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变局
本刊记者 钟岷源 发自厦门、武汉
引言：从“精英化”到“大众化”
十几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伴随对“产业化”和“改革成败”的争论，快速而坚定地走进了“国际较为先进的水平”，现在，这个事实已经胜于任何的辩论。
2007年1月19日，国家教育部长周济在海南大学用“确切的”数据佐证这个事实，他说：“1998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仅为108万人，2006年达到了540万人，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的发展阶段，毛入学率达21%。同时高校在校学生、科研经费分别是1998年的4倍和6倍，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了更高的发展，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亦有长足进步。”
现实正如周济所言。在人们的记忆中，十几年前高考时出现的万人挤过“独木桥”的情景已经渐渐模糊，而今的考生可依据自己的分数有更多的选择――本一本二本三或者高职高专等等，他们面前通往大学的“桥”多了，高校的“门”也宽了。历经改革和发展，高教的“精英化”也就顺时地过渡到了“大众化”。据悉，目前中国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数居世界第一，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居世界第二，在校大学生数为世界第一。
这样的成就正好吻合了温家宝总理在去年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的“中国要进一步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战略方针，随后，这个提法成为“十一五”时期中国教育的发展目标之一。
顺应这个方向，周济充分肯定了中国高校十几年的发展是“历史性的跨越”，是在“投入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实现的。他预言三五十年后，国民会深刻的体会到现今高教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奠基工程，对于民族复兴影响巨大。
但周济同时坦言，中国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这些在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譬如高校的急速扩张所发的高收费、巨额负债、教学质量的波动、毕业生遭遇的就业困境以及政府的角色和责任等等，我们的政府表现出沉着应对，积极向上的姿态，尽力探求高教发展的健康和持续之路。
我们对这个选题的关注，对高教改革在发展中出现的异象以及如何解困的问题，提出思考，我们期待高校改革之变局更加融入中国崛起之大局。
上篇：发展中的异象及诱因
高校债殇，欠贷２５００亿
现今国内的众多高校已经身陷于债务的泥潭，因为他们背负着2500亿甚至更多的信用贷款，2008年的前后是还款的高峰。
银行开始催债。但事实上，很多高校还不了这个钱，他们都把眼睛看着政府。
巨额的负债来源于中国高校从1999年开始的扩招和扩张。那时候，扩招就像吃了春药一样，引得各地高校兴奋且盲目。而高校毕竟财路有限，一靠财政二靠学费，对于扩张的巨额投入，他们都把眼睛看着银行。
现在没人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高校将遭遇可能的财务及信用危机。过去的两年，厦门大学教授邬大光率领他的弟子调查了全国20多个省上百家高校的数据，随后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公办高校的贷款规模在2000亿到2500亿元。”
这个数据高出了2005年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披露的“1500亿至2000亿额度”。即便这样，邬大光还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告知本刊记者，他们对调查的结果尚有保留，手头亦有两本帐，真正的数据几乎翻番。
如此现状已经引起北京高层的注意。援引《经济观察报》的消息说，由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和财政部等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近日已完成了对教育系统贷款的调查摸底，相关报告已经上报国务院。
对于眼前这个敏感的数据和敏感的话题，邬大光对媒体甚是戒备，很是担心记者的文章会曲解了他们调查的本意。不过，据相关媒体公布的信息，足以看见近年全国高校的贷款之疯狂。
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投资规模50个亿、广州某大学城总投资120亿，江苏等地一些大学城投资最少也在40亿到50亿。要完成这样“大手笔”，由于财政投入和其他融资渠道受限，银行贷款便成为高校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业内人士估计，贷款占高校基建总额的80%以上。
来自四川省银监会的数据表明，截至2005年8月，该省4家国有商业银行对辖区内高校发放各项贷款52亿元，其中基建贷款36.7亿元。此外，湖南省25所高校目前有中长期贷款近百亿元，校均负债近4亿元。河南一所大学，五年来基建投资11个亿，其中贷款9个多亿。
有专家不无担忧地说，盲目扩张与贪大攀比，致使高校负债累累，也许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大学的“破产”。
事实上，这种担忧已经变成严峻的现实。
据邬大光介绍，2003年贷款量越来越大，个别学校出现了银行逼债的现象。“浙江一所大学面临破产，政府出面将该学校并入另一所高校里，化解了债务危机。”邬大光说，我们了解的另一所学校，总资产10亿元，贷款就8亿元，连还息都困难，校长急得没办法，正好老工业基地享受国企改制政策，他们利用亚洲开发银行30年贷款置换了一些高校在银行的贷款。这种方式使2004年-2005年的还本付息高峰的风险延迟。
重庆现有38所高校，到目前为止全市各高校贷款总额为30多亿元，相当于年总收入的1.5倍。尽管债务根据学校与银行实际约定不同而无确定标准，但多数高校贷款利率为6%。这就意味着，重庆高校每年需向银行交纳的利息就达1.8亿元。
山东省人大财经委调查发现，截至2005年5月，山东省教育厅所属23所高校贷款余额75.4亿元，是2004年总收入的1.57倍，其中5所高校贷款余额超过总收入的2倍。这些贷款每年的利息就需要4.3亿元，而省财政对高校投入的增量每年只有1亿元。随着还款期限的到来，部分高校运转困难。
浙江中医学院滨江校区建设项目2003年底贷款余额2.29亿元，2001年至2003学年该校年均学杂费收入为4953万元，仅够维持教学开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2002学年学杂费入不敷出，亏损892万元，而贷款前预测的是收支相抵结余700万元。湖南省25所高校目前有中长期贷款近百亿元，校均负债高达近4亿元。今后3年至5年内，进入还款期的高校将形成到期不能还本付息的局面。高校债务缠身，使居高不下的大学学费下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目前，已有大学已亏损运行，连债务利息都无法偿还，其实已经游走在“财务破产”的边缘。
笼罩于高校头上的债务危机不仅影响校方，同时波及银行和政府。
教育学专家、武汉大学教授肖昊直言：“如果不警惕并及时遏制高校负债运行的现状和趋势，其结果或者扰乱金融秩序，在相当程度上延缓我国教育财政制度的建设和国家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进程；或者使高校学费进一步提高或变相提高，加重公众的负担。”
面对危机，有的高校只好压缩正常的教学及科研经费，减少或取消正常的科研项目经费支出，缩减学术交流活动的开支，导致大学教育资源的不足。有的学校甚至降低教职工的待遇，连续数月冻结财务报销。由于欠债过多，学校财政捉襟见肘，校长倍感压力。
而同时，高校的巨额负债也把银行拖入风险之中。如今的高校贷款扩建热，与当初的国企贷款热真是如出一辙，势必使高校走上盲目贷款→财务危机→不良贷款→财政负担的国企老路，甚至引发金融风险。
政府呢？同样受此“牵连”。由于高教事业的公益性和高校的非盈利性特征，决定了政府是其最终的责任承担者（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为此买单。浙江省政府支出财政40亿元，直补高校贷款利息。河南省政府也酝酿为学校偿还1/3的利息）。学校不顾自身还贷能力和财务风险疯狂贷款“圈地”，就是摸准了政府不会坐视不管、最终会通过各种途径增加投入为学校埋单的“底线”。即使其没有能力归还银行的巨额贷款，法院也不会支持查封学校。正像一位大学校长所言，“因为公办学校是国家的”。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为高校债殇埋单的现象，虽说缓解或者消除金融机构与公办高校之间的信任危机，但是政府埋单实际上就是民众埋单，因为，财政的钱就是百姓的钱。换言之，高校债殇政府埋单的后果，势必要降低财政资金用于公共服务的投入，也就影响了民众对于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公共享受。假如把这种高校债殇政府埋单的后果上升到法律层面来审视，无疑是侵犯了民众的利益。
当然，出现今天高校债殇的诱因，并非高校单方所为所愿。“这是高校、银行、政府各有期待，共同作用的结果。”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告知本刊记者。
从高校而言，扩招后急需扩大规模是寻求银行贷款的因素之一，而教育“211”和“985”工程也是高校扩建的诱因。“211”是指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要建100所“高水平的大学”，“985”是指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北大调研时，提出中国要建若干后“世界一流大学”。周洪宇说，现在这类一流的大学全国已建35所。
教育部门对这些“工程”有评估的硬指标，每个学生要占一定校园面积，每个专业达到一定招生量，达不到这些硬指标，一些专业将被停招。故此，学校就不断圈地、扩张、合并、改校名、建大学城。对于高校建楼的“突飞猛进”，前任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称其速度是高校发展史上的“世界第一”。
而此时的银行，存多贷少，给国企的贷款因效益低下形成呆帐。当他们不知把钱贷给谁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高校是个“好地方”，银行“绝处逢生”，给高校的贷款也就格外大方。2001年左右，仅工商银行就签了超过100亿元的银校合作协议。一些商业银行给知名大学的授信额度达到了50亿元。一位工行的知情人士说：“银行找个好客户不容易，当时资金流动过剩，银行存款不能空转，贷给大学，总比中小企业平均风险小的多。”
对于银行的这个做法，长期关注中国高校改革的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副代表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表示“不敢恭维”。他对本刊记者说：“形成高校的债务，银行要负最大的责任，任何客户向银行提出提出贷款，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关键的是银行如何审核把关。”
不过，看着银企之间的这般“友好合作”，地方政府却“心情舒畅”。因为高校获得贷款，既弥补了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不足，高校大楼尤其是大学城的兴建，又拉高了当地的GDP（因为众多投资者还是地产公司，他们是“虚”做教育“实”做地产），政府业绩显而易见。
周洪宇总结说，在银企双方共有需求的情况下，高校把银行当成了“取款机”，而银行则把高校的扩张视为自身发展的“良机”。
可对高校而言，毕竟是“取款”容易还款难，现在，巨额的负债不仅影响高教改革的总体部署，也直接危及到目前高校的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戴着脚镣跳舞
当高校背负巨债盖起了一座座雄伟的大楼的时候，其教学质量并没有随大楼的升高而提升。近年来，高校教学露出的诸多问题，譬如学生素质下降、学术风气浮躁等已经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
中国一跃成为教育大国，但毕业生难于就业也是事实。据团中央学校部和北大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去年5月底，2006年毕业的本科生中，有50.19%的毕业生未能找到工作。前些天，媒体披露了广东高校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首次低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这是为何？
“即便有再多的理由，最重要的一条还是与毕业生的质量有关。”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谢国财强调他看法。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影响了教学的质量？他向本刊记者解释说：我们应该认识到，高校发展的思路亦有不同程度的偏差。在建设高质量大学乃至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指挥棒”指引下，不少高校急于求成。而学校的学术水平、人文精神等则是无形且不可一蹴而就的；校区建设、学校规模、论文数量、院士（或名人）数量等与高质量大学并没有必然联系的因素，这些是有形的，是可以给人以直观感受的，而且也是只要肯花功夫、肯花钱就可完成的。因此，许多高校争相建设大规模校区、建设豪华楼房、不计代价不问实际了地引进院士（或名人）。
“校区建设得再豪华，学校规模再大，也并不能与高质量的大学划等号，相反，往往会象现在的国有企业，越大，摊子越烂！而‘大师’也不是指在外面千方百计挖过来一两个专家，甚至聘几个‘挂名’教授；而应该是能够融入，能够形成一所学校特有的集体认同感，能够形成一个特定的有文化内聚力的高校专家集体。”谢国财感慨而言。
更为甚者，有的高校师生比高达1∶40，超过合理比例两三倍，出现了几百个学生同时上课、几十个人一起做实验的场面，少研究生一年内甚至见不到导师一面。年来，中国几乎成为论文的制造工厂，可据国外专家评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却十分鲜见，发论文交版面费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出现为赚版面费而办学术刊物的“中国特色现象”。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前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这句警世通言，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然而数十年过去了，许多高校仍然迷信于“重大楼，轻大师”。
在大楼与大师形成反差的氛围中，高校为社会所生产的“准公共产品”产生了质量和数量的矛盾。身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孙绍振，曾就打破全国统一高考体制，改由各省命题而力谏教育部并被采纳。对于现今高校的教学质量问题，他更有切身的感受。
他告知本刊记者，从宏观上来看，数量的剧烈增加，以质量的降低为代价，这里有规律性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积重难返，例如，在领导思想上，在211和985的推动下，各大学在学位点建设上展开了激烈竞争，其指标在学术研究方面，是硬性的，而教学方面则是软性的。因而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投入和奖励，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远远超过了教学。
孙绍振还直言教育部的所谓的高校本科教学检查，太形式主义，不但没有促进，反面造成了许多干扰。在管理上，教学的评估往往是在领导层黑箱操作。不称职的老师没有压力，优秀的教师得不到充分肯定。有时甚至颠倒黑白。在某些省级重点大学，在职称晋升时，虽然有教学方面的评价，但是评语却往往同样的“较好”，即使是教得很差的，也是“较好”。没有较差，也没有优秀。当然，教学效果的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难免有许多歪曲。问题在于长官意志决定。其实，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学生的评价。但是，许多大学每年都有学生对教学评估，但是，学生的评价是保密的。在学生中的口碑并不好的，获得“优秀”教师荣誉的，屡见不鲜。
事实上，国际的经验已经证明，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极易凸显。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应该有质的提高。高校不能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来换取规模的扩张。
“学费杀人”
高校改革，“高收费”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以下几条“学费催命”的新闻，曾经震撼全国，令人揪心。
对于锦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孙大明而言，5308元学杂费等同于“催命符”。2004年8月2日，孙父孙守军喝农药自杀。他留给儿子的遗书是：“我儿……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
2003年6月8日晚，央视二套播放了一个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节目里陕西榆林农民景统仕家徒四壁，在女儿景艳梅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一万元的学费，连续数天天外出借钱，无功而返。怀着对政府的信任，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政府部门求助盖章，证明其家境困难以方便女儿申请学校困难补助，无奈这个章也未能盖下。后来，这位农民喝农药自尽。镜头里景艳梅痛哭流涕：“我爸爸回来，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不上了……”
同样在陕西，宝鸡“下岗”工人丁平良，在得知儿子丁炜考上上海复旦大学后，向其老板讨拖欠工钱凑集学费不得，跳楼自杀。
今年1月11日，在福建永安市南门某出租房内，发现一具半裸女尸。死者张贝是位43岁的卖淫女，她在卖淫时因嫖资争执被嫖客所杀。据警方的介绍，此女卖淫是为了养育在泉州一大学念书的女儿，以及尚在念小学的儿子。
警方调查发现，张贝的丈夫是位搬运工,女儿上大学一年的学费就要一万多将近二万,小儿子身体不好,经常住院吃药等,她自己还患有卵巢囊肿,动手术花钱不少,就这样还要去“接客”，并且消失尘世。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流传着这样的誓言：就是砸锅卖铁卖血卖肾，也要供孩子读书，可见读书在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即使面对高昂的学费。
对于这些“心酸的”问题，周洪宇作为国内知名教育人士，他向本刊记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高校培养学生涉及到成本的分担问题，当扩招和扩张的速度越来越大，很多的中专学校一夜之间升格为高职高专，进大学的门槛低了，原先的中专生成为了大学生，而穷学生就开始支付不了大学的成本了。而同时，由于政府投入的不足，高校的成本迅增，收费也就水涨船高。”
但周洪宇对高校发展的“速度问题”，也提出要有一分为二的看法，因为“不扩张，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盲目扩张，其速度超过了我们经济和心理的承受能力，必将产生教育的负面问题。
同样是国内教育的知名人士、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对此问题亦有“深刻的思考”。他认为，“按道理说，教育是改变农村孩子贫困现状的上升之路，为什么反而会因教致贫，因教返贫?说明目前我们的贫富差距还很大，教育还没有兼顾弱势群体。因为教育花费高，所以上不起学；因为上不起学，所以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所以挣不到钱。因此，‘教育公平’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首要前提。”
洪可柱表示，“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规模上看已经从过去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但在这种转变中，隐含着许多重大问题。一是大学收费高，平均学费达到5000元左右，而中国农民平均净收入也就3000多元，一个农村家庭要供孩子读大学，常常是举全家之力还不够。但现在却有一些政府官员甚至是大学校长，并不敢正视这个问题。”
而我们面临正是这样的现实，十余年间，中国高校学费涨幅是居民收入增长的10倍。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因为收费问题，导致学生与大学失之交臂，家庭陷入困境的事情举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高校贫困生总数已高达 320万，其中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特困生则有100多万。
而同时，“教育乱收费一直成为近来群众举报的热点。”国家发改委的有关负责人对此直言不讳。由他们于去年底公布的价格举报热点显示，2005年，价格主管部门共查处教育乱收费举报案件1.3万多件，虽较上年有所下降，但仍居各类价格举报首位。
与此种呼应的是，2004年，审计署对教育部等中央部门直属的18所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对债务、投资等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这18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收取国家明令禁止费用，超标准超范围收取学费、住宿费等共计8.68亿元。
面对于全社会的关注，高校如何规范收费？
早在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高校缴费的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专业)确定。似乎核算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事实是这么多年“核算下来”的结果是，大学收费成了全社会“难以承受之重”——没有哪家高校敢说自己的学费是没有经过核算的，但是结果和程序似乎都经不起正义的考量。
今年,教育部决定制定高校生均成本核算办法，来为高校收取学费提供法律依据。
然而教育成本究竟如何计算，公众没有得到一个透明的交代，但有一点应该明确，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需要满足社会大部分民众的需求。而从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以及高校存在的财务危机来看，生均成本核算办法是否能够达到人们期待的结果，仍然充满变数。
客观地说，由成本观照大学收费是乌托邦式的，希望通过利益相关方的“成本控制”来遏制大学高学费的欲望也是缘木求鱼的。大学收费要真正合理起来，就要从大学财务制度改革、资金使用效率评估、高校行政构架改革、政府财政倾向性贴补等多方面入手。知晓一个什么样的数据成本、远不如得力地降低家长掏钱的事实成本来得可爱来得温暖。
“产业化”为何成恶名
“教育产业化”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时髦的、炙手可热的”的词汇，然而，随着2004年教育部的三位高层“异口同声”地予以否定之后，“产业化”背负恶名随身隐去。
这年的1月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招待会上，教育部长周济掷地有声：“现阶段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反对‘教育福利化’和‘教育产业化’这两种倾向，现阶段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教育发展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应加强政府发展教育的责任，使教育成为政府一项最重要的工作。”
8月7日，副部长吴启迪在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答记者问时表示：教育部从来没有“教育产业”、“大学城”等提法。
次月，另一副部长张保庆了作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回答问题时他坚决地反对“教育产业化”。他说：“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所以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违背了我们的办学方针，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教育产业化的“生死过程”。
不少人以为，教育产业化在国内的盛行，有着1998-1999年特定的偶然动机。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靠外贸拉动的经验受到了挑战，转而寄希望于拉动内需来刺激增长，然而此时需求乏力，国民尚有6万亿元的储蓄却不肯从银行取出消费。于是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经济学家向中央献策：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因为教育收费将是刺激国民消费的好办法，中国人向来省吃俭用，但孩子上学的钱断然不会省的。
对于当时的举措，周洪宇认为取得了“多赢的”“皆大欢喜”的结果，因为高校扩招提供升学机会，百姓有钱，政府没钱，银行资金没出路，高校发展急用钱，多方力量的汇集，就很自然地点燃了教育产业“这把火”。
周洪宇告知本刊记者，当时测算的结果是，高校扩招100万,全国就可拉动2%的GDP，以每年25-30％的扩招速度，三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从每年200万人扩大到400万人，新增学生全额自费，即每人年均缴学费1万元，每年可收取学费200个亿，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40亿，根据我国的投资乘数估算，这240亿就可带来1000亿的投资和最终消费。
这些诱人的数据很快就引发了中央高层的注意。
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教育事业是第三产业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强调，要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则更明确地提出要“发展教育产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开展了名为“教育产业化”、实为高收费的教育新设计。受高等教育排名的刺激，“做大做强教育产业”一方面成了教育发展方向，一方面获得了政策支持和金融扶持，另一方面也开启了“高价教育”的新时代。
但是，延续至今的高收费政策的实施并未从根本上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它确实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将这种负担转嫁给了民众，深化了中国社会矛盾。当胡温执政之后，顺势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之后，因“教育产业”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成为“和谐社会”中并不和谐的音符。正因如此，人们就很容易理解了教育部对此的否定。
可现在又有了“反思和反弹的”声音。
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中国教育改革也正式开始了教育市场化的尝试。但是，在中国教育整体规模迅速膨胀壮大的同时，其改革却越来越偏离既定的轨道，教育的本来面目和传统内涵被各种力量严重扭曲。
“教育产业化”被泛化和异化，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普遍对其误读和扭曲，现实原因是教育财政体系失衡和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系统缺位。但在这背后，中国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则是造成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教育品质恶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需要接受教育的人数世界第一，而政府的财力又非常有限。完全依靠公办学校，肯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政府解决不了，又不让民间资本进入，其结果只能是很多人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不是“教育产业化会毁了教育”，而是教育不该产业化的产业化了，而需要产业化的反而没有形成产业。我们该做的是，一方面，坚决制止一些公办学校的所谓“产业化”以及在此名义下的高收费、乱收费；另一方面，大力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办学。
甚至有人大胆放言，今天就是放手允许“教育乱收费”，我国的教育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对高品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方面的证据就是蔚然壮观的“留学潮”。部分学科的博士后、博士和本科生的出国留学，永远需要。但是眼看那么多中小学生都远离父母、跨洋越海去“留学”，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不错，总有人误以为“外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圆”。也不错，部分海外自费留学生的家庭背景显赫——不是“大款”就是权力人物。但是怎样看，也有相当一部分普通的中等收入人家，宁愿忍痛支付比国内“乱收费”还要高的代价，也要把孩子送出去。这又是为什么？我的解释是，在国内无论怎样“乱交费”，也还是得不到一些家长和学子们中意的教育服务。耐人寻味的是，恰恰在中国“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声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向中国的“教育出口”成长为一个兴旺发达的产业部门。
“产业化并非是空洞的口号和标签，笼统谈之，并不准确。”周洪宇认为，若以历史的眼光，把这些改革放在历史条件中去看待，就不能简单地去判断中国教育是成功了。他强调说：“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配合的教育体系，必须走市场化，但市场化并非就是产业化。现在总有人以为教育改革与市场经济是不能平行，其实不然。对于一项改革举措，采取简单的迎合或抵制，都是不负责的态度。”
下篇：改革中的解困与思考
到了体制转型的临界点
中国高校的现有体制是不是到了它转型的临界点，我们的判断基于以下事实。
其一，高校扩张，债台高筑，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经费究竟在哪里？这里包含了三层的概念：首先，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拨款不可能继续增加。目前中国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经费的结构中，高校这一块就占24%左右，已经大大高于各国的平均水平。国务院领导多次明确表态，今后新增的教育经费将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第二，银行贷款的渠道已被严控。目前高校欠贷不堪重荷，教育主管部门已令清查和控制高校贷款；第三，继续提高学费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大学每年5000元左右的学费，几乎摸到了“天花板”，相关部门也三令五申，严查高校乱收费。因此，增加高校资源的主要途径——政府拨款、银行贷款和收取学费几乎都被堵死，高等教育要继续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路在何方？
（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一方面，高校主要办学经费来自政府资助、社会和个人捐赠以及学生的学费。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大都有一个较为完善的校董事会和董事会领导下的基金会，通过董事会的筹资和基金会的运作，能为高校提供较为充足的办学经费，而高校使用这些经费，基本上没有成本，当然也就谈不上财务风险。另一方面，国外大多数高校发展与扩张相当理性。其办学规模往往与社会需求和自身经济实力相适应。发达国家高校教职工的薪金水平、招生规模、基建规模增长有限，变化不多。因此，高校对资金的需求相对稳定，很少需要直接向银行贷款。
如何来解决我国高校发展带来的资金瓶颈问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陈汉生认为，目前国内的高校资金来源太过于依赖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其实高校资金筹措还有其他多种渠道，比如产业渠道、基金渠道、税收减免、收费渠道、科研渠道、社会投资和捐助等。学校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走多元化筹资道路。）
其二，高校作为一种非营利性机构，其大规模举债经营本身就是很不正常。校长们热衷于此，不仅是出于扩招的需要，亦有出于政绩的考虑，与“形象工程”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我国的高校本身就隶属于庞大的行政体系，高校领导所遵从的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他们的前途命运全都掌握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手里。在现行的体制下，在有限的任期内，高校领导为了业绩，像地方官员一样争相大兴土木、盲目追求数量增长也就不足为奇。
（由此看来，如何改进我国高校的校长选拔任用机制已是大势所趋。在国外好的大学里，校长首先应是一个经营者，其第一任务是拉赞助，第二挖教师，这二者是互有关联的。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每年都给自己定下目标，要搞到一定数额的经费，搞不到就要辞职。其次要拉教师，他每天要花很多时间了解哪些学校有好教师，然后想办法挖过来。正是因为校长在引进人才方面不遗余力，才往往会改变一个学校的地位。如美国耶鲁大学科学哲学专业，原来曾排名世界第三，由于人才流失严重，很快落到了五十名以外，而成功引进人才的匹兹堡大学则排名迅速上升。）
其三，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学生，同样需要一个灵活的体制，使得各种资源有效运作和配给。但现状并非如此，高校的主体原本应该是学生，以培养优秀的学生为主要任务，教育部也曾喊出“以教学为本、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的口号，但这些只是停留于形式，实际上是政府在高校教育的“六统一”管理(统一招生、统一收费、统一教材、统一培养、统一考试、统一发证)在起作用。
由于行政领域管得过死，不仅学生的选择余地比较小，高校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学科的发展日新月异，往往连高校的教务管理部门都不能洞察其微，何况远在天边的行政主管部门。高校在这种不自主的情况下，更多的像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代理机构，源源不断地生产同样的产品，却不理市场的千变万化。
而高考也成了制约人才资源发展的瓶颈：瓶口外--高考选拔人才的方式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甚至低幼教育，连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去“残酷”地培养一流考生。瓶口内--按照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去扩大招生、培养学生，反而培养出更多“高分数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质的学生”。
（不合理经费获得方式和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等体制，使得高校无视教育的真正主体—学生，学生的培养在高校运作中趋于边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高校缺乏对自己负责的心态，高校总是围绕上级的意见行事，对培养优秀学生提不起兴趣，着重于眼前利益，甚至出现毕业标准降低、就业率注水这样自毁长城的事情。）
其四，就业难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应试教育已经落后于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反过来，如果还按老套方式培养人才，这种状况将会拖累市场发展的脚步。
（用市场手段调节教育资源配置，可以为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改革注入一针强心剂。让民营资本进入是完备教育体系的方式之一，从而最终完善中国的教育市场。）
在记者采访邬大光、周洪宇、孙绍振、汤敏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我国高校的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他们的话正印验了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惟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
周洪宇还对本刊记者说：“关注教育改革，我们要有民众的立场、专家的观点、建设的态度，我不想去说中国教育是否成功，只能给你一种判断：中国教育实际上是，改革滞后于发展，质量滞后于规模。”
由此观之，目前高校改革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可顺藤摸瓜地切入到教育体制的根源。专家认为，引进竞争机制，是改变中国教育体制的良方。竞争主体可以是民营、可以是国有、可以是中外办学，也可以是独资。在竞争条件下，中国可以产生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诸如就业、素质教育等问题将有望迎刃而解。
政府的角色和腰包
政府对教育发展承担怎样的角色？周洪宇还是“借用了”弗里德曼的理论回答记者问题。
周洪宇告知记者，弗里德曼把政府的职能分为四种：建立国防和外交；维护司法公正；提供公共产品；扶助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半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这都是应该完全由（如前者）或大半由（如后者）政府所提供的。
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受益者虽然主要是个人，但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实现教育公平，政府是天生的“第一责任人”。谁也不能代替政府，准也代替不了政府。不管政府是否愿意，它都必须履行提供公共产品这个基本职能。否则，政府就失职或者“缺位”。
周洪宇研究政府在教育中的职能作用，还启发于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刘佩琼女士的一场讲座。那是在2002年3月,他受指派赴港考察香港教育，期间参加一教育论坛，逢刘演讲，主题是“政府为教育做什么？”，谈的就是“政府角色”，听后感触良多，因为周的脑中是带着问题来，比如中国的义务教育等等。
从教育而言，政府对自己角色的定位，有它的一个认识过程。以我国的基础教育为例，前些年政府还未进入角色的时候，农村义务教育几乎是“农民教育农民办”，那时，78%的教育经费由乡镇以下农民承担，县级以上政府只掏22%的腰包,其中中央政府仅为2%。“当政府不把教育当作份内事，这时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认识问题。”周洪宇有感而发。
香港归来，他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就此课题深入乡村调研，所写报告得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并就此促成了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基础教育关乎高等教育，政府对高教事业的重视，同样要厘清自己的角色”。
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在微观运行上过多地干预了大学的自主性，行政管理大学的制度更应该为高校提供资金以及政策的扶持，比如如何完善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各种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的教育捐助制度、转移支付、教育凭证、教育费减免等制度，使低收入家庭学生有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谈及政府的投入，周洪宇向记者说了这样一组数字：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06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万亿,财政收入实现37000亿,全年净增7000个亿。“如今政府的腰包鼓了，更要多花些钱给教育方面。”
为此，他已经决定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将为一个4%的数据提出议案。
这个数据是在1992年国务院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提出的，说的是我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应达到4％。在当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也研究并已批准。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写入了这一目标。然而实际情况的是，一直都在3%以下徘徊，到上世纪末我们的政府没有实现这个承诺，今天也没做到。
去年10月11日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把这个数字写入其中，并称到2010年“逐步”达到这个目标。
周洪宇准备提交的议案，核心内容就是把“逐步”改成“尽快”。他直言不讳地说，现在政府已经有能力办好教育，关键是看想不想做，做到什么份上的问题。
数据表明：2001年中国教育经费只占GNP的2。6％，在全球120个国家中的排序位于第96位，是世界上对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与大陆相比，台湾在经济起飞阶段，GDP的12-22％都投入了教育；而美国虽然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却仍然长期保证教育经费占GNP的6-7％。
另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按4%差额的测算,从1985年到2003年，政府欠教育的经费总计为10100亿元。
这个天文数字印验了海南省委书记、省长卫留成说的一句心里话。至去年底，该省经过一年半危改攻坚，实现全省乡村“最美的地方是校园，最好的建筑是学校”的目标，面对一片赞誉，卫留成几乎是发出肺腑之言：“我们欠老百姓的教育账还多着呢！”
作为一方政府的首脑，卫留成为什么“感慨万千”？因为他进入了 “角色”。
“教育券”考量“公平竞争”
针对于高校的改革和思考，我们的另一视角是“教育券”的问题。
当记者与周洪宇教授探讨弗里德曼提出的这个设想时，周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此举暂行不通，因为目前国内外高校尚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
周洪宇所言隐含这样的设定：我们现在竞争的环境尚不公平，但在“公平之后”也有“行得通的可能”。
现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的薛涌先生，在他近期出版的《草根才是主流》一书中，很精辟地阐述了“教育券”对国内的高校改革积极意义。
他认为，我们推行“教育券”的本意，并非要把高等教育全推给市场、政府完全放弃责任。政府当然要投入教育。不过，谈政府的投入，我们必须澄清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如何履行自己对教育的责任？第二，政府如何在增加教育拨款的同时，鼓励社会也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政府对教育的责任，主要体现在财政资助上，而不应该直接管理。这种资助的核心目标，是帮助学生（特别是那些有能力而没有经济资源的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了使这种资助更有效率、减少繁复的中间环节，政府的钱就必须直接锁定在其所资助的目标——学生身上。比如，如果人均的大学教育费用一年为1万元人民币的话，500万大学生，一年的高等教育经费就是500亿。按最理想的原则，这500亿应该以人均1万的金额，用“教育券”的方式直接给那些通过高考分数线的学生。当然，在具体分配中，要适当考虑学生的经济条件，向贫困生倾斜。富家子弟不享受国家奖学金，因而可以使一般的学生分到手里的钱更多些。
薛涌对此的逻辑是：有了这笔钱，学生面对大学，就从弱势变成强势，成了真正的教育主体。他们就可以一次申请几个学校，拿到几张录取通知书，然后决定到哪里去上学。他们入学注册时，把手中的教育券交给学校，学校立即把教育券兑换成现金，成为学校的教育经费。如果教育券金额超过学费金额，学校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多余的钱退给学生，作为学生的生活费。从这里开始，大学就在市场上运作：学生是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物美价廉的“产品”；大学则负责生产这样的“产品”，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
就职于深圳大学、现留学华盛顿的薛兆丰先生则强调了实行“教育券”带来的两大好处。他说，其一是公平。教育经费的划拨一向很不均匀，能就读好学校的学生，享受了大部分教育经费；而在教育券制度下，即使地处边远的穷学生，仍能足额领取并支配政府在计划中给他们的教育资助。
其二是有效。在传统的做法下，学校之间不能说完全没有竞争，但这些竞争，主要是面向作为拨款人的上级主管，而不是作为顾客的学生和家长。引入教育券制度，学校和教师就必须直接面对学生、争取学生、向家长交待。这样，即使教育经费不增，教育质量也必定大大改善。
现今也身处美国，却为国内媒体“抢手的”专栏作者，薛涌在领悟了美国教育体制的内含之后，对国内高校的改革，隔岸发言。他说，我们现在不应该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是要建设培养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即公平的竞争平台。这样，民办大学可以与过去吃皇粮的名牌竞争，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教育，在国家投资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教育的资金。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吴华教授则把“教育券”视为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事件”。他说，它体现政府教育职能转变的工具，是建立公共教育良性治理结构的工具。政府应该是一个公共教育的提供者，而不是经营者。
不过，汤敏对此谨慎看待。他认为，“教育券”已经进入了全球教育的视野，这是个很好的概念，但真正操作起来，亦有相当的难度，面对现阶段的教育改革，他认为此做法比较适宜职业培训的范围，若要大面积使用，应该先做些试验为妥，然后推而广之。
汤敏的观点也得到了薛兆丰的赞同。薛告知记者，推行“教育券”有可能遭遇的三种阻力。首先，这股阻力会来自教师团体。因为一旦实施“教育券”，学校和教师将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原来一些习惯了照本宣科的教师，难以适应市场化的竞争挑战，所以他们会以各种理由反对“教育券”的实施。
第二层阻力来自舆论。许多人似乎认为，大家首先要的是免费教育，其次才是高质教育。更直截地说，首先要文凭，其次才要素质。他们认为，教育是社会调节工具，而政府普及教育目的，就是让人人都拿到某个程度的文凭，以符合“社会公平”的标准。因此，他们主张彻底的免费教育。殊不知，水涨船高，富人家的子弟，总会去找更好、更贵的教育。
第三层阻力，也是最根本的，来自公共财政的性质。弗里德曼的理论框架看来，用于教育的财政预算是既定的，而“教育券”制度是更有效率地运用这笔既定资金的改进方案。这种理解大有问题。换言之，他所假设的那个既定的教育预算，假如没有基层教育部门的争取，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在教育券制度下，谁有积极性向政府争取预算呢？教育管理部门已经无权划拨教育经费，没有积极性；学校是分立的，即使争取到更多的教育拨款，在教育券体制下这些拨款也很可能流入其他学校，也没有积极性；剩下只有分散的家长。所以 实施“教育券”，也在预防政府削弱对教育的职责。
不过他也认为，无论如何，“教育券”的思路毕竟给学生提供了选择的权利，也为高校的改革提供了选项。
教育资源 公平享用
当薛涌极力呼吁建立高校的公平竞争平台的时候，汤敏却暗合了他的观点，提出在贫富之间如何公平的享用教育资源。事实上，此问题在我们教育体制的转型之中，已经显现。但汤敏提出的思路，却有新意。
不论他情愿与否，谈论近十年的中国教育改革，汤敏的名字就会和“高校扩招的始作俑者”“教育产业化之父”等紧紧地挂在一起。
现在，他并无兴致辩解此说。但作为经济学人，他对国内的教育发展，尤其是高校改革的关注，热情依旧。电话中，他向记者谈及了最近正在琢磨的“富人搭穷人便车”经济原理。
他的意思是，富人消费多，就得多付出，可是目前在教育、卫生等需要国补贴的领域，富人正在跟穷人一样享受着这些资源的泽惠，这是不正常的。
汤敏的说辞，是想通过政策或者制度扶贫，他认为“减少支出跟增收一样重要”，因为过去总是提到如何增加贫困人口或者大多数人民的收入，在他看来，人的收入是没法平等和控制的，但是可以在支出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保证穷人能减少支出，比如贫困人口上学可以免费或者少交费，看病也可以少花钱，富人就得多花点钱。他很理性地承认操作这种方案暂时有些难度，但是一个方向。
汤敏尤其对国家补助高校学费实行“一刀切”的做法提出异议。
他说，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大学生的人均成本为每年13，000元。而目前高校人均学费为5，000元。实际上国家财政直接或间接地每年给每个在校大学生提供了“一刀切”式的约8，000元的助学补助。
“这样的补法不分贫富差别,对贫困家庭而言是很不合理的。高等教育并非义务教育，现今的中国，平均25个家庭出一个大学生。换句话说，一名在校大学生是由25个家庭‘供养’的。但是，由24个家庭交税来补助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上大学，那就有失公平。所以说，富人还是搭了穷人的便车。”
对此，汤敏主张对高校学费的收取和补助，都应该分不同的层次进行。国家对高校的新增专款，首先要用于贫困学生的身上。此外，按规定高校收入的10%用于困难补助，这笔钱也要专款专用。他还极力提倡，国家应把这种“暗补”改成“明补”。声明凡是没有交全额学费的都是得到了助学补助的。如同任何补助或扶贫款的发放一样。极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应全免学费；比较困难的应部分减免学费；而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少接受甚至不接受任何补助。他说；“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公平的体现。”
汤敏思考的问题，也引发国内学者的共鸣。他们认为，中国一直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一个公民纳税后“免费”享受了教育的好处，在这样一个权利义务观念尚不明了的社会，很有可能被认为是“搭便车”。中国仍处于臣属型政治文化向现代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型时期，普通公民习惯于对国家履行义务而不积极争取公民权利。
知名学者周义兴告知记者：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其主要作用是就是要通过公平的享用以调节社会公平。只有当教育真正成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并为公众不分贫富、不论身份区别而被公平享用时，社会弱势群体才能通过教育这个途经向社会上层流动，从而实现公共教育自身所应具备的社会公正功能。
“在社会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教育制度有几种选择”，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一是主动维护社会公平，将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二是至少不去人为制造差距与不公。而我国当前的教育不公，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失误和偏差所致。
尽管对于公平享用教育资源的问题，或许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但我们期待它的变化，毕竟中国高校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变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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