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后裔，帮教戒毒１３年

 

　今年２９岁、已经吸毒十年的庄媛虽然两眼无神、瘦骨如柴，但在她的脸上仍然残留漂亮的底色。现在她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后当厉鬼，咬死诱她吸毒的人。８月１５日的深夜，她独自一人跌跌晃晃地走在福州市仓山洋洽的某个火葬场的路上，突然间，她感到无限恐惧。

“文大姐，我真的想死，我不想戒毒了。”她对着电话绝望哭泣，此前，她曾自杀三次。

电话那头的文大姐即刻冲出家门，拦了部的士十万火急地赶到了那家火葬场。庄媛欲哭无泪，只是紧紧地抱着眼前的这位妇女，不停地说：“你是我真正的亲人。”

在庄媛心目中的这位亲人名叫文国英，是福建省检察院的一名普通检察干部，也是远近闻名的中国禁毒志愿者。庄媛正是她的帮教对象之一。

今年47岁的文国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后裔。这位忠良之后，从小就崇拜禁毒先驱林则徐。1980年，大学毕业后配到广西司法厅工作。一天，她翻阅内参，被云南某州的泛滥毒情所震惊，开始关注禁毒。1992年，调入福建省检察院工作，“能在林则徐的故乡从事禁毒帮教，那在是我最乐意做的事。”她放弃了出国升造和到北京工作的机会，在福州矢志禁毒。

从1992年开始，她四处奔走呼吁禁毒。她到10几所大中专院校做禁毒报告，联络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和林则徐基金会，在全国20多个城市举办禁毒展览。她的禁毒呼声，包括创办青少年禁毒基地，让世人了解毒情真相，尽快完善禁毒立法等等，已经引起了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许多建议已经变成现实。

文国英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宽慰，但她也为这种成功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艰辛和酸楚，她为这份“拯救灵魂”的事业，尝尽了人间的甜酸苦辣------

 

                    毒窟里带回花季少女

 

当记者按约定的时间见到文国英的时候，她正抱着两个大西瓜要去看她的一个帮教对象。

文国英帮教戒毒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其“文式戒毒模式”引发了国内专家的关注和认可。她的这种戒毒模式的核心，就是“把戒毒者的苦难看成自己的苦难”。文国英说：“毒瘾之所以难戒，关键是心瘾难除，心瘾还须心来治，我们不会抛弃这些人，主动去接触她们，关心她们，用一颗善良之心去帮助她们。”

文国英还把帮教的重点放在女性身上，一是因为女性比较脆弱，容易受伤害；二是因为大多数女性将来要做母亲，关系到我们的下一代；三是因为女性比较容易传染艾滋病；四是因为女性意志比男性薄弱，不易戒毒。

戒毒是世界性的难题。据国家禁毒委的统计，目前我国有79.1万人吸毒，其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70%。去年共强制戒毒27.3万人次，劳教戒毒6.8万人。残酷的现实是，吸毒者走出戒毒所之后，复吸率几乎是有增无减。

然而受文国英全程帮教的吸毒者，有一半人达到或接近联合国设立的脱毒标准（3年半），半年未复吸的超过90%，其中有4人考上大学，有3人出国工作。她用爱心感动了“有毒世界”，10几年来，她用业余时间自费帮助了40多名吸毒者，她从毒窟里“带”回了几十名的花季少女。

文国英告知记者，健康社会的禁毒一般包括四个完整的环节：禁止制毒、打击贩毒、反对吸毒和救助吸毒者。如果说前两个环节较多地表现为政府强制性，那么后两个环节则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劝导性。统计资料显示，相当多的吸毒者染上毒瘾，是由于失意、无知、彷徨等心理造成。当他们接受完强制戒毒后，回到原先生活的环境，社会歧视事实上是加剧而不是减弱，让这些“迷途羔羊”很难找到一条回归社会的路,这是导致复吸率高的根本原因。

成功的戒毒帮教，不仅需要为戒毒者扫除从新做人的障碍，给戒毒者提供再生的希望和信心，同时也需要帮教者用无私的奉献给她们的灵魂的提供支撑的力量。文国英坦言，爱心是她帮教成功的关键。

“在具体的帮教过程中，我最需要得到吸毒者家庭的配合，在亲情的滋养和家庭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吸毒者一般都能比较顺利地度过最易复吸的最初阶段。这其中我会对其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和心理辅导，比如通信和通电话，时刻注意他们的各种变化，以便采取措施。但是有很多吸毒者的家庭不愿意再接纳他们，更不想配合，这种情况最为棘手。我只好想尽办法帮助吸毒者找工作，并尽量满足他们一切正当的生活需要。”

让文国英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种帮教戒毒模式还完成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一次嘱托。

去年6月10日，温家宝到武汉市强制戒毒看望戒毒人员。在戒毒所医疗室，总理慈父般地与戒毒人员亲切交谈，鼓励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期间，温总理重点看望了8名戒毒人员，当得知其中一名年仅21岁时，总理的眼睛湿润了。他希望戒毒人员第一想想国家、第二想想父母、第三想想自己的前途。他叮嘱医护人员，要对戒毒人员实行人文关怀，帮助他们走上新生道路。

总理走后，戒毒所将8名戒毒对象的戒毒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建立帮教档案，并派人与文国英联系，希望这位全国帮教明星出面帮忙。

她重点帮教了一名叫何艳的吸毒女，并与她同吃、同劳动，交流情感，相互尊重，鼓励她增强自信心、责任感，做一个健康正常人。

回到福建之后，文国英与何艳保持着“热线联系”，一年后，何艳戒除毒瘾，回到社会。而她们在帮教过程中成为“忘年交”。

文国英的“爱心行动”甚至在世界妇女大会上得到褒奖。10年前，她作为世妇会的代表，在会议期间举办的“妇女与法律”论坛上，她讲演的有关反毒品的论文引起了联合国相关部门的注意，并被大会组委会通令嘉奖。国家妇联的一位领导当即表扬文国英“为中国政府争光，为中国妇女争光，为中国女检察官争光。”

受文国英的影响，其女儿林文同样热心戒毒。1999年她就成为中国年纪最小的戒毒志愿者，在文国英的帮教对象中，林文都参与其中。出来工作之后，她的心愿是要当联合国的禁毒大使。文国英高兴地评价女儿有博爱之心。

 

                        心有酸楚

 

文国英的头上戴着光环，心里却有酸楚。

谈及丈夫是不是支持她的工作，文国英的眼泪夺眶而出。与女儿相反，10几年来，其夫常常抱怨文国英又傻又蠢，一个心思的帮助吸毒者，却把自己累垮，不懂吃不懂穿，生活毫无质量。夫妻俩为此吵闹不断，“要不是为了女儿，我们早已离婚了。”

文国英甚至用“冷酷”来形容其丈夫对家庭的态度。她说，很长一段时间，丈夫半年不回家，一分钱也不给家里，也不过问女儿的成长，言此，文国英又失控自己的情绪，抽泣的连身子都在哆嗦。“有一回，我们吵得实在厉害，他的打击让我心灰意冷，我就给女儿留了封遗书。”

文国英在遗书中写道：毛毛啊，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长大以后要告诉社会，你妈妈是为了禁毒而死的。我的骨灰要分成两半，一半洒在林则徐祠前面的草地上，另一半埋在北京文天祥祠里的那棵大枣树下。

文国英毫不犹豫的认定女儿是她心灵牧师，她说，每回自己支撑不下去的时候，都是女儿与她谈心，帮她渡过难关。但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文国英很是动情的说：“经历的那么多的事情，她的丈夫已经转变了，现在也理解和支持她的工作，对女儿也关心了。”

文国英对其弟弟也有负疚之感。“他一直都在无偿的支持我，借给我3万多块用于戒毒，使他40多岁才结婚，还是女方倒追他的。记得有一次，在北京举行文氏族亲大会，为了省钱，他坐火车往返福州都是买硬座，吃盒饭。”

文国英的心酸，还来自她的一些帮教对象，在接触新的对象时，对方往往会拒绝排斥。对文国英指桑骂槐或讽刺挖苦。此时的感受，文国英说真像一只苍蝇哽在喉咙难受。

其实在救助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是当你用心去做事之后所带来的心力交瘁。你要帮助吸毒者找工作，还要尽量隐瞒她们的过去，因为帮教工作最关键的是要尊重你所帮教的吸毒者，她们也有隐私权。“当然，很多时候我所帮助的吸毒者也在利用我的宽容和爱心。比如他们经常会拿着我给他们买生活用品的钱去买毒品。这当然让我很伤心也很愤怒，但我没有放弃他们，因为在我眼里他们就是病人，需要去用心和爱来治疗。”文国英实话实说。

                             

                  爱心和财力同时付出

 

帮教戒毒光有爱心是不够的，还要付出财力。

十几年文国英为此付出了十几万，朋友说她是“干富人、名人所做的事”，实际上，多年的救助已经花光了她所有积蓄，家贫如洗，身负债务。

今年年初的时候，文国英和她女儿谈心，她说：“如果我不做这些禁毒和帮教的事，而是去写书、去做课题，或者做一些心理咨询之类的事，可以多赚很多钱。我们也许损失了很多，可能是一套房子，也可能是一辆轿车。如果真要说付出代价的话，可能这是这些了。我们自己过的是平淡清苦的日子，但是我们救下的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只要看到他们走向幸福，我们就开心了。”

按照全国现有吸毒人员的估算，每年因吸食海洛因就至少耗费270亿人民币，政府每年需投入几十个亿用于强制和劳教戒毒。而文国英是我国少有的自掏腰包帮教戒毒的志愿者。财力的入不敷出，影响了她的生活质量。

为了省钱，她天天穿制服，多年未添新衣，她甚至去菜场捡菜叶，去街边捡破烂，替报社义卖报纸，她并不认为这样做就难为情了，她的举动大大方方，她说这是很环保很有意义的事情，还可换些零钱用于帮教之需。

2001年8月，文国英确定了一名吸毒的女大学生作为帮教对象，此时她身无分文，连女儿上学的费用都还在筹借，无奈之下，她致信《东南快报》求助，发动社会的力量，拯救了这名女大学生。

尽管文国英对自己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为戒毒者购买一疗程的药品，一出手就是一千多元。上个月，她为我们文章开头提及的庄媛缴交3000多元的住宿费，安排她在福州精神病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当文国英尽力关心戒毒者的健康状况之时，她自己的身体状况却每愈下。她说她现在是老年病妇科病一大堆，颈椎增生了六个骨刺，其中两个压迫着胸椎，一低头就觉得头晕。她的肾也有问题，还缺钙，因为长期吃不好没有营养，牙齿基本都拔掉了。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转氨酶很高，好在不是肝炎。另外她自己也有心理问题。“我这种人是说死就死的啊！可以说我现在是和生命赛跑了。”文国英表现出一幅豁达的模样。

 

　　　　　　　　　　　　苦乐相随、

 

对于文国英而言，要度过贫困的日子和应对自己多病的身躯，其实都并不艰难，难的是自己的作为不被人理解。

文国英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的帮教工作，让一些人大为不解，禁毒这个世界性难题，单凭她个人的微薄之力能解决吗？不理解她的人说她怪，理解她的人说她难。

“其实做这些禁毒工作是我的自由，是宪法赋予我的公民权利。但是由于我的工作岗位特殊无法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

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到政府的专职机构从事戒毒帮教工作。倘若了却不了这份心愿，她的选择可能是提前退休，去做一名国际戒毒志愿者，帮助更多的告别毒魔，重塑自我。

“我帮教别人，有时也真希望有人来帮教我呢。”文国英发出肺腑之言。

苦乐相随，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认识的文国英。

 

 

 

 

（记者手记）个人帮教与政府戒毒的困境

 

作为一种公民的私人行为，文国英的事迹让人肃然起敬，也感动了包括吸毒者在内的许多人。而从禁毒这个社会行为的角度，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到，文国英这种个人帮教模式也给我们提出了思考。

文国英的志愿帮教模式是一种以私济公的模式，意味着身心、经济的无尽投入，事实上这是不可能持续长久的。作为社会的理性参与者，我们乐见这种善举在社会中广为流布，但我们不能把戒灭如此巨大恶行的任务仅仅寄望在人人葆有这种状态上。

尽管文国英会尽其所能，尽可能影响她能影响到的地方。但同时，文国英也清醒地意识到个人力量的微薄，不足以抗衡吸毒形势恶化的严重局势。如果整个社会不扩大介入的程度，戒毒的火苗将走向黯淡。

戒毒问题不仅仅是戒毒者的问题。即使志愿帮教者队伍日渐扩大，还是不能也无力取代政府应有的公共管理角色，戒毒这个庞大艰巨的工程不是任何民间机构或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所以，政府无疑应发挥主导作用。事实上，我国目前的戒毒模式也正是如此。

但目前政府主导的禁毒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与问题，文国英说，已经出现不能有效控制吸毒现象的问题。禁毒主要有四个完整的环节：禁止制毒，打击贩毒，反对吸毒，救助吸毒。总体上看，前两个工作政府开展得很好，而后两个工作就不尽如人意。制毒贩毒是纯粹的犯罪，打击起来目标明确，动作果断。而对吸毒者的角色定位直接影响到了救助吸毒工作的成效。

现在专家的观点中最大的分歧就在，是将吸毒者看成是需要救助治疗的病人，抑或是需要严厉打击惩罚的违法者。政府的禁毒模式中，警察负责打击制毒贩毒吸毒，强制戒毒所则负责救助吸毒。就是说，把吸毒者定义为违法者，和制毒贩毒一样属于一体打击的对象；而把吸毒仅仅当作一种治疗的病，送进强制戒毒所治疗。这种管理定位显然失之简单，正像艾滋病不仅仅是一种病一样，吸毒也绝不仅仅是犯罪行为和一种病。它们首先都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不可能仅凭警察的努力就能解决好的。

强制戒毒费是由吸毒者来支付的。正像有些媒体已经报道的那样，这个费用的存在使极少数戒毒所有了自利的动力，也有个别戒毒所在这个问题上翻了船。戒毒是世界性难题，世界平均复吸率是94%。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流观点是将戒毒者当作需要帮助的病人，花费大量财力免费帮助戒毒。如香港帮助一名吸毒者的花费是五万美元，美国仅在康复阶段至少还要1.5万美元。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政府应该考虑吸取先进经验，加大财力支持。

因为抓捕、罚款、强制戒毒不能很好地解决戒毒问题，政府主导的模式正面临着禁毒有效性的严峻考验，同时也面临转变机制的压力和机遇。

从生理上看，吸毒类似于一种精神残疾症。文氏模式对阵精神顽疾的超高胜率，显示的是人类爱心对恶魔的征服，它的医疗效用足可借鉴。文国英不计自身得失的个体行为，如同一枚公民社会的萌芽，显示的是人类理性的光芒，它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可以汲取的公共资源。目前，它仍以碎片的形式存在于民间，而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有社会责任感的志愿者正在汇聚到这项工作中来。理性、爱心、无私正在唤醒人们逐渐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共铸宽容的社会环境。终有一天，文明将不再是碎片。

而在这个个案面前，我们的社会管理者应思考在政府主导戒毒的大势下，应留给民间行为以怎样的空间。这涉及到和谐社会的多元建设方式和我国社会转型中应建立怎样的社会形态的问题。

我们需要一份智慧去创立一种体制，它能把全社会成员的爱意实践成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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