领导者的观点一致时，他们就成为变化的动力。像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与政治庇护人的结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参政的机会。这种联盟的紧张，以及这种结盟来自政治斗争这一事实，使得知识分子的影响是短命的，有时，也决定他们本人的命运。自由知识分子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在“四人帮”跨台后则被接受、复兴了。激进知识分子的观点在1964—1965年间受到了压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得以贯彻。70年代初加强理论科学的观点受到压制，而在70年代末以后却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因此，这些不同观点的影响不是一时的。它们之所以受到压制，是因为它们与其说来自组织化的体系，不如说是来自政治冲突。[47]

但是，尽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与知识分子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在短时期内是无法解决的。

首先，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是，政府在减轻知识分子的疑虑上能走多远。在过去，当放松释放出的力量开始威胁到党的权威时，这些力量玩立刻遭到镇压。例如，百花运动最初始于对政治问题的批评，后来转变成民主要求，并导致对党的统治和共产主义的疑问。又如，在60年代早期，对大跃进的批评变成了对党的领导人的攻击和对一个更开放的社会的要求。当政府出于形势所被迫采取压制政策以后，参与者被迫保持沉默。像以往一样，70年代末的放松并不是建立在为知识分子言论自由提供制度及法律的保护的基础上。相反，对知识分子批评的容忍是出于政治分歧和紧追的经济需要。但他们的地位仍缺乏任何持久的保证，他们没有进行变革的权力，国家至今仍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和法律，将知识分子与党的全面控制分离开来，什么“花”可以开，什么“家”可以争，这些问题仍然要由党来决定。因此，如果知识分子像以往那样超过了党所容忍的限度，这一相对的自由化就会被立即取消。虽然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的独立加强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当政府再次认为有必要加紧对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的控制时，就很容易将自然科学知识分子与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区别开来，分别加以对待。在领导人内部，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要保持僵化的独裁政治结构，领导人仍然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并为知识分子的活动范围规定了明确的限制。[48]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系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首先，对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仍不能容忍。官方教义的内容可以修正，受意识形态束缚的活动范围缩小，但政治体系仍保持意识形态的正统性。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合法性的基础，知识分子必须按照党的路线改造思想，必须服从党的利益以表示自己的忠诚。一旦知识分子跨越了党所允许的范围，就要对他们进行压制。中国仍不断开展反意识形态异端运动，包括l979年的反自由主义、l983年的反精神污染、l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疑与毛时代的整风运动相比，毛以后时代的运动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抵制和回避，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制裁也比较轻，但它们反映出党维持意识形态色彩的决心。在改革时代，知识分子经历了新的宽松与收紧的周期。[49]

    当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与以前相比大大改善了，但与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相比，知识分子有理由感到不满，而且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有削弱知识分子地位的趋势。在中国，教师、记者、作家以及教授们都由国家支付固定收入，并且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在1978年，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比体力劳动者的收入高大约2％，到了8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相对收入就已经开始下降。80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威胁。1986年，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已经高10％，从此以后，差别进一步扩大。从长远的观点看，对知识分子的忽视和这种不平等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50]

    瓦格纳在总结改革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时说：经济上受通货膨胀的胁迫，政治上受领导人的抛弃——在他们作宣传员时容，忍他们，在他们用自己的声音讲话时憎恨他们，在公众价值观从教育和文化转向金钱和消费品时受到冷落，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持续地受到削弱。[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