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坦白从宽的“典型”吗？

今天在中新网上笔者看到一篇报道，报道称：“贫苦农民出身的王昭耀，在副省级岗位上工作了13年，官至安徽省“三把手”。在16年的时间内，他先后收受44人给予的贿赂共计294次，合计704万元，另有81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涉案1514万元。法庭上，王昭耀全部认罪，并愿意现身说法，警示广大干部，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

好一个王昭耀，居然想做坦白从宽的“典型”。

人们初听起来一定觉得王昭耀是个很不错的“贪官”，能坦白，能认罪。但是，当人们如果仔细的想一想，中国需要这样的贪官“典型”吗？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也要这样的典型。那么笔者不禁要问？要这样的典型是为了教育谁呢？是想教育那些还没有走上贪污道路的官员要他们吸取教训，以后不要当贪官，可这种教育有用吗？还是教育那些已经贪污了还没有被抓出来的贪官，告诉这些贪官：“如果一旦东窗事发被抓，就要老老实实地坦白，这样就能做到坦白从宽，本来判死罪的现在就被判无期了。本来判无期的就可以判有期了，命是保住了，接下来的事以后就好说了。”

也有人会说，在安徽不是还有一个原副省长王怀忠吗？他贪污的钱财就比王昭耀少些。由于王怀忠没有老实交代，没有得到坦白从宽的处理，所以，才被判处了死罪。

其实，王怀忠就是个该死之人，无论其是否坦白，都不能从宽，都得死。

所以，笔者认为，对一个高官，一个大贪污犯，我们的法律就不应该对他们有坦白从宽之条款。坦白罪行，他们是应该做的，没有什么条件可商量的。罪孽深重的贪官就是要杀，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杀一儆百。

其实，实践也证明，我们在反腐败，治贪官的工作中，需要的就是严厉的法律，而不需要什么坦白从宽的“典型”。大家想想，我们的贪官在位时，那个不是有文化有知识的领导，他们不仅学历高，水平也很高，法律也很懂。你看他们在台上作报告，那个不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讲道理，教育下级官员的。但他们自己为什么还会贪污腐败呢？这里面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法律太松了，对贪官起不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所以才会出现贪官是前腐后继的局面。

而下面受教育的官员又如何呢？教育有多少作用呢？其实这几年，我们的警示教育也不是没有搞过，相反，我们的警示教育是经常搞的，每抓出来一个贪官，组织部门都会有腐败分子的“录像带”，让贪官给官员们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犯罪的经过，要求大家要引以为诫，听党的话，好好地为党工作，不要走腐败之路。

可结果呢？还不是说的等于白说，听的等于没听，贪污的照样贪污。这样不得不给人们产生疑问？像王昭耀这样的“典型”，对我们的党有用吗？对我们的人民有用吗？

我们中国真的需要这样的坦白从宽的“典型”来教育后来的官员吗？

龚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