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李银河之闭嘴谢幕

　　李银河博士真如某些人士的希望所言，终于决定闭嘴了，发表《我的最新决定》的博客当日，支持派痛心疾首，有希望她继续战斗者，有安慰理解她苦衷者，反对派则幸灾乐祸，辱骂之余不忘绅士般祝她善终。一条条留言悉数阅尽的漫长中，一股无名的怒火和伤感的悲愤隐忍于胸，难以释放。
  

 就在不久前，她还在博客上悲观地表示：中国的性革命生不逢时！没想到一个月后，她连说话的权利也失去了。理由非常简单，有关人士的压力。众所周知，李博士的言论并不涉及政治，只是为了一个和吃饭一样同等重要的、关系每一个人生活质量的问题说了几句实话，就遭到了刀砍斧斫般地打压和限制，不禁要问，中国的言论自由到底还有没有必要争取，如果敢于说话的结果是：如果不闭嘴就有很大的生存危机或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一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女性承担的结局是痛苦地离开，那么中国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一个令人白欢喜的空头支票，所谓的提倡男女平等就是男性施舍给女性权利任意性标准的最好诠释。

　　一个是人说话的自由，一个是女性被给予权利的自由，我们不能不静下心来默默哀伤和领会，在中国，人的基本权利和保障问题解决不了，就遑论男女平等的权利了。中国的女性，在当代，恐怕还要被欺压和忍耐，不知多久还有多久了。

　　不禁有人要反驳，中国的男女已经很平等了，根本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要说的是，任何表象都不能代替本质的差别，就如同李银河博士从性出发的研究，就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女性仅在这个领域就存在的弱势和无奈。她只不过叫喊了几嗓子，在男女两性传统理论的认识上澄清了一些生理和心理的客观事实，为女性在性问题上的困惑提供了一些解决的途径而已，就让一直在男权领域优越了许久的男人们惶恐不安了，甚至还有一大批深刻浸染了男权思维的可怜的女性同胞们，也在高扬着旗帜为虎作伥，深恐女人作为人的幸福生活来得还太早，恨不得翻回头再去过臭裹脚布的小脚生活。

　　中国的男女真得平等了吗，想来李博士不是这样看待的，否则她不会身先士卒地为女性的性自由披荆斩棘，开拓疆场。我们权且不谈李博士的相关调查和言论，因为那已经很严谨很系统很理性很深刻了，根本用不着我再来分析和赘述，我们只来看看作家柯云路先生刚刚出版的新书《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就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什么女性的快乐与幸福了。

　　我非常能够理解柯先生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醒目的书名，纵观全书，与其说是在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当代婚姻现状的调查报告，然后让全社会来共同思考这件关乎每个人人生篇章的大事还有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和存在。按我的理解，柯先生此书更像是一部婚姻中弱示群体的代言录，集体痛悼婚姻制度的控诉书。连篇累牍的妻子关于丈夫背叛婚姻的欲绝的疼痛，一个接一个孩子关于父亲外边有女人的不愤和自虐冲动的表露，桩桩件件令人对男人产生无比厌恶和痛恨的情绪。如果男女真的平等了，女性还用得着在婚姻背叛的阴影中如此痛心疾首吗，正是因为女性在婚姻中没有足够多的支配权与自由权，正是因为女性的性自由在男女两性中处于双重标准的压迫下，才使女性寄予了婚姻如此高的期望值，才会在婚姻遭遇挫折之时比男人更痛苦。由此，让我们按照柯先生的设问，来为它续上答案吧：如果婚姻不是让女性过得更幸福、更安全的、一种带有保护弱示群体性质的合理制度，我们真就没有再要它的必要了。

　　如果说柯先生此书为女性摆脱婚姻痛苦做出了情感上的解释，那么李银河博士就从性病传播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婚姻现状的途径，那就是，在中国离婚率逐年增高和越来越多的未婚男女无法进入传统婚姻关系而增加的性病传播的可能性方面，她从现代婚姻变革角度借鉴西方社会成功经验提出了合约婚姻制度。

　　女社会学家和男作家对男女两性问题的不谋而合，不能不说是对当代女性现实处境的一种高度概括，然而，李博士的深刻与理性远比柯先生笔下的思考走得悲壮与孤独，在这条探索女性性自由、两性性平等、两性共同和谐生存的人类发展的道路上，这探索的过程困难重重，因为它不仅来自性病本身对性革命性自由性平等的威胁，更来自国人性观念的滞后。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７日，李银河博士在中华读书报第１４版上发表了《我这一年》，在此之前，她已经出版了《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两性关系》《女性主义》《李银河说性》等一系列探讨性问题的专著，从这些专著出版的时间和内容上看，一个性社会学家从社会学领域延拓到女性主义的研究告诉我们，性问题的存在必需和女性主义相关联，性同时为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着另一种可能性的提示。然而中国人似乎没有多少人在耐心地阅读这些书籍，直到她为同性恋、换偶等现象和人群申辩和解释的时候，才因频频出现在公共传媒而引起了国人的注意。

　　《我这一年》不能不说是一种近乎呐喊的总结，在这篇充满感情色彩而不乏理论辩驳的类似于答众媒体问的文章中，不难听出李博士的急切、焦燥与无奈：“谁让你搞同性恋了？谁让你搞一夜情了？谁让你换偶了？我只是告诉你，想做这事的人其实是有权利的，就连你这个不想做这事的人也是有权利做的。”这就是李博士在２００６年被一部分人误解的理由，只因为她将一部分中国人正在做的事用语言高度而明白地总结了一下，就如同指出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的小孩，却让向来对性事缄口不言私下里却大行其道的中国人感到了揭开疮疤的不适应，与其说是掀开了中国性革命的第一页，不如说是在大智若愚的中国人堆里扔了一颗原子弹。

　　２００６年，是李银河博士将自己理论与思考的一小点结论公布于众的一年，而就是这一小点，让不了解李博士理性思维诸多结论的、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一部分国人对她充满了误解甚至不解。２００６年是李博士疲于解释奔波的一年，直到《我的最新决定》的出庐，李博士终于可以被迫卸下这负重担，过她想过的不用承担社会责任的轻松的日子了。

　　然而，存在即合理，李银河博士在２００６年成为年度知道人物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理由很简单，即使她不站出来引导国人性观念性实践的成熟，国人的性革命也一样会在卧室里继续进行，只不过是在感情与性的困惑中多徘徊几日、多不清醒几天、多发生些因爱生恨的感情悲剧家庭悲剧、多几对对性启蒙仍然讳莫如深的糊涂父母、多几所忽略性教育的中小学校、多一些因无知未婚先孕屡次堕胎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女性、多几例性病患者、多一些娘胎里就沾染性病的小生命而已，还能够产生多么更为糟糕和严重的后果呢？

　　不可否认的是，李银河博士确实触动了国人的性神经、引发了国人关于性的反思与辩论，而这也同样引来了相关人士的眼球，于是，怒目相向的结果是，一叶障目的漠视最终压制了性思潮、性革命即将到来的预测，用一种极感性的方式做出一副阻止历史进程的架式。可叹的是，李博士的思想已经撒播到了全社会，正如一位匿名留言者所说的：“李先生，正如在下说过，您是一面旗帜，假使您偃旗息鼓，还会有更多的旗帜立起来，迎风招展。”

　　因此，随着李博士被争议范围的扩大，被关注层次的广泛，她及与她相关的性观念、女性主义、人类的平等等观点一定会被人们越来越多的感知和阅读，她的思想也会被更多对性或百般敌视、或愚昧无知、或不理不采、或困惑不解的人接纳和理解，她的关于解决性关系、两性平等以及一些因感情与性产生的社会问题的诸多理性方法也会被越来越多人实践和运用。而与这些最为成正比的理想结果就是：即使中国在这场性革命中走得艰难而曲折，也不会像李博士所认为的那样悲观和令人泄气，因为没有人能阻止历史的车轮，不管是对还是错，不管是理性还是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