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指最近的下跌使得管理层是否应该“救市”的争论升级，从争论焦点来看，双方的观点与言辞都颇为激烈。关于“救市”之论，否定者信奉股市自有规律，其波动应由市场自发进行，外部力量无需干涉，《财经》主编胡舒立的《何必讳言“不救市”》堪称代表。而救市论者多为本土国情派人士，认为中国市场与投资者不成熟，且其实救市是任何市场都在为之、也必需为之。
有一个问题需要先澄清，什么是政府“救市”？有人总结当下的争论说，救市是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笔者在此无意进行无谓的口水与义气之争，故事先在此声明，我所谓的“救市”，是指在某些非常时期，政府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
我的观察，当下的讨论中，仅从是非“定性”角度来看，不救市论者似乎占据着更多的道德制高点，因为自由竞争的市场被认为是一个高效率的市场，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以“看不见的手”对微观主体行为进行自发调节，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这都是一个基本的、共同的价值取向，一切违背这一取向的观点思潮，很容易被认为偏离主流而受到道德式的拷问。这一争论在主张积极进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理论产生之后，都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但是有意思的是，作为传统市场理论“离经叛道”者的现代宏观理论创建者的凯恩斯，在他辞世多年之后，其理论逐渐被重新拉回这一基本价值体系之中，比如若干变量被分成了长短期，——总供给典线只在短期是水平的，长期而言是垂直的；价格只在短期是粘性的，长期可以自由调节的；长期而言市场是均衡、出清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只存在于短期，等等。市场论者，重新主宰而成为正统。
然而，问题是，什么是长期？什么是短期？为了长期，是不是可以不顾短期？
关于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干预市场以及长期与短期的争论，凯恩斯本人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长期而言，我们都死啦”。
在政策实践方面，我们撇开股市，先说说经济，究竟是信奉市场原教结旨自由主义，还是干预主义，笔者认为，适度的干预是必要的，也是各国普遍奉行、实践着的，并不需要怎么论证与列举的。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反经济周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在采用，美国经济衰退了，所以它要降息；中国要防通货膨胀，所以加息，有放任经济自由波动的政府吗？进一步追问，有干预时不问形势反向进行的吗（比如经济热时降息，经济低迷时加息）？
问一下，有谁否定宏观政策不应该对偏离常态的经济进行干预？相信现实中似乎还没有，不管他在理论上信奉什么学派与主义。自由市场论者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在实践中只能是一种取向，没有绝对。
当然，与放任自流对应，“干预”需要适度，不能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也请不必作另一个极端的联想，以为笔者主张的适度干预，重新又回到了被哈耶克称为“通往奴役之路”的盲目计划与集权的路子。
那么，现在回到本题，股市要不要干预的问题，我的观点逻辑也就清晰了。首先再问一下，就是，股市、证券市场，是不是经济的一部分？抑或是游离于经济之外的事物？
如承认是，那么，无需再展开讨论，股市需要干预，——在市场出现非理性、不正常波动的时候，需要人为的外力的干预。所谓“股市自有规律，政府无需插手”，是仓白的，经不起辩驳的，这就犹如说“经济现象自有规律，政府无需插手”，当前的物价上涨，让它涨好了，价格在哪个阶段静止了都可以视为是一种均衡，它本身也“自会”回复到均衡。
实质的问题是，对于虚拟性质的资本市场，什么状态才是非理性状态？我觉得这才是值得研究与辨明的。我们主张政策干预，但是一应不轻言，应准确判断市场形势，只在极端与非理性状态出现时才行动，避免给市场留下政府包揽一切的印象。同时，政策也不能给人出尔反尔的印象。二就是适度，市场的常态还是应由市场自发维持。
实践中的中国股市没有干预吗？没有人认为是。不可否定，是此前政府干预过多，才有市场“不干预”的强烈呼声；因为有太多干预的先例，才有市场对干预的预期。而且，市场本身也形成了不正确的印象，比如当股市上涨时，政府为抑制市场过热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反对的声音就小得多。比如去年“5.30”印花税在事先并不预告的情况下一次性上调200%（千分之一到千之分三），认识与执行阻力要比市场过冷时要小得多。笔者认为那种干预是一种正确的措施，在市场过热而进入疯狂的时期，这一行动是必需的。反过来，在市场进入另一个极端的非理性时期，反向的干预也同样是必需的，并不是有人所说的“以新的错误，去应对以往的错误，从而一直错下去”。
另外，从利益博弈角度来看，如果说过度的疯狂，容易被伤害的是普通的中小投资者的话，当行情极度低迷时期，同样被伤害的也是普通的中小投资者。君不见，当行情极端低迷时，股票最终更多地流到了谁的手里？那些坚持看空、主张推倒重来者，最终一直保持在场外旁观望，不去买股票吗？
由此，说“救市论”只是市场中一小部分人的“阴谋论”，这一高高在上的道德指责，是不负责任的，虽然我们并不能说应该反向所指。
从市场运行角度来看，股市由低迷到信心修复，一般是很难的，如果说单边的上涨是一个缺陷，那么这一缺陷跟政策在涨升之后无情打压，在市场低迷时无情漠视，也许不是没有关系。另外，与我国股市缺乏股指期货之类的风险控制工具，也有关系。因为没有这一工具，当市场下跌时，投资者要么完全暴露在风险面前，要么只能出脱持股，场外观望，被动等待。因涨时才能获利，跌时谁也“没辙”，竞争只能导致双输，于是才有机构投资者寻求“抱团取暖”，导致市场缺乏活力与效率，投资者行为也被扭曲了，难道不是这样一种事实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前市场已经有足够容量，股权分置这一重大难题正在被最终解决的形势下，我们呼吁尽快推出股指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
那么，更加具体与深入的问题是，如何救市？如何对市场进行有效的、使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干预？我觉得决策与操作者应该兼听，献计献言者也不能只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考虑问题，——普通的公众投资者可以只站在自己的利益关切基础上看问题，呼吁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但是真正独立的研究者、学者不应该。相应的利益代言人的发言，当然只能算是一面之词。当然，也不可否认，学者也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取向。
所以，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不偏信，不盲从，这是对投资者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决策当局的要求，对政府监管部门的要求。
最后还想指出，笔者在此议论政府应该在必要时对市场进行干预，只是就应该与不应该进行讨论，没有探讨现在是否是已经到了需要干预的时候，也并不是呼吁现在即刻干预市场，究竟何种状态已经是到了极端的、不干预不可的地步。我的观察是，当股市影响实体经济运行，影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效果甚至社会稳定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干预的时候。而事实还有，市场一直呼吁的、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者保护基金，难道不是政府在必要时进行干预的武器吗？可见，不救市（不干预），实在根本就不难以驳倒的。
有一个问题需要先澄清，什么是政府“救市”？有人总结当下的争论说，救市是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笔者在此无意进行无谓的口水与义气之争，故事先在此声明，我所谓的“救市”，是指在某些非常时期，政府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
我的观察，当下的讨论中，仅从是非“定性”角度来看，不救市论者似乎占据着更多的道德制高点，因为自由竞争的市场被认为是一个高效率的市场，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以“看不见的手”对微观主体行为进行自发调节，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这都是一个基本的、共同的价值取向，一切违背这一取向的观点思潮，很容易被认为偏离主流而受到道德式的拷问。这一争论在主张积极进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理论产生之后，都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但是有意思的是，作为传统市场理论“离经叛道”者的现代宏观理论创建者的凯恩斯，在他辞世多年之后，其理论逐渐被重新拉回这一基本价值体系之中，比如若干变量被分成了长短期，——总供给典线只在短期是水平的，长期而言是垂直的；价格只在短期是粘性的，长期可以自由调节的；长期而言市场是均衡、出清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只存在于短期，等等。市场论者，重新主宰而成为正统。
然而，问题是，什么是长期？什么是短期？为了长期，是不是可以不顾短期？
关于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干预市场以及长期与短期的争论，凯恩斯本人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长期而言，我们都死啦”。
在政策实践方面，我们撇开股市，先说说经济，究竟是信奉市场原教结旨自由主义，还是干预主义，笔者认为，适度的干预是必要的，也是各国普遍奉行、实践着的，并不需要怎么论证与列举的。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反经济周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在采用，美国经济衰退了，所以它要降息；中国要防通货膨胀，所以加息，有放任经济自由波动的政府吗？进一步追问，有干预时不问形势反向进行的吗（比如经济热时降息，经济低迷时加息）？
问一下，有谁否定宏观政策不应该对偏离常态的经济进行干预？相信现实中似乎还没有，不管他在理论上信奉什么学派与主义。自由市场论者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在实践中只能是一种取向，没有绝对。
当然，与放任自流对应，“干预”需要适度，不能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也请不必作另一个极端的联想，以为笔者主张的适度干预，重新又回到了被哈耶克称为“通往奴役之路”的盲目计划与集权的路子。
那么，现在回到本题，股市要不要干预的问题，我的观点逻辑也就清晰了。首先再问一下，就是，股市、证券市场，是不是经济的一部分？抑或是游离于经济之外的事物？
如承认是，那么，无需再展开讨论，股市需要干预，——在市场出现非理性、不正常波动的时候，需要人为的外力的干预。所谓“股市自有规律，政府无需插手”，是仓白的，经不起辩驳的，这就犹如说“经济现象自有规律，政府无需插手”，当前的物价上涨，让它涨好了，价格在哪个阶段静止了都可以视为是一种均衡，它本身也“自会”回复到均衡。
实质的问题是，对于虚拟性质的资本市场，什么状态才是非理性状态？我觉得这才是值得研究与辨明的。我们主张政策干预，但是一应不轻言，应准确判断市场形势，只在极端与非理性状态出现时才行动，避免给市场留下政府包揽一切的印象。同时，政策也不能给人出尔反尔的印象。二就是适度，市场的常态还是应由市场自发维持。
实践中的中国股市没有干预吗？没有人认为是。不可否定，是此前政府干预过多，才有市场“不干预”的强烈呼声；因为有太多干预的先例，才有市场对干预的预期。而且，市场本身也形成了不正确的印象，比如当股市上涨时，政府为抑制市场过热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反对的声音就小得多。比如去年“5.30”印花税在事先并不预告的情况下一次性上调200%（千分之一到千之分三），认识与执行阻力要比市场过冷时要小得多。笔者认为那种干预是一种正确的措施，在市场过热而进入疯狂的时期，这一行动是必需的。反过来，在市场进入另一个极端的非理性时期，反向的干预也同样是必需的，并不是有人所说的“以新的错误，去应对以往的错误，从而一直错下去”。
另外，从利益博弈角度来看，如果说过度的疯狂，容易被伤害的是普通的中小投资者的话，当行情极度低迷时期，同样被伤害的也是普通的中小投资者。君不见，当行情极端低迷时，股票最终更多地流到了谁的手里？那些坚持看空、主张推倒重来者，最终一直保持在场外旁观望，不去买股票吗？
由此，说“救市论”只是市场中一小部分人的“阴谋论”，这一高高在上的道德指责，是不负责任的，虽然我们并不能说应该反向所指。
从市场运行角度来看，股市由低迷到信心修复，一般是很难的，如果说单边的上涨是一个缺陷，那么这一缺陷跟政策在涨升之后无情打压，在市场低迷时无情漠视，也许不是没有关系。另外，与我国股市缺乏股指期货之类的风险控制工具，也有关系。因为没有这一工具，当市场下跌时，投资者要么完全暴露在风险面前，要么只能出脱持股，场外观望，被动等待。因涨时才能获利，跌时谁也“没辙”，竞争只能导致双输，于是才有机构投资者寻求“抱团取暖”，导致市场缺乏活力与效率，投资者行为也被扭曲了，难道不是这样一种事实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前市场已经有足够容量，股权分置这一重大难题正在被最终解决的形势下，我们呼吁尽快推出股指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
那么，更加具体与深入的问题是，如何救市？如何对市场进行有效的、使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干预？我觉得决策与操作者应该兼听，献计献言者也不能只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考虑问题，——普通的公众投资者可以只站在自己的利益关切基础上看问题，呼吁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但是真正独立的研究者、学者不应该。相应的利益代言人的发言，当然只能算是一面之词。当然，也不可否认，学者也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取向。
所以，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不偏信，不盲从，这是对投资者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决策当局的要求，对政府监管部门的要求。
最后还想指出，笔者在此议论政府应该在必要时对市场进行干预，只是就应该与不应该进行讨论，没有探讨现在是否是已经到了需要干预的时候，也并不是呼吁现在即刻干预市场，究竟何种状态已经是到了极端的、不干预不可的地步。我的观察是，当股市影响实体经济运行，影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效果甚至社会稳定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干预的时候。而事实还有，市场一直呼吁的、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者保护基金，难道不是政府在必要时进行干预的武器吗？可见，不救市（不干预），实在根本就不难以驳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