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里士多德的宪政策略：面对现实
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一个绝对理想主义者，由于对希腊各城邦的长年观察，他对希腊社会现实的认识可以说是清晰而且深刻的。其老师柏拉图在发现自己“哲学王”的政治理想很难实现之时，非常睿智地提出了次好的城邦组织模式，完成了《法律篇》。亚里士多德也不得不承认，其所向往的理想城邦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其建立的各项条件不可能是完备无缺的。于是，他就不得不面对现实：“政治学应研究理想政体，兼及现实问题，例如：在现实条件下什么是可以做到的最优良政体；什么是大多数城邦可能施行的最优良政体；怎样实现这些政体；各政体中较重要的如平民和寡头两个类型又有哪些类别。”P445
1、可以实现的最优方案：因地制宜
“凡是最好政体愈接近的品种自然比较良好，凡是离中庸之道愈远的的品种自然一定是恶的政体。”然而，各邦情况各有特点，“有些政体的真正价值虽确实较高，但某些城邦因顾及它们内部的情况，却不宜采用，而实行另一种政体较为适宜。”至于什么样的城邦适应那种政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条“是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者以政体的部分。[1]”
简单的说就是：这一政体必须符合大多数的意志。至于什么构成“大多数”，并不能仅仅考虑“量”的问题，还要考虑“质”的问题。所谓“量”即人数的多少；所谓“质”即自由身份、财富、文化和门望等。这二者之间虽然有着不同的性质，但并非完全没有可比性。为了更进一步的说明问题，亚里士多德列举了三个“成例”：（1）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在量这方面的优势实际超越了另部分人在质方面的优势，这里自然就得建立一个平民政体，至于建立什么样的平民政体，还要取决于具体的实力对比情况。（2）如果富户和贵族阶级在质方面的优势足以抵偿自己在量方面的劣势而有余，这就会产生寡头政体；至于在寡头政体中应具体采取哪一种，同样要视具体的实力对比。（3）如果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了其他两部分，或仅仅超过两者之一，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
至于以上建立各政体的标准，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是非常空泛的，可操作性比较差。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论建立什么样的政体类型，必须要以城邦内各个阶层的力量对比状况为准；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各个城邦的实际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城邦的政体也必然是千差万别的。归根结底一个词——因地制宜。
2、现有的政体如何维持：谨小慎微+不择手段
在《政治学》的卷五，亚里士多德依赖其对历史和现实的精准把握，详细而精炼地分析了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原因，并进而提出了特定政体的维持策略。
所有政体都应注意的策略：“任何政体都只有取得大多数公民的拥护才能稳定，一切措施都不可趋于极端，惟有中庸之道才能持久。教育人民使其生活、思想和日常行为符合于宪法要旨；世人对于公民教育往往疏忽，极端平民政体尤其轻率，鼓励随心所欲的自由。”
另外，亚里士多德还总结了维护政体稳定的十条规则：P265-271（1）对于各个要素已经调和好了的政体，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禁绝一切违法的举动，尤其应该注意到一切容易被忽视的小节，如浪费等。勿以恶小而为之。（2）一切欺蒙人民的方法都不可取。（3）官员要行善德，平等的对待一切公民，赏罚分明。（4）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时常让全体人民处于戒备状态并借以团结人民。（5）执政者要秉公执法，凭法度避免争吵和内乱。（6）要不断依事实发展调整（公民身份的）财产限额。（7）维持各方力量平衡，施恩以缓，施惩以渐。（8）执政者要注意监督私人生活。（9）最重要的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者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10）平民政体中应注意保护富户，寡头政体中应注意救济穷人。
亚里士多德将“不择手段”战术运用到极致之处在于其提出的“僭术三要旨”[2]：P295（1）其目的和手段在于摧毁臣民的精神和志气，使其失去反抗精神。（2）设法使人与人之间不和睦并相互猜忌，以使其不能团结。（3）削弱臣民，使其没有能力反抗。遗憾的是，专制总是无法持久的，古来僭主都命运短暂。唯一所能做的在于：伪装为王制，勉自克制，粉饰为仁政，由此稍延其命运。
[1] 综合考察亚里士多德观点发现，其所谓的最优良的政体当然是“至纯”的贵族政体，但是至纯的政体在复杂的社会中是不能实现的，现实社会的最高价值在于“社会稳定”，最稳定的政体就是现实中最优良的政体。这就存在一个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因为最纯的往往是最不稳定的，所以现实中要建立“混合政体”。这些观点可以散见在其关于法律不应该经常变革、城邦政体应遵循混合原则照顾各方利益、城邦应实行中庸政策以维持稳定等各个方面的观点中，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价值取向在于“正义”，而现实价值取向在于“稳定”，或者说，稳定就是现实的正义。这样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观点，当代的一些西方保守主义理论家，如亨廷顿等人，在谈论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都是把稳定放在最高的地位，是否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就是西方“保守主义之父”。
[2] 亚里士多德的“僭术”完全可以和马基雅维利的统治之术相媲美，只不过马基雅维利要比亚里士多德年轻了上千岁。主要粗略地阅读亚里士多德为各个政体提出的保存策略就不得不惊叹，一个伟大伦理学家会对如此细致的统治之术又如此深刻全面的认识，其“僭术”是如此的不择手段，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不是读过《政治学》，如果读过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君主论》继承了《政治学》的衣钵。如果考察二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就会发现，他们的思想有着相似地社会背景：亚里士多德处于雅典的多事之秋，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不断，城邦内的革命频繁；马基雅维利处于意大利最黑暗的时期，分裂、纷争、灭亡交织成一幅恐怖的画卷。这是有良心的伟大的哲学家对现实的讥讽还是对现实的臣服？二者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