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时代精神
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55岁的美国经济学家保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集中研究经济与货币危机，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经常发表文章，尖锐批评布什政府的政策，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些政策造成的。
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星期一宣布，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以一项新理论，确定了自由贸易与环球化的影响，以及分析了环球城市化的推动力，他也对贸易模式进行了综合分析，委员会在声明里说：“克鲁格曼的工作，把此前完全不同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结合在一起了。”
声明还说：“他的新理论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全球贸易会由那些不仅条件差不多，而且贸易产品也相似的国家所主导。”克鲁格曼把一种新的全球贸易理论以数学形式表达出来。这一理论帮助解释了全球化的趋向，就是在制造基地的产品项目和所在位置方面进一步密集化。
他的理论显示，全球化趋势会增加城市生活的压力，迫使人们挤入密集区的中心地。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这顶享有盛誉、价值高达1000万瑞典克朗（约140万美元）的桂冠，授予克鲁格曼。
截止到昨天，文学，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和平等诺贝尔奖得主已先后揭晓。对中国而言，13亿国人再次扮演集体看客的角色。如果以平常心态看待之，它无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水准和学术水平还不到火候。问题是很难要求人人都具一颗平常心，遑论一个民族———尤其是曾经长期陶醉于科学昌明却又饱尝一个半世纪文明失落之历史伤痛、眼下欲急切“出人头地”的中华民族。
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中华，在世界舞台上连看客的资格都受质疑，当家人的面子实在挂不住！
中国人最不服也是最想得到世界肯定的是文学和经济学大奖。中文之隽永傲骨，中国文人之装腔作势，文为骨钱为服，中华民族好的就是个面子。不清不白的是思想。思想那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中国人历来归纳为“气”。模糊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安无扰，中庸同化，避嫌出世，挣扎求生，九九归一，面子思想。
一部中华历史，从第一页翻到今天，都是帝王换班的事。流芳百世的“思想家”，修身为自保，齐家为苟活，治国为武夫平天下。诗赋文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文地理田赋珠算都是为了中原争霸，自相残杀。
中国有为地球而思考的人吗？13亿人己经让当家人精疲力竭。中国有经济学吗？一本《资本论》从1921年供奉到今天！
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是五千年风云突变，繁殖力是越苦越强，只要有一碗米饭，“弹指一挥间”13亿人站满中原。
这繁殖文化才是中国领先人类的特殊性能。今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研究成果就是“回答推动全球性都市化的问题，所做出的新理论表述”
中国的30年的改变开放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的突飞猛进，生意人心知肚明是为西方“打下手”。为什么东方经济学者没有专著？反而由美国的克鲁格曼于1996年断言“亚洲金融风暴”是源由亚洲的“资源投入”而非科技进步？如果，1998年亚洲各国政党领袖懂经济，或者更进步一点地说，体制完善到能让正确的经济思想，例如克鲁格曼关于“制造基地的产品项目和所在位置方面进一步密集化。”必然会造成全球环境的变化而危害人类生存的论述，引起重视，今日的世界危机和中国环保灾难将会得到缓解。
今年诺贝尔经济奖评委有意将大奖只颁发给克鲁格曼一人，他的经济理论并非是他一人独创，还有另外三位学者参与，却没有分享。为什么？因为克鲁格曼长时期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经常发表文章，尖锐批评布什政府的政策，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些政策造成的。 克鲁格曼具有21世纪经济学者参政议政的时代精神。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奖给中国的启示是什么呢？中国需要重新认识的是，人类哪一本理论才是正确的。是《资本论》包罗万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是这本指导20亿人走了80年的”圣经”，根本就是错的。
这话真是危言耸听，如果不提出来研究，别说提名竟争诺贝尔奖，下次经济危机仍会有如新加坡领军李光耀一样，事前不服，事后认错的重复。
经济理论与文学作品不同，虽然都代表时代的精神，经济问题与人类生存有直接关系。政治经济学是立国之本，文学是吃饱了撑出来的废气，人可以不写字，但不可以不吃饭。马克思在克鲁格曼之前就参政议政，但他的《资本论》没得到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肯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全称应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其评选标准与其它奖项是相同的，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1969年（该银行的300周年庆典）第一次颁奖，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兰人丁伯根共同获得，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人均获得过此奖。历届获奖者并非因为在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有重大理论突破，而主要得益于建立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技术创新”而获奖。简言之，得奖的原因主要不是“认识论”层面的理论创新，而是囿于“方法论”层面的“实证突破”。这个现象在相当程度上说明，西方只承认亚当·斯密以《国富论》为西方近代经济学奠基而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西方经济学在基础理论层面业已相当成熟，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界没有让马克思式的政治经济学巨匠干扰。所以，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当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为适应商业全球化时，只须修补完善就行之有效了。
中国则不然。中国五千年来在经济理论上还处于“认识”的层面。在《资本论》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是用抑商的“道德经”为经济理论。之后，是“平均分配的计划经济理论”，基础仍是鄙商的“道德经”。直至今日“国粹派”还在用《论语》加《孙子兵法》演绎中国经济。难怪中国文坛是先炒作孔子后争夺诺奖评委。华人文学奖是成立了几个，经济奖好象还没见出台。
这个观点并非一家之言。今年5月底6月初“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论坛”上，“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先生有言：“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经济变革无法用西方传统或现代的经济学理论作出准确解读，也无法从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变革中找到答案。”
中国走的是一条“改革开放”纠偏的路，对《资本论》的重新认识的痛苦反思之路！
1990年冷战结束，中国没有分裂，并不代表中国的经济理论正确。改革开放正是向西方成熟的认识论学习。认识论没有解决，方法技术的吸收就一定会后患无穷。正如克鲁格曼指出亚洲的经济病就是体制和科学层面的落后，对世界经济就是专制愚动的巨大泡沫经济冲击波。必然经济发展不能持久而危机重重。
不幸被他言中，所以他获奖了。因为他的经济理论有时代意义，而他的战斗形式有时代精神，敢向执政者纠偏发言！
文学讲假话饿不死人。文化大革命全国只有一本小说《金光大道》，八个样板戏，8亿人民没饿死一个人。50年代一个错误经济理念，不准公布的三年经济危机饿死了不少农民。
中国过去只有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今天享有经济师头衔的成千上万。我孤陋寡闻，只读到香港人张五常用数据写出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列出了中国特色的“权力剥削”的经济模式，并唯一一个挑战了《资本论》。并受到了高斯的重视。
主流派经济学家举重若轻地在自由经济市场的方法论上“摸着石头试水”。自封为非主流派的大师们还在念“道德经”，例如美国金融海啸是“贪婪过度”，救市之法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克鲁格曼获奖了。中国己有他的书出版。他们学说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大家都一致说，中国有特殊国情，人口众多，自己评一个才快乐！
什么是中国经济奖的标准呢？邓小平首先推翻了“按既定方针办”才开始了经济改革，中国是不可能再按《资本论》来定标准。那么新的经济的认识论是什么？
经济是人类生存唯一要实事求是地面对的。中西方都是人，吃五谷拉大粪。五千年中国没有经济著作，经济一词是外来语，经济学的英语Economics是由希腊文οἶκος [oikos]而来。所以孔子没法在论坛上立足。《资本论》也是德国人写的。西方人认“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我们的经济家们是否越过《资本论》从初级基研学起，端正了认识论，才能创造新的方法做生意。
“摸石头过河”，得先承认”河”和“人”的关系。先臆断河是浅滩，石头的大小，这就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余毒，不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克鲁格曼的治学精神是从亚当，斯密的肩上出发，认识当今全球化贸易与地理学的规律，所以他获奖了。他从全球化的商战，政府的宏观政策的重要性的学术观出发，以“左”的形态向政府建言，宣传他的经济方法。为人类的生存竟争做出了贡献。
这就是55岁的美国经济学家保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大奖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