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世纪同龄的中国报告文学走过了整整100年坎坷而辉煌的历程。它以何种姿态迎候新世纪，这是每一位报告文学的关心者不得不正视并予以回答的问题。所幸的是，在基本完成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的转型并业已开始知识文化建构的世纪当口，百年来丰厚的报告文学实践及足够的审读时距，为我们准确而宏观地切入审视对象提供了最佳契机。
中国报告文学受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脱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和着科学与民主的虓声，《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等作品应运而生。1920年初，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先后问世，首开我国异域题材报告文学之先河。1921至1924年，周恩来旅欧期间，陆续撰成30余万言的“旅欧通信”，相继刊于天津《益世报》，作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实践者。1925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沈雁冰、叶圣陶、西谛等接连发表了《五月卅日的下午》、《暴风雨》、《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街血洗去后》等作品。随后，陆定一的《五卅节的上海》、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引起更为广泛而强烈的注目。
1930年，“左联”正式引进“报告文学”概念，并发出“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总动员令。以柔石《一个伟大的印象》为标志，中国报告文学创作驶入文体自觉的轨道。总体上看，20世纪的中国报告文学受制于三大社会历史语境，即军事政治语境、政治经济语境和知识文化语境。承此，20世纪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掀起了三次声势浩大的浪潮，并相应地聚合为三种范型：30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50年代的建设型报告文学，80年代的改革型报告文学。
惊涛拍岸——30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
社会的剧变和民族的苦难，常常是报告文学得以勃兴的源头活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华野心败露。但蒋介石政府忙于反共，对日妥协，不到五年时间，东北三省、热河、察北、冀东等地连落敌手。值此“救亡压倒启蒙”的生死存亡关头，大批热血作家和爱国志士纷纷挥毫上阵，写下了一篇篇炙人肺腑的报告文学作品，为警示国人、激励抗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完全可以认为，发端于30年代并波及40年代的第一次报告文学浪潮，以争取民族独立为潮头，客观上充当了全民抗战政治语境的文学“利器”。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淞沪抗战或上海事变。同年4月，阿英从反映该事变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精选出28篇，结集为《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以南强编辑部名义出版。这是公认的我国第一部报告文学专集。随后，《文艺新闻》编辑部推出《上海的烽火》，成为前者的姊妹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和《上海的烽火》的相继面世，带动了一大批“事变报告文学”，并为30年代的救亡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成功借鉴。
1936年在30年代乃至于整个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中国报告文学名副其实的丰收年。其中，宋之的创作的《1936年春在太原》通过颁发“好人证”诸人诸事，辛辣地嘲讽了山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防共”丑行。夏衍于《光明》创刊号上推出里程碑式的作品——《包身工》。作品塑造了“芦柴棒”的典型形象，真实、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盘剥，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由产生步入成熟的重要标志。周立波当时评价：“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情真意挚的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刚刚萌芽，工人文学非常缺乏的现在，它有双重的巨大意义。”[1]
与此同时，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作品得以发表，它们以游记体形式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表现范围和话语方式。尤其是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以其探险意识和求真精神确立了报告文学的一代风范，数月之内连版七次。一位读者这样对他说：“我读了你的一切通讯，发现了中华民族的许多问题。正如读了易卜生的戏剧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2]应该说，这是对范长江报告文学创作所作的最高也是最好的评价。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间掀起了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报告文学运动。一是全面反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报告文学热潮，二是受高尔基编辑《世界的一日》动议的启发，由茅盾主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的出版。尤其是后者，在征文通知发出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收稿3000余篇。后经编委会审定，采用其中的498篇，总计80万字。茅盾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一文中指出：“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员的腐化，土劣的横暴，女性的被压迫，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彷徨，‘受难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3]关于作品的重大社会职能，黎烈文认为：“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中国究竟破碎到了怎样的地步？这老大民族有没有复兴的希望。”[4]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国救亡型报告文学进入空前繁荣阶段。《上海一日》和《战斗的素绘》堪称表率。
1937年底，上海沦陷。因英、法等外国租界的特殊身份，上海得以“孤岛”身份暂时维持“中立国”形象。广大敌占区作家利用“孤岛”坚守写作，并于1938年发起规模化征文活动，仿效《中国的一日》辑成《上海一日》。该集收录报告文学432篇，计100万字。主编梅益称之为描写“上海军民的战斗和生活的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画卷”。40年代初，以群又选编了抗战报告文学专集《战斗的素绘》。在论及编辑动因时，他指出，抗战报告文学“永远和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抗日斗争密切地结合着。它是从民众反日抗日运动的土壤上产生，吮吸着抗日斗争的乳浆而成长起来的”。[5]因而，在如火如荼的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时代，“报告文学填充了一切杂志或报纸的文艺篇幅：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6]可见，是火热的抗战生活挑选了报告文学。
在中国30年代救亡型报告文学的潮响中，几位域外作家以其深沉的人类关怀、独特的观察角度和具有国际声誉的写作文本使此期报告文学的“合唱”趋向多声部。代表性作家有：基希、史沫特莱和斯诺夫妇。
基希是捷克籍新闻记者和杰出的国际报告文学大师。他1932年来到中国，会见了鲁迅，深入考察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异常深刻地报告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写成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周立波认为，直到基希的作品出来，“报告才成为一种不能被人轻视的独特的新形式”。黄钢回忆说，1938年，延安鲁艺文工团的团员们奔赴晋东南前线时，简单的行军背包中都背着手抄本《秘密的中国》。
史沫特莱于1929—1941年生活在中国，先后写出了《中国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反攻》、《中国的战歌》以及后来发表的《伟大的道路》等报告文学作品。她是一位率真而挚着的女性。法国的皮埃尔·梅林评价说：“在现代作家中，像她那样的，怀着明白的责任观念，将人类的痛苦，以及受着本国和外国的统治阶级的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灾难，描写了出来者，是不多的。”[7]史沫特莱正是这样几位不多的作家之一。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专家尹均生先生盛赞“史沫特莱以其毕生精力写出的《伟大的道路》是世界纪实文学的一座丰碑。”[8]
30年代中后期斯诺夫妇关于中国的一系列深度报告，构成此期报告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特别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海伦·福斯特的《续西行漫记》的相继出版，将30年代救亡报告文学浪潮推向新的高度。它们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20世纪国际报告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西行漫记》的全球性畅销，第一次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事业光耀天下，斯诺本人也与作品一道成为“20世纪永恒的红星”。就作品产生的巨大社会历史作用和现实魅力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年代，在那个中国人民需要理解和帮助、世界呼唤沟通和交流的年代，斯诺等国际友人‘信奉并从事的沟通和交流事业，开阔了思想，减少了疑虑，增进了了解，促进了合作’。作为这种沟通和交流事业的结晶，《西行漫记》实现了多方面的价值对位，并将引导人们在开辟人类新前景方面继续发挥作用。”[9]
上述国际友人真实而富有文学深度的报告，不仅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解放壮举，而且极大地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有效地争取了世界爱好和平与进步的人民对于中国反帝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除此之外，较有影响的抗战救亡报告文学集还有：《红军长征记》、《五月的延安》、《陕公生活》、《冀中一日》、《伟大的一年间》、《伟大的两年间》、《冀中抗战八年》等。这些作品，以红军长征和解放区生活为切入点，多层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救亡型报告文学始终伴随着抗日运动的全过程。日本投降不久，中国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其间，涌现出不少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除众多单篇作品外，《环行东北》、《光明照耀着沈阳》、《为祖国而战》、《渡江一日》、《英雄的十月》等报告文学集尤为引人注目。它们是30年代救亡型报告文学的逻辑延伸，也是迎候新中国诞生的第一批报春鸟。
中流击水——50年代的建设型报告文学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一声礼炮，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报告文学随之迎来建国后的第一个春天。是谓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二次浪潮。
建国前夕的1949年7月2日，就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艺术界联合会，推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随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宣告成立（即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茅盾当选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由此，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开始走向复兴之路。
根据首届文代会出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决定，全部53种丛书中就有7部报告文学集，包括周而复、华山、刘白羽、韩希梁等人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与此同时，香港进步文艺团体组编了一套“文艺生活选集”，司马文森任《报告文学选》主编。他在序言中说：“让我们向旧日的苦难日子告别，更坚决更勇敢地迎接未来！”上述报告文学选集，既是我国第一次报告文学浪潮的总结，也是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的开端，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1950年6月，美国入侵朝鲜，朝鲜战争爆发。很快，战火迫近中朝边境，严重威胁到新生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同年10月，我国组成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并肩作战，共同创立了抗美援朝的壮丽乐章。魏巍、刘白羽、黄钢、华山、杨朔、陆柱国、韩希梁、田流、巴金、靳以等大批作家深入火线，热烈而生动地报告了这一人间义举。后来，主要作品以集体成果《朝鲜通讯报告选》、《志愿军英雄传》、《志愿军一日》等形式出版，掀起了一股“抗美援朝报告文学热”，强化了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的高亢基调。其中，魏巍于1950、1952、1958年三入朝鲜，共写出17篇报告文学作品。后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结集出版，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一度使“最可爱的人”誉满华夏。
不过，真正代表5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主流的还是建设型报告文学。经数年积蓄，至1955年左右，先后出版了全面反映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生活的多种报告文学选集。影响较大的有：《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技术革新通讯报告选集》、《肃奸反特通讯报告选》、《解放军通讯报告选集》、《散文特写选》等。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进入高潮。社会的发展刺激了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适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和文艺发展方针。在现实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双重鼓励下，作家们热衷于报告文学的深度探索，报告文学随之跃上新台阶。
刘宾雁率先发表《在桥梁工地上》，为新兴建设型报告文学提供了光辉范例。该作是建国以来继《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后又一个报告文学经典。作品以敏锐的理性眼光、深沉的批判意识和犀利的文字表达，深刻地抨击了以桥梁队长罗立正为代表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文章发表后争相传阅，交口称赞，堪称恢复报告文学文化身份的力作，充分代表了5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高度。
接下来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相当程度上损伤了报告文学的元气。刘宾雁、柳溪等被打成右派，荔青的《马端的堕落》、白危的《被危困的农庄主席》等揭露性作品遭到批判。姚文元在题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的文章中叫嚣：“前一个时期，从刘宾雁的特写开始，我们的文学界逐渐滋长着一种‘揭阴暗面’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站在敌视社会主义立场上提出问题来的。”[10]谬论既出，殃及众多无辜作家，“一大批对革命文艺有过贡献的新老作家横遭打击，其中包括对中国报告文学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丁玲、萧乾、姚雪垠、秦兆阳、陈学昭、刘盛亚、彭子冈、白朗、罗烽等等，他们被剥夺创作权利21年之久，给中国的文学事业、包括报告文学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11]
在50年代报告文学的波翻浪滚中，1958年具有“波峰”性质。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就与不足，在此同时得到充分展现。在“大跃进”背景规定之下，中国作家协会于1958年3月提出了文学工作的“跃进规划”，《人民日报》、《文艺报》争相发表社论，为文艺跃进摇旗呐喊。1958年第20期《文艺报》特别发表专论《大搞报告文学》，并开辟“大家写报告文学”专栏，号召“全国各地在大搞创作规划的时候，希望大家更多地注意报告文学。把生活中最尖锐的东西通过报告文学这个最尖锐的体裁充分反映出来吧！”[12]鼓动之下，成百上千的作家走进生活，纷纷“报告”火热的大时代建设景像。截至1959年，计出《大跃进丛刊》、《钢铁前线的日日夜夜》、《炉火熊熊》、《农村大跃进之歌》、《社会主义红花遍地开》、《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建设十三陵水库的人们》、《创造奇迹的时代》、《时代新人》、《诗人歌手数今朝》、《跃进的先锋》、《大跃进的标兵》、《大跃进的一天》、《上海大跃进的一日》等上百种报告文学专辑，真正出现了“报告”大爆炸的文学景观。
应该承认，此期的报告文学写作取材广泛，数量众多，影响空前，也确实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如雷加的《三门峡截流小记》、华山的《神河断流》、巴金的《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綦水源的《冰峰五姑娘》、魏钢焰的《宝地宝人宝事》以及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万炮震金门》等。但不用回避，受大跃进浮夸风的深刻影响，“虚假报告”大量充斥文坛。《总路线照耀下的道口乡》吹嘘该乡“六天建成243个工厂”，《平原上的火炬》谎称“五天建成一个水电站”。更有甚者，《小麦的红旗》写“小麦平均亩产3200斤”，“兔子见了人往这块麦地里一钻，被麦秆撞了回来，又往上一跳，被麦秆子架住了。……据说有的社员在这块麦地里还捉住两只兔子，因为兔子被麦秆夹住跑不动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初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一代新人》中，有一篇《千锤百炼的“铁姑娘”》，记载寿张县出了五位“铁姑娘”。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她们喊出“乘卫星，驾火箭，大胆想，冲天干，平均每亩收八万，高额丰产双十万，决心沙滩创奇迹，世界小麦称第一”的口号。作品写道：“她们种的谷子、玉米、大豆亩产都在一万斤以上，其中一亩一分大豆创造了全县最高记录，亩产达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一点四斤，二亩晚玉米亩产达到一万四千七百多斤”。由此可见，浮夸风在当时的报告文学界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表明，报告文学确实较其他文体更为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神经”，包括时代的病态。
到了1960年，因天灾人祸，共和国面临大饥荒。中共中央开始着手纠正“左”的错误，文艺政策得到调整。总体上看，6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相对健康，它们以反拨50年代末浮夸文风的面目出现，本质上是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的组成部分。其中，王磊、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西虹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徐迟的《祁连山下》、茹志娟的《在那东海边上》、王西彦的《富饶的花果山》、碧野的《黄连架》、东生的《看愚公怎样移山》、骆宾基的《春天的报告》、郭小川的《旱天不旱地》、孙谦的《大寨英雄谱》、甄为民等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魏钢焰的《红桃是怎样开的》等等，都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了城乡各条战线上的建设英雄及其建设事业。黄宗英自1963年起连续推出《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新泮伯》等，为报告文学创作添加一股清新的气息。穆青等集体创作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则被认为是此期“榜样文学”的压卷之作，唱出了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同样不能忘记，1963年3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邀约30余位作家、理论家聚会北京，召开了我国首次报告文学专题座谈会，就报告文学的概念、真实性、时代精神以及报告文学的题材、风格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探讨。很快，中国作协编辑出版了三卷本《报告文学选》，人民日报出版社发行了《春天的报告》，解放军文艺社推出了《部队报告文学散文选》。它们以集束方式为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推波助澜。
概而言之，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发端于50年代初，延伸到60年代中期。它以“三大主义”为基调（即取材上的建设主议，人物上的英雄主义，主题上的“歌德主义”），弹奏出复兴时代波澜壮阔的建设交响乐。并且，它的成功与失误都给报告文学的历史留下了耐人寻味的阐释空间，其足够的启示价值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牢固而特殊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大跃进”在内的50年代建设型报告文学的文学史地位或许高于文本自身的创新意义。
春潮唱晚——80年代的改革型报告文学
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几乎成了“没有文学的时代”。尽管有少量报告文学问世，但也与其他文体一样——在夹缝中求生。
报告文学在寻找中等待。
1978年5月，《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相继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新时期的春潮开始涌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明确打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1979年10月，中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同志欣然致辞。他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时期，“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13]新时期文艺的春天来到了。
时代又一次选择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以挑战者的姿态拥抱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报告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它常常充当着新时代文学的“启动盘”。中国新时期文坛自不例外。早在1977年，徐迟、刘白羽、魏钢焰、黄宗英等就已经开始以报告文学的方式为新时期放声歌唱。徐迟发表于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率先报告了新时期科学与文艺春天的信息。作者曾意味深长地说：“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14]由此，一大批以科技工作者、知识分子为主角的报告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灿烂逼人。继徐迟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之后，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科学的春天》、《亚洲大陆的新崛起》、《高山与平原》。随后，一批历史与现实反思型报告文学以其强劲势头攻占文坛主战场。如《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急风暴雨中》、《正气歌》、《划破夜幕的陨星》、《命运》、《线》、《九·一三事件始末记》、《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大雁情》、《痴情》等。
与此同时，改革颂歌与反腐“文告”成为此期报告文学正反相成的主流景观。《这里有十万颗火热的心》、《励精图治》、《热流》、《艰难的起飞》、《一个“精灵”的出现》、《绝非虚构的乐园》以及《人妖之间》、《一枕铜官梦》、《“渤海二号”事故调查纪实》等作品，将80年代改革型报告文学托举到一个新的境界。
报告文学在思想解放之后的快速觉醒和迅猛发展，使之很快成为新时期文坛的“优势兴奋中心”。1979年6月，31所（家）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会集江城，在武汉师范学院召开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次大型报告文学研讨会，全方位检讨了报告文学的理论定位与实践形态，最终彻底地将报告文学从文体的混沌与摇摆之中解脱出来。
总体说来，新时期报告文学作者云集，题材广阔，视角多变，手法灵活，多有佳作。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曾特别指出：“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15]
如果说80年代的报告文学达到火爆的巅峰状态的话，那么，90年代的报告文学则在沉静中走向成熟，并以此丰富了第三次报告文学浪潮的表现形态和冲击力量。理论界已经确认，“进入90年代之后，面对日益深入改革开放而裸露出质核的社会，报告文学更是自觉地溶入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思维、知识和手段，来表现改革年代政治、经济、法制等各个领域中的新旧观念的冲突”。[16]我们也注意到，转型期的报告文学回眸意识加浓，热点追踪及透视效果明显，哲理性增强，更为注重批判意识和人文底蕴，并且不乏全球视野和人类意味。就代表性作品而言，主要呈六种态势。
一是历史反思性报告文学空前走俏。如《祖国高于一切》、《与祖国的文明共命运》、《将军的泪》、《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李宗仁归来》、《张学良的幽禁岁月》、《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龙旗悲歌——大清国北洋海军纪实》、《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温故戊戌年》、《世纪晚钟》、《生者不应沉默》、《风流巨商》、《南京大屠杀》、《上海：1949大崩溃》、《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志愿军战俘记事》、《淮海之战》、《鏖战西北》、《丙子“双十二”》、《红军浪漫曲》、《大国之魂》、《碧血黄花》、《中国远征军印支征战纪实》、《板门店谈判》、《鹰爪下的羔羊》、《越过马其诺》、《不沉的英伦岛》、《犁不开的冻土》、《英吉利海峡的狂飙》、《血染的冬天》、《喋血黄沙》、《黄河在咆哮》等。这些作品，注目过去，立足现实，试图在历史的重审过程中提炼出今日的答案和明日的启示。因而，它们能够用力将笔触伸入那些具有突出聚焦性质和浓烈鉴知意味的岁月“拐角”处，于历史的“黑箱”中清洗出富有当下启示意义的各色“剧照”，其深广的时空度量构成历史视野中的史诗维度，因而给人以沉雄和沧桑感。
二是时事追踪性报告文学的全面勃兴。这类作品，紧挽时代臂膀，快速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热点，因而吸引了最为广大的读者群。如：《伟大的转折》、《历史性的飞跃》、《世纪末的辉煌》、《香港回归》、《世纪重任》、《大三峡》、《中国农民大趋势》、《1998：决战长江》、《本届政府没有分洪》、《中国姑娘》、《中国足球之谜》、《惊世奇兵——世界瞩目马家军》、《马家军调查》、《80年代西方政坛丑闻录》、《变动中的埃及》、《空前的角逐——俄罗斯总统大选》、《克林顿性丑闻》、《中国商界大爆光》、《当代中国扫黑纪实》、《“2·25”海南剿匪大捷》、《没有家园的灵魂》、《十面埋伏》、《摩加迪沙行动》、《恶魔导演的战争》、《中东——热点地区的秘闻轶事》、《黎巴嫩——战乱春秋》、《和平是这样出现的——波黑风云录》、《世纪之战目击记——海湾战争采访录》、《中国不可欺——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特急报告》等等。它们目光敏锐，雄视全球，文笔泼辣，以丰厚的新闻含量和饱满的文学活力驰骋文坛。完全可以预期，借助电子网络的翅膀，这类作品将拥有越来越多的受众。
三是高科技题材报告文学的强势运作。随着经济、科技、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认同知识经济的目标导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当此之时，高新技术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心向往之的极富诱惑力的探求领域。以“两弹一星”报告文学为例，就有钱钢的《核火》，董滨的《中国原子弹之父》，吴显奎的《两弹元勋的秘密历程》，彭子强的《中国两弹一星揭秘》，郑重的《沙漠与海》、《走向太空》、《他拥抱地球，也拥抱原子弹》，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徐剑的《大国长剑》，等等。李鸣生继“航天三部曲”之后，又推出长篇科技报告文学《中国863》，首次生动而全面地报告了中国“863计划”。可以肯定，报告文学对于高新技术的青睐，透露出人类步入崭新时代的豪迈信息。
四是道德审视性报告文学的深度开掘。如《阴阳大裂变》、《爱河横流》、《西上天山的女人》、《堕落的和不甘沉沦的群落》、《爱与恨》、《情人世界》、《情人现象》、《同性恋在中国》、《走近中国艾滋病患者》、《婚变大走穴》、《罪恶的生育》、《钱，疯狂的困兽》、《钱——权力的魔方》等。这类作品，将现实社会和市场经济语境下人的欲望——性欲、权欲、钱欲置于道德甚或法律层面予以检视，意欲揭示人性的“深层语法”结构，从而使人生更明丽，社会更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报告文学在人性深度的开掘方面确实超越了一、二次浪潮。
五是文化关怀性报告文学对于知识文明的着意保留。正如孟晓云等在《还是那双眼睛》中剖析的那样：“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新时期报告文学以《哥德巴赫猜想》、《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等作品为契机，将知识、知识分子、教育等问题摆上桌面，显示了文化救赎的卓然风采。这方面，《中国的“小皇帝”》、《中学生的情感世界》、《多思的年华》、《黑色的七月》、《神圣忧思录》、《教育面临挑战》、《希望工程纪实》、《中国知识界大震荡》、《落泪是金》等作品，表现出可贵的自省精神、前瞻意识和文化接力心态。《啊，玛纳斯》、《敦煌之恋》、《东方佛雕》、《虹在风雨后》、《播鲁迅精神之火》之类的作品，则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呼吁整合与承传民族文化，保留民族精英文化的血脉。《世界大串连》、《德意志思考》、《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美国印象》、《出国感悟》、《日本留学一千天》等留学生报告文学，通过对异域文化的独到省察，表达了对母语文化的深层认同与依恋，并且表现出全球化趋势中必要而必然的文化开放心态。
六是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而出现的生态忧患性报告文学大出风头。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具理性的无节制膨胀，导致人对自然的严重误读，人与环境的关系日趋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破坏、能源萎缩、人口过剩、粮食短缺等问题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如此严峻情势，生态“报告”择时而动，以嘹亮的音符汇入第三次报告文学浪潮，为之增色不少。《大兴安岭大火灾》、《淮河的警告》、《北京失去平衡》、《伐木者，醒来！》、《只有一条长江》、《中国风沙线》、《地球敲响了警钟》、《超载的土地》、《民以食为天》、《西部在移民》、《忧患八千万》、《红土地上大决战》之类的作品，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配置、人口调控及中西部开发，呼唤人类珍重自身的生存依据，以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谋求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利互惠的一切可能而有效的途径。现在，哲夫的生态报告文学《中国档案》、《走遍黄河》等已授权笔电新人公司免费入网发行，钱钢、赵瑜等知名报告文学作家纷纷由文字报告转向电子报告。诸多迹象表明，环保性生态报告文学将在调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透过以上远非全面的梳陈，不难判断，第三次报告文学浪潮尽管以歌颂改革开放为主旋律，但其实际情形却要复杂得多。可以认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仪态万端的姿容，已无可辩驳地创造了中国报告文学世纪末的辉煌。此种辉煌，显然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事业在文学上的多彩投射。正如人们认识到的，“月亮的皎洁辉煌，是由于太阳的发光；报告文学开启千万人的心扉，是由于作家敲响了时代的鼓点。只有当它像一滴水似地反映了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只有当它像回声似地激荡着人民的心潮，只有当它像闪电似地使山川道路突然明亮……报告文学，才不致囿于一人一事，流于浮泛表面，而是把握住时代精神，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显示它推动社会前进的雄浑的力量。”[1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新时期报告文学树起了跨世纪的精神丰碑。
当我们循着中国报告文学的涛声抵达21世纪的闸门时，发现20世纪已如流星般从头顶划过。回放中国报告文学的三次浪潮，发现它们是如此紧密地与时代粘合在一起，始终站在生活的前沿，勇立潮头挽大风，并且正在开辟着越来越宽广的文体生存道路。这种日渐宽广的报告文学生存之路体现为四大演进趋势，即取材上的多样化趋势，题旨上的理性化趋势，手法上的多元化趋势，传播上的电子化趋势。上述趋势孕育着报告文学的现代文化品格，这种品格以变动、开放、多元为根本特征。明智的报告文学作家自然应该主动靠拢这种品格。唯其如此，才能不断创造出紧追时代潮流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因为，“如果认定自已处在一个固定的世界中，我们就会抗拒改变；但若坚信这是一个流变的世界，我们就会与变动携手前进。”[18]
[1]转引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
[2]参见范长江：《塞上行·自序》。
[3]茅盾：《关于编辑的经过》，原载《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
[4]黎烈文：《略谈<中国的一日>》，原载《中流》第1卷第3期。
[5][6]以群：《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原载《战斗的素绘》，作家书屋1943年版。
[7][法]皮埃尔·梅林：《报告文学论》，译文载《文学界》1936年创刊号。
[8]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
[9]龚举善、尹均生：《<西行漫记>的人类学意识》，载《二十世纪永恒的红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10][11]参见张春宁：《中国报告文学史稿》，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12]转引《中国报告文学史稿》，第301页。
[1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211页。
[14]徐迟：《为什么写？怎样写？》，《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15]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6]李阳春：《由“聚焦”走向“广角”的报告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17]刘淮：《真实性·倾向性·艺术性》，《文艺研究》，1980年第4期。
[18]参见《对当前现实主义新写作现象的看法》，《光明日报》1997.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