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反思——文化滞后，谁之过
是传统文化的拖累，还是我们的认知错位
鸦片战争，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砸烂，从未停止过，以反传统著称的一大批斗士、思想家、政治家就此功成名就，永垂青史。但160多年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和谐社会的文化价值核心还在东退与西进之间徘徊。
但是，我们无权责难父辈没有完成中华文化的传承与革新。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他们急需解决的是民族独立与吃饭问题，无暇它顾，引进的一些文化与主义也基本用于救亡图存之目的。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一败涂地的天朝倾覆，使传统文化大厦在中国人心目中随之垮塌，并成罪魁祸首。
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写道：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明自信心被彻底摧毁，他们的目光只有一个方向：西方！
直到今天，我们才能以平等的身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用平和的眼光审视世界的变化。也直到今天，我们才迎来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
受制于上述特殊历史时期，我们的思维方法打上了“受难者意识”、“内战思维”、“冷战思维”、“革命思维”的深深印记，对传统文化中政治遗产的强烈反感，模糊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认知。
将当今之问题，归罪于传统文化和祖辈，这已经成了众多近现代中国精英们的思维定式。辛亥革命后，一批又一批的执政者、革命者中，保守者寡，激进者众，新人总要把旧人推翻，再踏上一只脚，其最为堂皇的理由，就是被推翻者是旧势力的代表。
这种文化“受难者”心态，使中国人由自贬、自嘲（鲁迅为代表）发展到了文化“自虐狂”的程度（文革是明证）。其结果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断裂，民族自尊心、民族凝聚力的流失与错位。至今国策和文化参照仍未摆脱“西化”为主的路径；社会文化的发育过多依赖于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调整与恩准；似乎“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就是向西看等等。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不断推陈出新的口号与主义有新鲜感，却无根基感。“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理念的提出对中国有划时代的意义，突破了政党政治文化局限，相对于“三个代表”提法，体现了现阶段社会文化需要的最大公约数。但也只是回到近现代西方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启蒙点。此理念最早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必须有两个基本支撑。一是以道德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文化。二是相宜的法律政治制度。前者约束净化人的内心，引导人们向善、从良。后者从外在力量进行制约，使社会个体的利益实现与公众利益统一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合理有序。目前，我们这两个支撑都在新旧交替中出现了失重甚至轮空。
原本历史悠久，文化资源极其丰富，被视为东方文明集大成者的中华民族，虽然经济规模已经居世界前列，但至今在文化上还为寻根与创新苦苦寻求，不停的“推陈出新”，致使和谐社会必备的民族精神家园，核心价值观念长时间缺位，更谈不上凝聚与普及。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因此蹣缠前行。这种巨大的反差，影射出我们这一代人文化内力不足与现代文明精神的匮乏。
其结果反映在对外交往中，缺乏共同价值文化、普世理念的共识平台，文化亲和力差；国人的文明素质低，中国国际形象受损；国与国关系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优势地位主要依赖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出问题，对外关系必然严重倒退。国际竞争软实力与文化话语权的不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经济大国发展的软肋。
反映在国内就是经济暴富与优质文化资源、精神文明缺失的严重失衡。社会发展的动力看似强劲，实则是失控的马车。人们越发像路易十六，只管今天享受，“哪怕以后洪水滔天”。与财富、金钱相比，文化、精神、道德越发贬值与虚幻。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腐败盛行、环境和资源的严重透支，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民族生存的基础条件迅速恶化。
文化价值核心理念的作用在民族重大的历史关头显得尤为重要。
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在初登总统宝座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利，对残酷迫害过自己的白人实施“理所当然”的清算与报复，而是与大主教图图实施了“真相与和解”运动。让那些在白人统治时期，对黑人施虐，犯罪的白人，到曾被迫害的黑人或家属面前忏悔，赎罪，黑人就此不再追究。此举大大缓解了南非社会转型期间有可能出现的新的种族冲突与内乱，国家建设需要的大批白人管理与技术精英留在了南非，体现了新南非的巨大“软实力”。曼德拉和图图此举的理念来源于基督教的博爱与宽恕精神。
911之后，美国人普遍陷入困惑与迷茫之中。总统布什迅速在白宫草坪上举行大型祈祷会，代表美国人民虔诚地向上帝反思和祈求保佑，向全国、全世界进行实况转播。此举安抚了民心，又为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赢得了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
藏传佛教在外人看来过于深奥、繁杂，甚至残酷。但它降低了信众对物欲的追求，对自然的索取，强化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使并不富集，生态脆弱的青藏高原得到了长久保护。现代工业文明和消费理念的侵入正在打破这一平衡，这块“纯洁的圣地”将难逃厄运。
试想处在激烈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一旦遇到大的危机，我们有无这样一种文化资源和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帮助我们抚慰心灵，凝聚共识，共度难关？帮助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与并不富有的自然家园和谐相处，长治久安？
就在中国人在文化参照上总是“找不着北”的时候，众多的其他国家却把被中国人曾挖坟鞭骨的“孔夫子”立了起来，奉为中国文化的正宗代表，“孔子学院”遍及世界。此等现象，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惑不解。
韩国与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几乎“全盘西化”，但在民风、民俗、人际、社区、家庭、单位的文化精神与伦理调节层面，儒家之训、汉唐遗风却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并未成为韩、日现代化的羁绊，反而优势互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稳定。在某些领域，日韩几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在欧洲，最发达的西北欧国家中，在中国人看来是封建制度的代表的“皇室制”，与“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工业文明”“后现代社会”同行了几百年，至今安坐，民众调查显示，其支持率往往高于世俗执政领袖。
众多发达国家历史上，伴随着社会进步，也有残酷战争、激烈革命、深刻变革，但基督教文明始终是西方文明的主脉，是凝聚同类文明，吸引其他文明的基础平台，“上帝”至今保佑着他们。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为惨烈，但一个“先贤祠”把几百年来对法兰西各领域有所建树的能人供奉在内，供后人缅怀。按中国人的圣贤标准，“先贤祠”内不少人不该享有此待遇。但聪明的法国人却借此超越阶级、阶层、政党、种族、文化、时空之差，提炼并凝聚出形神具备的法兰西之魂，法国人的自尊、自信心由此传播并传承开来。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富庶程度和传承力，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与文明，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手里却显得苍白无力，至今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开发。
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认知错位至今未得到纠正,用近现代百多年的得失，以“泛政治化”的狭隘视野，误判了千年文化的厚重与滋养。虽然激进的“革命者心态”已非主流，但标签式的认知方法还颇有市场，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无知与冷漠；快餐与享乐文化的盛行；精神文明与道德观念的荒漠化；已经显现出文化传承断裂的严重恶果。
无数事实证明，激烈的反传统不利于现代化。
最值得担心的是，文化断裂与失重感会增加社会民众的非理性情绪，一旦遇到某种局部的社会危机或政策失误，这种非理性会催化失控，扩大危机面，甚至回到“激进革命”的老路上。随着改革难度的加大，此种可能性的概率有增无减。
文化断裂与失重会导致社会发展方向的迷失。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严峻的现实问题，事关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又将在全球化的大潮向哪里去的问题。否则，中国就像大海上失去航标的一艘巨轮，任凭风吹潮涌，前景堪忧。
以超然的视角与清醒的现实感进行文明比较迫在眉睫。
西方工业文明是当今全球的主流文明，中国改革的主要参照，该文明尊重人的需要与基本权利，其构建的法律与政治体系体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合理性。但它对人们追逐、占有、消费财富的合法权力的保护，使人的欲望极度膨胀。该文明将自然与人放在对立的位置，激励科技创新，几乎无限度地提高了人们向自然索取的能力，导致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已经到了危险的临界点。早期工业文明成果的初始条件也已经不复存在。该文明符合人的本性需要，但普及开来，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中国此时如全面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理念、制度体系，如同自残。
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文明看似陈旧，但其中某些价值理念的生命力具有普世性，是最能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的文明结晶之一。
道/法结构是中华原文明的核心部分。宇宙、自然、上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万有之源。道是万物的本原，是非的准则。人的需要和权利处于道法的强大制约之下。西汉以前中华文明没有被儒化，宗法力量的影响不大，来自于先人对宇宙万物自然法则的认知占据主导，推演人事，以自然原则作为政治、法律、经济活动的基础，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月令体系，月令最早将环境因素纳入人类经济活动，认为经济活动必须符合自然原则，必须实现法制化，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不绝的生存经验。
中国古人认为：人一降生便有患害随之，这是因为人的本性中存在着欲望且这种欲望永无止境。人生则好妄动，妄动必有患害。
与西方工业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不注重人的需要和权利，但强调人必须服从大道之法，强调人与宇宙、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关系，强调自然法高于社会法。这不正是对西方工业文明弊病的有利矫正吗？
处在中国近现代史最为深刻与巨大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这一代应该具备超越历史与时代的大智大勇，秉承“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胸怀，带着理智的冷静，怀着对前人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敬畏之心，完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之业，为中华民族的千年发展，培植出适宜的文明参照与核心价值理念。
是传统文化的拖累，还是我们的认知错位
鸦片战争，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砸烂，从未停止过，以反传统著称的一大批斗士、思想家、政治家就此功成名就，永垂青史。但160多年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和谐社会的文化价值核心还在东退与西进之间徘徊。
但是，我们无权责难父辈没有完成中华文化的传承与革新。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他们急需解决的是民族独立与吃饭问题，无暇它顾，引进的一些文化与主义也基本用于救亡图存之目的。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一败涂地的天朝倾覆，使传统文化大厦在中国人心目中随之垮塌，并成罪魁祸首。
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写道：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明自信心被彻底摧毁，他们的目光只有一个方向：西方！
直到今天，我们才能以平等的身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用平和的眼光审视世界的变化。也直到今天，我们才迎来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
受制于上述特殊历史时期，我们的思维方法打上了“受难者意识”、“内战思维”、“冷战思维”、“革命思维”的深深印记，对传统文化中政治遗产的强烈反感，模糊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认知。
将当今之问题，归罪于传统文化和祖辈，这已经成了众多近现代中国精英们的思维定式。辛亥革命后，一批又一批的执政者、革命者中，保守者寡，激进者众，新人总要把旧人推翻，再踏上一只脚，其最为堂皇的理由，就是被推翻者是旧势力的代表。
这种文化“受难者”心态，使中国人由自贬、自嘲（鲁迅为代表）发展到了文化“自虐狂”的程度（文革是明证）。其结果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断裂，民族自尊心、民族凝聚力的流失与错位。至今国策和文化参照仍未摆脱“西化”为主的路径；社会文化的发育过多依赖于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调整与恩准；似乎“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就是向西看等等。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不断推陈出新的口号与主义有新鲜感，却无根基感。“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理念的提出对中国有划时代的意义，突破了政党政治文化局限，相对于“三个代表”提法，体现了现阶段社会文化需要的最大公约数。但也只是回到近现代西方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启蒙点。此理念最早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必须有两个基本支撑。一是以道德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文化。二是相宜的法律政治制度。前者约束净化人的内心，引导人们向善、从良。后者从外在力量进行制约，使社会个体的利益实现与公众利益统一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合理有序。目前，我们这两个支撑都在新旧交替中出现了失重甚至轮空。
原本历史悠久，文化资源极其丰富，被视为东方文明集大成者的中华民族，虽然经济规模已经居世界前列，但至今在文化上还为寻根与创新苦苦寻求，不停的“推陈出新”，致使和谐社会必备的民族精神家园，核心价值观念长时间缺位，更谈不上凝聚与普及。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因此蹣缠前行。这种巨大的反差，影射出我们这一代人文化内力不足与现代文明精神的匮乏。
其结果反映在对外交往中，缺乏共同价值文化、普世理念的共识平台，文化亲和力差；国人的文明素质低，中国国际形象受损；国与国关系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优势地位主要依赖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出问题，对外关系必然严重倒退。国际竞争软实力与文化话语权的不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经济大国发展的软肋。
反映在国内就是经济暴富与优质文化资源、精神文明缺失的严重失衡。社会发展的动力看似强劲，实则是失控的马车。人们越发像路易十六，只管今天享受，“哪怕以后洪水滔天”。与财富、金钱相比，文化、精神、道德越发贬值与虚幻。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腐败盛行、环境和资源的严重透支，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民族生存的基础条件迅速恶化。
文化价值核心理念的作用在民族重大的历史关头显得尤为重要。
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在初登总统宝座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利，对残酷迫害过自己的白人实施“理所当然”的清算与报复，而是与大主教图图实施了“真相与和解”运动。让那些在白人统治时期，对黑人施虐，犯罪的白人，到曾被迫害的黑人或家属面前忏悔，赎罪，黑人就此不再追究。此举大大缓解了南非社会转型期间有可能出现的新的种族冲突与内乱，国家建设需要的大批白人管理与技术精英留在了南非，体现了新南非的巨大“软实力”。曼德拉和图图此举的理念来源于基督教的博爱与宽恕精神。
911之后，美国人普遍陷入困惑与迷茫之中。总统布什迅速在白宫草坪上举行大型祈祷会，代表美国人民虔诚地向上帝反思和祈求保佑，向全国、全世界进行实况转播。此举安抚了民心，又为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赢得了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
藏传佛教在外人看来过于深奥、繁杂，甚至残酷。但它降低了信众对物欲的追求，对自然的索取，强化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使并不富集，生态脆弱的青藏高原得到了长久保护。现代工业文明和消费理念的侵入正在打破这一平衡，这块“纯洁的圣地”将难逃厄运。
试想处在激烈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一旦遇到大的危机，我们有无这样一种文化资源和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帮助我们抚慰心灵，凝聚共识，共度难关？帮助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与并不富有的自然家园和谐相处，长治久安？
就在中国人在文化参照上总是“找不着北”的时候，众多的其他国家却把被中国人曾挖坟鞭骨的“孔夫子”立了起来，奉为中国文化的正宗代表，“孔子学院”遍及世界。此等现象，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惑不解。
韩国与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几乎“全盘西化”，但在民风、民俗、人际、社区、家庭、单位的文化精神与伦理调节层面，儒家之训、汉唐遗风却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并未成为韩、日现代化的羁绊，反而优势互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稳定。在某些领域，日韩几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在欧洲，最发达的西北欧国家中，在中国人看来是封建制度的代表的“皇室制”，与“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工业文明”“后现代社会”同行了几百年，至今安坐，民众调查显示，其支持率往往高于世俗执政领袖。
众多发达国家历史上，伴随着社会进步，也有残酷战争、激烈革命、深刻变革，但基督教文明始终是西方文明的主脉，是凝聚同类文明，吸引其他文明的基础平台，“上帝”至今保佑着他们。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为惨烈，但一个“先贤祠”把几百年来对法兰西各领域有所建树的能人供奉在内，供后人缅怀。按中国人的圣贤标准，“先贤祠”内不少人不该享有此待遇。但聪明的法国人却借此超越阶级、阶层、政党、种族、文化、时空之差，提炼并凝聚出形神具备的法兰西之魂，法国人的自尊、自信心由此传播并传承开来。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富庶程度和传承力，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与文明，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手里却显得苍白无力，至今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开发。
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认知错位至今未得到纠正,用近现代百多年的得失，以“泛政治化”的狭隘视野，误判了千年文化的厚重与滋养。虽然激进的“革命者心态”已非主流，但标签式的认知方法还颇有市场，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无知与冷漠；快餐与享乐文化的盛行；精神文明与道德观念的荒漠化；已经显现出文化传承断裂的严重恶果。
无数事实证明，激烈的反传统不利于现代化。
最值得担心的是，文化断裂与失重感会增加社会民众的非理性情绪，一旦遇到某种局部的社会危机或政策失误，这种非理性会催化失控，扩大危机面，甚至回到“激进革命”的老路上。随着改革难度的加大，此种可能性的概率有增无减。
文化断裂与失重会导致社会发展方向的迷失。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严峻的现实问题，事关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又将在全球化的大潮向哪里去的问题。否则，中国就像大海上失去航标的一艘巨轮，任凭风吹潮涌，前景堪忧。
以超然的视角与清醒的现实感进行文明比较迫在眉睫。
西方工业文明是当今全球的主流文明，中国改革的主要参照，该文明尊重人的需要与基本权利，其构建的法律与政治体系体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合理性。但它对人们追逐、占有、消费财富的合法权力的保护，使人的欲望极度膨胀。该文明将自然与人放在对立的位置，激励科技创新，几乎无限度地提高了人们向自然索取的能力，导致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已经到了危险的临界点。早期工业文明成果的初始条件也已经不复存在。该文明符合人的本性需要，但普及开来，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中国此时如全面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理念、制度体系，如同自残。
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文明看似陈旧，但其中某些价值理念的生命力具有普世性，是最能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的文明结晶之一。
道/法结构是中华原文明的核心部分。宇宙、自然、上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万有之源。道是万物的本原，是非的准则。人的需要和权利处于道法的强大制约之下。西汉以前中华文明没有被儒化，宗法力量的影响不大，来自于先人对宇宙万物自然法则的认知占据主导，推演人事，以自然原则作为政治、法律、经济活动的基础，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月令体系，月令最早将环境因素纳入人类经济活动，认为经济活动必须符合自然原则，必须实现法制化，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不绝的生存经验。
中国古人认为：人一降生便有患害随之，这是因为人的本性中存在着欲望且这种欲望永无止境。人生则好妄动，妄动必有患害。
与西方工业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不注重人的需要和权利，但强调人必须服从大道之法，强调人与宇宙、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关系，强调自然法高于社会法。这不正是对西方工业文明弊病的有利矫正吗？
处在中国近现代史最为深刻与巨大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这一代应该具备超越历史与时代的大智大勇，秉承“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胸怀，带着理智的冷静，怀着对前人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敬畏之心，完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之业，为中华民族的千年发展，培植出适宜的文明参照与核心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