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瑜,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1986年毕业于外交学院,精通英文,曾在中国外交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2003年起出任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2005年底调回北京外交部新闻司任政工参赞,2006年任新闻司副司长兼新闻发言人。她是中国外交部自1983年建立发言人制度以来的第四位女性发言人。（援引自百度）
姜瑜在给记者提问机会时总是保持一丝优雅的微笑，但是她讲话缺少力度和逻辑，特别是无法针锋相对地回击来自记者的敏感提问。而且在需要拒绝回答时采取的竟然是推卸责任的态度。比如有记者问：那些护跑手（据称曾在伦敦、巴黎站的火炬传递中干扰当地警察的执法），澳大利亚政府表示火炬的保护工作应该由当地警察承担，拒绝由他们继续保护火炬。你对此有何评论？姜瑜答：关于奥运火炬传递，具体情况你可以询问火炬传递中心的新闻发言人。对于火炬在澳大利亚的传递，中澳双方进行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并且相信澳大利亚警方能够提供充分和有效的保护。又有记者问：（外交部曾经证实过“五一”期间西藏将对外国人开放）海外的“藏独”组织称，在“五一”期间重新开放西藏是不可能的。你能证实吗？姜瑜答：目前西藏自治区政府正在努力在巩固局势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尽快把社会秩序恢复到正常状态。至于什么时间对外开放，外国人如何进入西藏等安排，你们可以询问自治区政府。
两个推托给记者留下了很差的印象，众所周知，中国的外交活动和危机处理都是高度集中的，你很难想象外交部把火炬传递事宜或者何时开放西藏的问题交给火炬传递中心或者西藏政府来回答，西藏的开放是西藏说得算的吗？如果向外国记者和使馆开放的权力在西藏政府，那外交部干脆直接把西藏交给达赖算了，那样就再也不会有人来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问题了。
作为理性关注中国外交危机的青年，我不会做抨击自己国家的事情，但在真正维护国家形象和人民尊严的问题上，我有些不太认同官方的行为。我们的国家每每遇到涉及民族尊严和国家形象的问题时，总是首先从道德和理论上去争一个正义的位子，然后从历史中去搜寻各种事例来论证现实的正确，我对这种解题思路不敢苟同。国家利益是实实在在的，所谓正义的形象仅仅是一个面子问题，大道理讲多了谁都会烦，烦了就不会顾及你的面子，也就对你的正义性不以为然；其次，我反对历史决定论，无论历史中发生了什么，看待现实问题时首先要了解现实，正如我们看待一个人，怎么能以他过去曾经做过牢就认为他永远是个犯人呢？西藏大部分贵族解放前不都存在压迫奴隶的事实吗，现在呢，这些贵族难道还是奴隶主吗？我一直认为达赖不是一个识大局、顾大体的人，而且我很反感此人。可是他在西藏佛教界仍然有不低的威信，他在国外谈自由、民主和宗教自由时，的确不像一个要在西藏复辟奴隶制（姜瑜女士曾经在答记者问时这样认为）的“无赖”。
我最近一直想就中国外交危机谈谈自己的看法，到今天还是没有理清头绪，但有一点，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着外交危机，这种危机首先来自于美英法德澳等发达国家的人权质问，还有来自BBC、CNN、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等西方主流媒体的恶意报道，还有民主国家的人民基于宗教信仰自由而对达赖的同情，还有全世界对于中国强大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恐惧和抵触感。此时的中国外交需要大智慧，而不是老生常谈。当我看到中国的主流媒体纷纷规劝国人理性爱国时，我有些无语。我当然主张理性爱国，但是国人在家乐福超市门前唱国歌不理性还是海外华人上街游行不理性？当舆论导向伤了国人的心时，主流意见又怎能指引人民通向光明之路？ (2008-04-23)
姜瑜在给记者提问机会时总是保持一丝优雅的微笑，但是她讲话缺少力度和逻辑，特别是无法针锋相对地回击来自记者的敏感提问。而且在需要拒绝回答时采取的竟然是推卸责任的态度。比如有记者问：那些护跑手（据称曾在伦敦、巴黎站的火炬传递中干扰当地警察的执法），澳大利亚政府表示火炬的保护工作应该由当地警察承担，拒绝由他们继续保护火炬。你对此有何评论？姜瑜答：关于奥运火炬传递，具体情况你可以询问火炬传递中心的新闻发言人。对于火炬在澳大利亚的传递，中澳双方进行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并且相信澳大利亚警方能够提供充分和有效的保护。又有记者问：（外交部曾经证实过“五一”期间西藏将对外国人开放）海外的“藏独”组织称，在“五一”期间重新开放西藏是不可能的。你能证实吗？姜瑜答：目前西藏自治区政府正在努力在巩固局势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尽快把社会秩序恢复到正常状态。至于什么时间对外开放，外国人如何进入西藏等安排，你们可以询问自治区政府。
两个推托给记者留下了很差的印象，众所周知，中国的外交活动和危机处理都是高度集中的，你很难想象外交部把火炬传递事宜或者何时开放西藏的问题交给火炬传递中心或者西藏政府来回答，西藏的开放是西藏说得算的吗？如果向外国记者和使馆开放的权力在西藏政府，那外交部干脆直接把西藏交给达赖算了，那样就再也不会有人来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问题了。
作为理性关注中国外交危机的青年，我不会做抨击自己国家的事情，但在真正维护国家形象和人民尊严的问题上，我有些不太认同官方的行为。我们的国家每每遇到涉及民族尊严和国家形象的问题时，总是首先从道德和理论上去争一个正义的位子，然后从历史中去搜寻各种事例来论证现实的正确，我对这种解题思路不敢苟同。国家利益是实实在在的，所谓正义的形象仅仅是一个面子问题，大道理讲多了谁都会烦，烦了就不会顾及你的面子，也就对你的正义性不以为然；其次，我反对历史决定论，无论历史中发生了什么，看待现实问题时首先要了解现实，正如我们看待一个人，怎么能以他过去曾经做过牢就认为他永远是个犯人呢？西藏大部分贵族解放前不都存在压迫奴隶的事实吗，现在呢，这些贵族难道还是奴隶主吗？我一直认为达赖不是一个识大局、顾大体的人，而且我很反感此人。可是他在西藏佛教界仍然有不低的威信，他在国外谈自由、民主和宗教自由时，的确不像一个要在西藏复辟奴隶制（姜瑜女士曾经在答记者问时这样认为）的“无赖”。
我最近一直想就中国外交危机谈谈自己的看法，到今天还是没有理清头绪，但有一点，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着外交危机，这种危机首先来自于美英法德澳等发达国家的人权质问，还有来自BBC、CNN、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等西方主流媒体的恶意报道，还有民主国家的人民基于宗教信仰自由而对达赖的同情，还有全世界对于中国强大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恐惧和抵触感。此时的中国外交需要大智慧，而不是老生常谈。当我看到中国的主流媒体纷纷规劝国人理性爱国时，我有些无语。我当然主张理性爱国，但是国人在家乐福超市门前唱国歌不理性还是海外华人上街游行不理性？当舆论导向伤了国人的心时，主流意见又怎能指引人民通向光明之路？ (2008-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