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政府高层的身影频现江浙粤沿海一带。7月4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急行苏沪；7月4日至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南下广东；7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调研齐鲁半岛；7月2至3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考察浙江。高层行动的共同关注对象直指中小企业和外贸环境。在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原油等价格一路高攀的“外困”中，中国出口企业纷纷放缓发展脚步。而在国内物价成本价格一路高涨，金融贷款银根紧缩的“内忧”下，一些中小出口企业已经出现岌岌可危的情况。正如陈德铭所说，中国外贸出口每波动1个百分点，将影响中国18万-20万人的就业。面对内外复杂局面，中国的外贸政策或将转型？■
A
中小型出口企业生存困境现状
汇率上升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成本推动对其影响又有多大？目前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困境是政策所致还是市场的选择？■
张小济：
对冲汇兑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中小型出口企业现在是比较困难，但是它们出现经营困难的原因需要仔细分析，根子并不都在汇率上。说到汇率，我们不能只看人民币对美元，还要看人民币对其他货币。总体来说，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并不是特别大。根据我们的调查和企业的反映，外贸企业现在主要面对的是汇兑风险，这使企业不好接单。目前我们的外汇市场不够成熟，没有一套帮助企业对冲汇兑风险的机制。
中小出口企业也有不同类型，比如做加工贸易的，本身利润比较薄、议价能力又差，这样的企业现在比较困难。政府关心也主要是关心这些企业的员工就业问题，因为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总体来讲，我国目前的出口情况还是比预想的要好一些。
姚枝仲：
小企业被淘汰可视为市场选择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
一些抗风险能力较低的中小型出口企业生存困难，这是肯定的。目前外贸面临两个冲击。一方面是外部需求的冲击。比如美国、欧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次贷风波冲击后，其外部需求已经下降。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汇率调整，国内的用工成本上升。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冲击。受此影响最大的是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这个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比例较高。
但是，这种结构性调整本身是我国所需要的，因为我们要实现这些领域的产业升级。目前，国家外贸顺差的增长就是反映了这样的结构问题。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贡献在慢慢下降。而其他的一些行业，比如钢铁等行业则是迅速发展。这从钢铁产能的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在2004年以前，从数据来看钢铁的进出口存在逆差，而现在则是顺差。对比这两个行业，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所以，这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可以看做是市场优胜劣汰的行为。
目前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较大，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其发展趋势是按照预想在回落。但是如果这时候再把顺差提高，比如人民币停止升值等，这就会使得以前的成果被抵消，那么调整压力又会出现。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保护目前的调整成果。
李炜光：
不能把企业
完全交给市场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中国的出口今年确实面临很大困难。抗汇率风险较差的中小型出口企业，目前情况下要以自我调整面对困境，难度不小。这些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历史上起到了很大作用，现在的贡献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说把“企业生存与否交给市场去判断”，这种观点我不同意。这些中小出口企业现在面临的困境，不单单是市场竞争造成的。而做到“产业升级”，也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一个企业的“升级换代”，需要很长时间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
B
政策走向是否面临转型？
出口退税政策的指向是否会发生变化？如何调节产业升级和出口平衡的关系？出口信贷会对中小企业倾斜吗？就业问题在外贸政策调整中占什么样的权重？■
张小济：
就业问题改变
外贸政策走向
之前的出口退税政策是在“减顺差”的思想基础上做调整的，现在的情况看来应该是“能退的就退”。有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被“误伤”了，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些企业虽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但并不属于资源密集型。这里要指出的是，对这一部分企业的出口退税调整当时也有调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因素在里面，但实际上即便取消了出口退税也一样有贸易摩擦。
我认为外贸政策的主导思想可能会从“减顺差”调整为“维持稳定增长”。这个看法的根据之一来自于就业。尽管就业问题现在还没有凸显出来，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不少地区之前所谓的“民工荒”的情况已经消失了。在就业压力逐渐增大的时候，不宜再出台抑制出口的政策。
如果贸易顺差再次扩大，也不能说这会给人民币带来了新的升值压力。目前主要要看的是美元是不是会继续贬值，美元能不能疲软才是影响国际贸易情况的关键因素。
姚枝仲：
要小心政策回头
目前政府更加着力于解决失业问题。但是在国内工资上涨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能带动就业。我们应该把握好这个机会，促进相关行业的产业升级。同时，还要避免政策的回头。政府本来是要做正确的事情，遇到问题不能盲目回头。我们应该把握好政策的力度。比如，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可以慢一点，给予企业转型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但是政策的方向是不应该轻易改变的。而既要避免大批企业出现问题，又要保证就业的状况下，我们的财政税收政策应该有一些调整的余地。特别是财政方面的政策，比如出口退税等措施是比较有效的，而且也应该依靠这些政策。同样在中小企业出口信贷等方面政策都是可以考虑和研究的。关键要看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什么。
孙飞：
出口与进口
应该并驾齐驱
（万通投资银行董事顾问、博士）
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外贸政策的方向应该有所调整。减少顺差有利于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调控目标，但是就业、本国经济增长等对出口的依赖都很大。在方向相背的两种选择上，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主要要看以什么为主要矛盾。我认为国际收支平衡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使解决也不一定要用抑制出口的办法，可以用扩大进口来减小顺差。单就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来说，美国自身其实应该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因为它对高新技术等方面的出口严格限制。■
C
财税政策能有何作为？
中小出口企业手中救命牌到底有几张？国家可行性扶持政策怎样制定？信贷政策上是否能向中小企业倾斜？■
孙飞：
企业需自救
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型中小企业遭受的打击比较大。政府在政策、税费、金融支持等多方面都会做一些扶持性的调整。比如中国进出口银行这样的政策性银行，以往在出口信贷这方面给予国有大型企业很大帮助，在当前情况下，对中小型出口企业的服务和帮助应该也还有潜力可挖。
但只靠政府的帮助是不太现实的，企业应该做更多的自救工作。比如并购重组，一些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型出口企业合并为一个较大的、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企业，这就是一种应对方法。
如果企业资金比较充足，可以谋求产业升级，如果资金不足，可以寻求信贷支持或是股权融资。总之，企业必须积极寻求自我调整的方法，争取先一步摆脱困境。
张小济：
出口退税应作为
制度而不是政策
解决中小外贸企业目前困境的核心主要在于如何降低成本，这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我觉得政府能做的，除了多提供服务、公务便利化之外，另外一点就是出口退税上可能会尽可能多地提供一点帮助。在提供商务服务方面，政府还是有很大潜力可挖，流程能够简单快捷一点，成本就可以多降一点；流程耗费的时间短一点，汇兑风险就更小一点。
对于中小出口企业的困境，不可能指望一个政策就把问题解决了。比如由于银根收紧造成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问题，现在各方面也在研究如何解决。是在中小银行上做文章？还是直接给大银行相应的政策？尽管现在还看不到特别具体的应对方式，但相关的研究始终在推进。又如电价调整，看上去这造成了企业成本上升，但实际上它带来的不是一个单一结果。价格和市场脱离太厉害，肯定会造成供给不足，而在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中小企业。
在抗风险能力上，始终是大企业比较强。所有政策最先造成影响的层面就是中小企业，所以政府主要做的是优化、净化整个市场环境。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是对中小企业的最大帮助。
财税政策并没有太大的调整余地。和中小企业直接相关的也就是出口退税，类似补贴之类的财税政策是不可能的。出口退税本身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在国际上它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一种政策。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政策手段来用，这一点我一直持反对意见。经常调整出口退税，也更容易让人认为这是一种补贴，其实出口增值税退税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制度。
李炜光：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是基础
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应该是政府能够做到的事。政策限制稍微放宽一点，税费能够适当减免一些，为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提供一些资金支持，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中小企业最怕就是税负重、不合理收费多。它们在有了一个较显宽松的生存环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引导和鼓励，才能逐渐完成产业升级的自我调整。如果任由这些企业独自面对风险，会造成相当数量的企业倒闭和大量的失业人口出现，这将给宏观经济运行增加更多不确定因素。中小企业情况复杂，对它们的管理难度很大，这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一个考验。
姚枝仲：
企业自身转型更重要
我个人认为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是不应该扶持具体企业的，这主要是看政府的目的是什么。从目前来看，政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就业，第二就是维持经济产业的升级。有时候政府的扶持不能促使这些中小型企业得到更好的升级和发展。如果一个企业并没有实现生产模式的转换和升级，比如依然采用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那么政府不应该予以扶持。政府的优惠和扶持应该将它们向高技术含量、低能耗、低污染方向指引。这部分帮助和扶持我建议落实在失业人口身上。因为实现产业升级必然会出现一部分结构性失业，政府应该从经济上帮助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