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他曾随全国政协组团到鞍钢等地参观，到江西参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调研，写出了不少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祖国新建设、新面貌的文章。对参加政府工作也满怀热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亲曾担任过新华书店全国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出版发行管理局局长等职，但对我们子女要求历来严格。在得知国家需要各类不同人才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子女输送给国家。

1951年，抗美援朝爆发，报纸上宣传说部队需要文化教员，希望年轻人去参军，父亲便让我大哥去参军。初中毕业的大哥响应号召去了朝鲜，他后来在东北还成为警卫排的一员，给高岗站过岗。但1957年反右一开始，大哥被迫从部队里转业，回到上海，在小学里教中文。1953年，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中等专业人才，父亲又让二哥到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学建筑。这两个哥哥因此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国家后来要大力发展农业，父亲又极力支持我姐姐去学农。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们家的“工农兵”，这也是父亲的安排，唯独我走了文艺之路。

父亲虽然早期参加过新月派，但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深受议会政治的影响，转而放弃文学而从事政论性文章写作，他一直梦想办一张像《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1946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一直以尖锐而辛辣的风格，批判抗战以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社会现状，深受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其订数从400来份上升到10万多份。父亲曾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他对中国政治的判断显然太乐观了，结果《观察》很快被查封，他也险些被国民党枪毙。

新政权建立不久，胡乔木和胡绳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观察》复刊，周恩来的批复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父亲闻知此讯，特别兴奋。但复刊后的《观察》显然无法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失去了原有锋芒，出了几期后改成了《新观察》，由戈扬任主编，父亲也退出了《新观察》。后来有人评论说，储安平应该从《观察》复刊的失败中清醒，他不应该再有第二次选择，但他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现在看起来，父亲与章伯之类的人，属于典型的书生意气，他们想把从欧洲学来的那一套政党政治搬到中国来，但实际上根本行不通。

抛却时代的大背景，我觉得父亲的悲剧多多少少也与他的性格有关系。父亲是个比较骄傲的人，母亲也一直评价父亲“恃才傲物”，他喜欢和上层社会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为这样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销”出去，但其实这也是把双刃剑。

与父亲在抗战时期一起办过报纸的冯英子对他有一评价，我认为恰如其分。他说:“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家庭

父亲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我的母亲叫端木露西，出生于苏州一大户人家。我的外祖父抗战之前做过天津电报局局长。母亲在苏州读中学时演过话剧，她演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蒋纬国，可以想见母亲那时候也是颇为出色的。

母亲是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与父亲相识的。两人恋爱不久，父亲到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据母亲回忆，父亲留学之前英文还很差，但等母亲一年后也去了英国后发现，父亲的英文已经“大不一样”了。

母亲在英国学的是教育学，她后来回忆父亲的事情不太多，因为他们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偶尔提及，她也总是提父亲那些令她不喜欢的方面。在我看来，母亲不喜欢的，不一定是我父亲的问题，而是两人性格不太一样。父亲与母亲的个性都太强了，尤其是我母亲。母亲的才能也比较高，她那时候跟父亲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但她感觉父亲总是压着她一头。母亲后来也只在上海做了一名女子中学校长，在母亲看来，是父亲限制了她。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母亲受到牵连。虽然母亲很早就与父亲离了婚，但因为有“共同的历史”，也被打成右派，好在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帽”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一直在上海生活，母亲后来又结婚了，改名为“端木新民”，她的丈夫是一个气象学专家，他们的关系也不错。上世纪80年代，气象学家去世后，母亲撑不住了，一下子衰老得不行。那时我已移民到澳大利亚，几次劝说她过来，但都被她婉拒。她一直一个人生活，直到1998年在上海去世，自始至终还是希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父亲后来又与一位姓 易的女士结婚。易女士是上海人，长得很漂亮，她过去是一个电机工程师的太太，后来跟工程师离婚了，跟我父亲结的婚。起初我们都觉得易女士并不是很适合父亲的那一类人，不过他们之间感觉不错，我们子女也没什么意见。

1959年，我记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和哥哥姐姐们与父亲在天坛公园的一棵大树底下喝茶、嗑瓜子、聊天。他通知我们说，他跟姓易的女士离婚了。父亲的意思是，易女士是在他1955、1956年那时候“飞黄腾达”时结的婚，那时候父亲的工资也比较高，但自从被打成右派后，不仅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生活上也大不如以前。对女方来说，自此也变成了“右派家属”，她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分手还是政治上的原因。

因为我平常不在家里住，并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具体情形，只是后来听说有人介绍她认识了国民党降将宋希濂，宋希濂经常来看她，他们不断地发展感情，易女士后来跟宋希濂结婚、定居美国。1986年我去了美国访问，通过查询，找到了易女士的电话号码，但是打过去却一直没人接。以后几天我又试了两三次，还是没人接。事后我听说那时候正好是国内政协开会的时间，我猜想她应该是陪着宋希濂回国开会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找到她我又和她说什么呢？

父亲以及整个家庭的经历，对我性格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小时父母就离了婚，所谓家庭的“温暖”，我从来没有体会到，那时就有些落落寡合。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对我是又一次重创，其打击之大，更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如今，父亲在别人眼里似乎成了一个“英雄”，但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虽然比较和气，但他不是一个家庭化的人物，在没有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一直过着工作狂的日子。我们兄弟姐妹一共4个，父母离婚的“分工”是:我和二哥归北京的父亲管，姐姐和大哥归上海的母亲管。母亲再婚后，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父亲这里。我们在北京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但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并不多，有空时他经常找朋友一起聊天议政。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我很小就被送到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去读书，跟他分开了6年，所以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得到的父爱也少了许多。现在想起来，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人生

我的音乐之路跟父亲有关。父亲一直支持我去学钢琴，也是父亲安排我去报考的音乐学院附中。当时的录取率仅有3%，得知我考上后，父亲非常高兴，他希望我能成为傅聪、刘诗昆这样的钢琴家。后来也是他在家庭会议上力排众议，决定为我买台钢琴。

后右之前，父亲属于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工资是9级，有300多块钱，还算优越。但反右之后，他的工资降到了150块，而且还要抚养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所以1800块钱的钢琴，还是一笔挺大的开支。

1956年，我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公演，《人民日报》的报道称我为“戴红领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亲来信:“你以前常告诉我，在报上读到了爸爸的名字，现在爸爸也在报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亲还觉得我在学校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是西方音乐，因而经常嘱咐我一定要重视从中国民间汲取艺术营养。每逢寒暑假，他必为我“补课”，带我走访民间艺人，看地方戏和说唱节目。

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这样温暖的回忆实在太少了。1957年，我正在音乐学校附中读书，同学看报纸时就会问我:“你父亲怎么是右派？”那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拍了很多新闻片，父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镜头被一次次播放，然后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了。

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因为平常这么说习惯了。班里同学在后面看到了我写的信，在班会里就批判我，说“你的立场到哪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都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包括上世纪80年代我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到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

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特别高兴，和同学们跳舞、喝汽水、吃西瓜，通宵达旦地庆贺。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长一起找我谈话，学校里有人贴大字报，说“储安平的儿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后我们还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党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其实老师和领导都是比较保护我的，迫于压力，他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我放弃作曲，改学钢琴。校方还建议我和父亲商量，可是不到10秒钟我就答应转系。父亲又能怎样呢？

虽然我并没有被完全“清除”出去，但这对我来说，打击特别大。我愤慨于命运的不公平，可是又不敢表露、无力抗争。父亲好像也很愧疚，觉得连累到我们，到学校看我，给我送东西，连传达室也不进。父亲很少和我们讲他的遭遇，也很少提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或许是不愿意我们受到他的影响。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彼此也尽量回避掉涉及政治或者国家的事情。知道我在学校考试、演奏或者比赛得奖，他也会由衷地高兴。谈及我们的将来，他总是流露出“你们好自为之”的意思。

那时候，我也并不是特别理解父亲，毕竟我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父亲的情感也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有时候会特别怨恨他，感觉他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灾难。

我从钢琴系毕业后，校方觉得我还有作曲这方面的才能，也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同情，让我留在了中央音乐学院。我那时候有一个女朋友是我钢琴系的同学，但我们的交往因我父亲的问题而夭折。“文革”爆发一个月后，我也被揪了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期间中央乐团曾三次借调，想让我参与《黄河》、《十面埋伏》和《战台风》的创作，可做完贡献后，就被“样板团”“刷”回学校，由此被人戏称为“板刷”。那些改编后的作品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以后的几十年里，这样的挫折经历得越来越多，我也渐渐学会用沉默和忍耐来接受命运的不公。

我常常想，我的气魄与胆识无法与父亲相比。父亲一直在思考政治、思考社会，而我接触的领域比他小，我想的更多的是艺术，把钢琴曲作好，有更多的听众。但是如果父亲知道我是在做一些实事，是以音乐有作为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也会很欣慰的。

父亲诞辰80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这部音乐作品已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我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写道，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1966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当首演的音乐声起时，我想，分离这么多年，我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心灵交谈。唯愿父亲那曾经悲苦而孤寂的灵魂能感受到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