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及其理论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必然引发文艺领域的深刻革命，促动文学创造及鉴赏理论的纵深发展，并且已经使得文艺学科的建设具有了“世纪意味”。承此背景，当我们评析一种新的文学创造理论话语时，往往可以获得较前广阔得多亦新奇得多的阐释便利——我们终于有可能于历时和共时的交涉部提取“20世纪文学理论”这一划纪元的时空参照。此一文化视野的确立，无疑为跨世纪的理论新生提供了契机和土壤。
一、视域的接壤：方法·支点·构架
观念的嬗变带来方法的更新，方法的更新造成选择的多元。根据多数学者的见解，“方法”的涵义大体包括由大至小的三个层级。其一是哲学方法，亦即通常所说的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关于此一根本方法的学说，即所谓方法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既是两种基本的世界观，又是一对根本性认知与思维方法。其二是逻辑学方法，主要指由推理形式与证明形式合构而成的形式逻辑方法。前者人称演绎法，后者又叫归纳法。现在，有人也将系统论、控制论等划归此列。其三，具体学科中的特殊研究方法。如物理学方法、化学方法、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语言学方法等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唯物辩证法是指导一切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最高哲学方法。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根本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对逻辑学意义上的一般方法及各具体学科界域中的特殊方法起主导和统率作用，既指导逻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为各具体学科的特殊方法规定普遍原则。反之，由各特殊方法提炼而来的逻辑学或一般方法，又丰富、完善和发展着唯物辩证法。
显然，文学及其创造理论的研究方法正是哲学与逻辑双重制导下的特殊方法，或称文艺学方法。在文学原理的传统命题中，我们一贯信奉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创作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这一正反相成的理论信条。该命题紧承哲学关于存在与意识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阈定而来。在哲学视界，存在和意识是一对由反而正的最高范畴，二者间的关系问题依理成为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其间，关于存在的学说即本体论，关于意识或思维的学问即认识论。因哲学本体论是关于世界第一原因的终极关注，所以，文学本体论也就是关于文学本原的终极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本体论堪称文学哲学的最高形式，自然“也是文学创造理论的最高方法论原则”。【1】
面对文学创造这一复杂而独具魅力的生命系统，相关的志士仁人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这种探索主要围绕着特定描述系统的支点与构架进行。
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M·H·阿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以作品为支点，深入探讨了该支点的周边三要素——世界、艺术家、欣赏者，从而构成一个“金三角”（见图1）。他阐释说：
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2】
（图1）
“四要素说”本质上是作品中心论，即以作品本体为中心来描述和建构文学创造系统——艺术家的创造与欣赏者的接受。作品反映世界即“模仿”说，欣赏者解读作品即“实用”说，作家之于作品的心灵外观即“表现”论，形而上学式的作品考察即“客观”论。但我们很快发现，他只不过独到地提出了问题，而把关于文学创造系统进一步的本体阐释和拓展工作留给了后学。
在此基础上，知名华人学者刘若愚、叶维廉等进一步丰展了四要素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刘若愚将阿氏的“金三角”结构调整为“圆形结构”（见图2），意在突出主客体间的相互制动，相生相克。从而表明，艺术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乃不断循环、尔推我进的动力过程。【3】
（图2）
叶氏则认为，一种艺术品的生成过程，除考虑阿氏所列四大要素外，还须兼顾语言等文化历史因素。据此，他归纳出西方文艺理论的六种路向：观感运思程式理论，心象—艺象呈现理论，传达与接受系统理论，读者对象理论，作品自律理论，文化环境制导理论。本文称之为“方形理论”（见图3）。
（图3）
上述三种构图的基本点都是四要素，所异者只是维度和向度的些微改变。总体上看，四要素及其建构而来的理论框架确实是极富涵盖性的关于文学创造系统工程的战略性理论设计。
与其四处刨坑，不如深掘一井。我国学者欧阳友权在总体把握四大要素及随之而来的多维框架的前提下，用力探究作家→作品这一向度，别开生面地推出“榴弹形结构”（见图4）。
（图4）
在《文学创造本体论》中，著者以本体论为逻辑支点，以艺术本体论为文学哲学的最高形态，从人与文学的多重联结上破译人类本体与文学本体的必然联系，从而以一个青年学者开拓性的理论思维，开启了80年代以降文学本体论研究的新视野。
以史为镜能照见过去，以时为灯可探知未来，故而阿布拉姆斯将其专著命名为“The Mirror and the Lamp”（《镜与灯》），既视心灵为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又将其喻作神圣的智慧“发光体”。受此启发，本文除对过往文学创造理论进行谨慎的反思外，还寄托着我们对于该理论视域未来前景的热切期待，并已充分估计到这种期待的内在艰难。
二、20世纪的辉煌：撤销屏障·本体扩张·最新对话
对20世纪文学创造理论总况的真切把握，不仅应注目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大本体多极扩张的基本事实，而且有赖于倾听80年代以来该界域的最新对活，并须先期撤销此前自然或人为设置的种种历史屏障。
这些屏障由最基本的两翼构成：一是以宣泄与表现为内核的东方式内倾性艺术崇拜，二是以摹本与再现为红线的西方外向型现实仿拟。
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学创造理论，本质上是言志、抒情、达性论。自《尚书·尧典》“诗言志”始，立志、表情、达意便是先秦文论的基色，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创造理论的主旋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的记载，《庄子·天下篇》称“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这些与《礼记·乐记》中“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一脉相承。由此，《毛诗序》就诗作了如下界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以认为，与西方文学观念相比，中国古代的文学创造理论较为关注作家主体的心灵感应及透视功能，相对忽略“自然”之于内心世界的比附关系。
西方创作表现论在古代以柏拉图、康德为代表，近代以来则以诸多现代派文论为标志。但就总体而言，西方的文学创造理论传统还是以模仿和再现说为纲，其执舵者为亚里斯多德、达·芬奇、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他们的基本理论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进一步规定了现实主义美学的一般原则。但无可否认，这种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相对漠视了艺术创造的主体心理结构，亦即对文学艺术家的创造个性估计不足。
创设于19世纪并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的能动或革命反映论——“两种真实”论或艺术典型论，实际上是中西主客观创作论互补中和后理论整合的新尝试。能动反映论尽管在世界与作家的联系点上考察文学创造活动，但未能正视或比较看轻作品本体及其内部研究，尤其是以哲学认识论来论述审美意义上的艺术创造机制，这必然造成系统研究的内部视域缺席。
相比之下，《文学创造本体论》善于把握历史和生活经纬所编织的良好契机，因而较好地克服了上述各说的明显局限而表现出理论上的相对清醒和方法上的相应自觉。具体些说，著者以哲学本体论为理论生长点，运用系统论联系、整体、运动的方法，在世界本体与作家本体之间建立起新的更为本质的联系，然后以美学、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专门学科的特殊方法去解构与重建作品本体，最终达致艺术生命的耦合。
日本学者今道友信指出，所谓本体论美学，当然是指从本体论的立场来考察和解释美的、艺术的现象的美学。20世纪，本体论研究成扩张之势，所以，本体论美学一定意义上也可视作20世纪的美学。
扩张的本体论研究在20世纪的西方大体呈五种态势。
其一，世界本体研究（含社会文化系统研究）。此前进行类似研究的主要有，丹纳的“三要素”研究、马恩的社会存在/意识形态研究等。稍后有卢卡奇、本亚明、布莱希特、伊格尔顿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乔治·桑塔耶纳、J·杜威、托马斯·门罗的“自然—经验主义”研究，莫·萨·卡冈、尤·鲍·鲍列夫的文化分析研究等。
其二，作家（创作）本体研究。自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美学开现代人本本体论先河以来，作家本体研究便在20世纪取得长足进展。其中，克罗齐、科林伍德的表现主义理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美学，立普斯、古鲁斯、浮龙·立的“移情”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闵斯特堡的“艺术独立”说，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心理分析说，马里坦的新托马斯主义美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萨特、梅劳—庞蒂的存在主义美学等，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作家本体研究。
其三，作品本体研究。主要有：埃亨鲍姆、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等的形式主义批评，艾·阿·瑞恰兹的语义学批评，兰色姆、罗伯特·潘·沃伦等的新批评派，列维—斯特劳斯、诺斯罗普·弗莱依等的神话批评，罗兰·巴特、格雷马斯、劳特曼的结构主义批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卡西尔、苏珊·朗格的符号学批评以及叙述学小说批评等。
其四，读者本体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有，罗曼·英伽登、米凯尔·杜夫海纳的阅读现象学，汉斯·罗伯特·尧斯、沃尔夫冈·伊塞尔、弗·梅雷加利的接受美学，埃德蒙德·狄尔泰、乔治·伽达默尔等的文艺阐释学，帕·汤普金斯、沃克·吉普逊、诺曼·霍兰的读者—反应理论等。
其五，批评本体研究（关于批评的批评）。重要著述有：英国赫伯特·里德的《文学批评的本质》；法国阿尔贝·蒂博代的《六说文学批评》，罗兰·巴特的《作为语言的批评》，J·托多罗夫的《批评之批评》；加拿大弗莱的《批评，显与隐》；美国肯克思·伯克的《文学是生活的知识》，欧文·白璧德的《批评家和美国生活》，雷·韦勒克的《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主要趋势》，M·H·阿布拉姆斯的《镜与灯》，H·G·布洛克的《艺术哲学》等。
综观上述五种态势，尽管它们以各自的建树丰富和发展着世界文学理论，并为东方文学理论提供着种种并非霸权主义性质的新视野，但我们同时也无法否认，它们大多（而非全部）孤立地、静止地、自向地从事某方面的本体考察，忽视了或不习惯于运动式、联系性、双向或多向度探索，并相当程度上漠视了文学艺术的创造本性。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至少在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里，马恩有关文艺创造的理论似有变新性拓展，这一点已被解构主义批评家J·西利斯·米勒观察到。在1986年就任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时，他就宣称：“过去几年中，文学研究历经突变，几乎根本上摆脱了理论，亦即不再如先前那样关注语言本体，倒是相应地转向了历史、社会、政治、体制、阶级和性别限定、社会背景以及物质基础。”【4】80年代以来文学创造理论的最新对话便是明证。
这种对话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约瑟夫·马格列斯的生物—文化交叉论，米洛斯、伊里克的“自我”交流论，阿尔伯特、卢森堡的无意识与非意识论，裴代恩·潘尤斯的“机遇”论等。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再祥加赘述。总而言之，80年代以来的最新对话虽然不同程度地带有片面性和较浓的唯灵主义色彩，但这次讨论坦率，集中，且不乏新意，其理论创新与启示意义更为学界注目，这便是——寻呼世纪交点的接力者。
三、世纪之交的定位：何为艺术·艺术方位·开放结构
世界的发展日见迅捷，艺术的面貌日新月异，存在与思维，外在与内在，科学与艺术，正以高密度、多样化的方式相互纠缠。这无疑给人们的学术思考增添了不少困惑。在“接着讲”的理念唆使之下，中外学者不仅重新提起“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诸如此类的话题，而且愈来愈关心艺术的方位和作用问题。当然，这也是艺术创造论题中的应有之义。
美国学者谢尔顿·雷奇纳德异常关注艺术与科学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他在《论艺术在科学化的文化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科学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现代科学的崛起，人们视科学为主人，把艺术当仆从，或者干脆视二者为各自独立、互不关涉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既要廓清二者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又要看到二者并非同一文化。科学通过摧毁艺术的想象世界间接影响想象活动的开展。当艺术家发现其自在冲突与概念可经由科学得以实现时，便受到鼓动，不断开始新的创造计划。艺术想象为科学提供非理性概念。只有实现艺术与科学间的功能性结合，才能在扩展人的意识的同时从中排除掉一切虚假的东西，才能使创造者的建设性想象和批判式理性得到互惠式发挥，从而使人类总的精神力量得以充分利用。在《现代世界对艺术的需要》一文中，海格·哈特查多雷安则认为，通过创造和欣赏艺术，可洞察人的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可发现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世界，使人达致“可能性的世界”，进而实现精神的和谐与平静。因此，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该需要恰恰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因而也是现代世界一种普遍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需要。
如此说来，世纪之交的文艺学抑或文学创造理论，所要面对的不仅有前此无数伟岸的理论山峦，而且还有一个个创意迭出的学术新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创造本体论》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着创造理论的定位。
首先，它在方法论上确立了本体论的思维原点。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理论，它要回答事物的本原、本性及其存在方式和发展演变的终极哲学命题，拥有雄视群峰的理论优势。因此，用本体论方法去揭示事物的本原和本性，可以从一个较高的哲学基点上把握对象的本质。文学研究的对象即丰富的文学世界及其本质规律，它首先是本体，然后才是认知这个本体的方法，而诉诸本体的研究方法正是诸种艺术研究方法中最根本的方法。
其次，《文学创造本体论》选定了逻辑起点上的人学角度。著者不仅将艺术本体作为文学哲学的最高形式，而且还以人学本体为逻辑支点去解决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从人与文学创造的多重联结上破译人类本体与文学本体的必然联系，并通过诠释人与文学、作家与作品的本体联系来推导出文学创造的生命中介——构成作家本体的审美心理结构，进而描述这个结构的内在机制和功能形式。这不能不说是贴近创作实际，揭橥文学创造人学本质的新的思维路数。
再者，该著抓住了文学创造活动中特殊的语言运思视野。文学创造是一种语言生产工程，作家本体结构在向文学本体的转换生成时必须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著者认为，文学美的创造过程就是作家以个性化的审美心理结构去感应现实生活，然后再运用自身的语言能力在语言艺术实践中对象化审美心理内容的语言符号化过程。应当说，这是十分专业化的，也是很有见地的。
世纪之交的文艺学界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也是一个肩负重任的领域。这里有高峰没有顶点，有拓展没有止境。所以，任何一种理论话语的暂时定位都只能是科学求索过程中的一个台阶，一次新的起点。新的世纪是一个开放的世纪，新世纪的文学创造理论也应当是具有耗散式生命活力的开放性理论体系。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创造本体论》不可能是著者的终极定位之作，本体论的文学创造观也不会是未来文学创造理论研究的唯一选择。
【参考文献】
[1]欧阳友权：《文学创造本体论》，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阿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3]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英文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0页。
[4]Louis A Moutros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see the New Historici,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