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3.15晚会上，“打假英雄”王海又出现了，每次当我看到王海出现，或看到听到王海的消息，我的心都在痛，我为我们的“打假英雄”感到悲哀，我为我们的打假事业感到失望。
其实，关于王海打假合法性的争论一直都有，但是，正反两方的立场非常明显：支持王海打假的，是消费者和以消协为代表的政府机构；反对王海打假的，则是涉嫌制假厂家、贩假的商家和他们的代言人。而我却要作为对伪劣假冒深恶痛绝的消费者和品牌专家，要大声疾呼：王海不是在打假，而是在护假！
从1995年开始，王海以过人的胆识、巨大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打假，精神可贵，但不可学。十几年过去了，各地的“王海”层出不穷，鱼龙混杂。可是，在“王海们”打假成绩越来越大的同时，我国的伪劣假冒产品不仅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从效果上来看，至少王海打假是无效的。
我们来看看王海是如何打假的吧。
一旦发现疑似伪劣假冒产品，立即买下几件或十几件（买得越多，以后索赔金额就越多，赚得就越多），然后千方百计向商家索要发票，以便留下证据（如果不能取得发票，也要留下录音、录影、照片等证据），接着就是漫长的、艰难的检验、举证之路，如果一切顺利，就可以索赔成功，就可以大赚一笔。如果不太顺利，检验、举证周期太长，花费太多，即便索赔成功，也可能赔本亏损(王海最初打假，买假货花了11万元，获赔偿5万多元)，这已经是万幸了。如果运气不好或计划不周密或举证不力，就可能得不到索赔。
这样的打假过程很值得我们推敲和回味。
首先，相对于制假贩假的暴利，违法的代价太低。假设贩假商家共有10,000件伪劣假冒产品，王海只买了10件，那么剩下的9990件伪劣假冒产品呢？就算王海索赔成功，假一罚二，贩假商家只损失20件产品，如果每件产品的利润是50%，实际上，贩假商家只损失10件产品。这样的惩罚根本不足以打击贩假商家，就像当初北京对随地吐痰者实行5元钱罚款，有人因身上没有零钱，干脆再吐一口痰，扔下10元钱，扬长而去。贩假商家就可以将剩下的9990件伪劣假冒产品顺利卖出，祸害社会，赚取暴利。
在欧洲，税务局可以估算商家偷税漏税金额，这种估算可以随意的，比如只发现10件伪劣假冒产品，总价值1000元，税务人员可以估算商家偷税漏税2000万，同时封店、查库，追缴制假设备，追查制假源头，商家必须自己证明清白或证明自己只有10件伪劣假冒产品，如果不能证明，按税务局的估值计算罚款。这样的罚款，足以让如何商家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身败名裂。
第二，打假成本太高，举证太难。打假不仅需要渊博的知识，还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为了几十块钱的商品，需要花费几千元，王海的第一次索赔就花了8个月时间)，还要冒生命危险（王海至今不敢摘下戴了十几年的墨镜），到头来，消费者身心疲惫，不堪重负。由于求证过程异常复杂，打假道路非常艰辛，非王海那样的超人不可为，普通消费者往往忍声吞气，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在客观上是在帮助制假贩假者，或者说是助纣为虐。
在欧洲，由于是商家举证，而不是消费者举证，打假过程非常简单，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毫无社会背景和权势的老百姓都可以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
第三，由于王海打假过程是牟利过程，客观上，王海和制假贩假者处在一个利益共同体内，可以说，制假贩假者养活了一大群打假者，王海从几百元打假起家，到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就是证明。许多打假者把打假看做是“致富捷径”，铤而走险，甚至把打假职业化。马克思当年描述资本家时指出:“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而打假恰好就有100%的毛利润。所以，许多人曾质疑王海打假的动机和资格。
“利益共同体”之说的另一个证明就是，王海们在商家买了10件伪劣假冒产品后，对剩下的9990件伪劣假冒产品不敢穷追猛打，更不会斩草除根，往往见好就收，得利就走，任由伪劣假冒产品在市场上泛滥成灾，祸害他人，打假者与贩假者各得其所。我曾把欧洲的打假经验说给一些打假人听，他们的反应令我非常吃惊，他们说，要是那样的话，制假贩假的人没有了，我们吃什么？我们赚什么？
第四，让普通老百姓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打假，是政府职能的缺失，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不作为。我们应该借鉴欧洲打假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良好的商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