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苦力”coolie一词说起
范海辛
“苦力”一词，在汉语中通过望文生义就知道，是指那些干辛苦的体力活儿、收入微薄的人。21世纪的中国，“苦力”是农民工的另一称呼。也许多数国人不知，“苦力”是一个与麦克风、雷达一样的从外国来的“舶来语”——coolie，专指中国劳工。
笔者最初听说英文中的coolie时还以为这是一个发源于日本的单词，是日本人对中国劳工的蔑称、然后被欧美人士按其发音拼出的新单词。后来请教过一位美国朋友，据他说这一单词是从印度泰米尔语过来的，并在美国19世纪修筑西部铁路时随着大批作“猪仔”的中国华南民工到美国后才广泛使用，与日本无关。查现在的英汉字典，coolie系专指“印度与中国的劳工”，现在则是专指中国劳工，印度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劳工反而成了引申意义。印度泰米尔语的coolie竟然语音语义与汉语的“苦力”如此相似，令人啧啧称奇。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语言学家认为coolie一词与泰米尔语无关，就是根据汉语“苦力”的英译。究竟孰是孰非，这是语言学的任务。本文打算从这个英文单词入手来分析中国特有的吃苦耐劳这种文化观念的利弊。
在西洋人眼里，清末那些黄皮肤、脑后留着猪尾巴辫子的华工——coolie，既是悲惨的代名词，也是他们的梦魇。我记得马恩二位大师也在其文章中担心欧洲工人阶级会沦落到coolie的悲惨境地，也许正是这种担心坚定了二位大师向资本主义制度做斗争的革命信念。
在笔者看来，中国“苦力”的悲惨状况可能要甚于美国黑人和当时其他的少数族裔。为何北美在修铁路时不用黑人和当地印第安人而要舍近求远到万里之外的中国去招募华人？我估计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无法招募到足够的黑人与印第安人；二是黑人与印第安人不愿忍受如此恶劣艰辛的劳动条件。当然，更大的可能是这两点原因的结合——黑人与印第安人人数有限，而且被招募到工地上干不多久就纷纷告辞或逃离。于是铁路开发商只能通过奴工贩子到中国华南来招募民工。之所以中国“猪仔”能成为coolie的主角，我以为一方面是华工吃苦耐劳的本领，另一方面是这些被卖为“猪仔”的民工一旦来到异国他乡，即使想逃离也因人地生疏而无计可施。由此，华工赢得了coolie的“桂冠”。
Coolie的吃苦耐劳、心灵手巧与低廉的工资，无疑成了欧美工人的梦魇。由于担心源源不断跨海而来coolie会夺去当地人的饭碗，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国会出台了《排华法案》，对为美国建设立下大功的中国“苦力”以怨报德，歧视驱赶。时过境迁，21世纪的coolie又以另一种形态复活，承担起一个大国“崛起”的伟业，重新成为西方的梦魇。
在全球化的今天，华人足迹遍布天涯，coolie超强的吃苦耐劳本领，为世界各国人民领教。这里不说中国廉价商品对世界各国的冲击，单就非洲与南美等地华人所开的“7－11”便利点而论——名义上的营业时间是早7点到晚11点，实际是通宵营业。即使在打烊后的半夜，有人敲门要买一包烟、一瓶酒，华人店主也会很乐意从床上爬起来为人服务。如此这般的敬业与勤业精神，岂是当地土著店主可比？
那么这种coolie吃苦耐劳的本领，对中国而言，究竟是利还是弊呢？
如果中国不与外界交往，这种本领当然是利大于弊，因为更多生产、更少消费与休闲有利于财富的生产与积累。但是中华民族不可能永远生活于蜗牛壳里。在1840年这个蜗牛壳被欧洲人打碎之后，我们被强迫拖入了与外族的交往博弈中。
说道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人类交往博弈的历史。人类各族交往博弈，无非是为了利益，因此其获利方式不外乎以下几种：
1） 损人利己；2）互利；3）损己利人或损人不利己。
或说交往博弈的途径为：
1） 抢夺；2）欺骗；3）互市贸易。
笔者前时期曾写过一篇题为《夹在西洋与东洋之间的上海》的文章，比较西洋与东洋在上海殖民的异同。虽说二者的殖民都是侵略，但实施的途径不同，西洋人是重商主义的互市贸易，东洋人则是赤裸裸的抢夺。
但有人提出，西洋人对中国的互市是一种贱买贵卖，与东洋人抢夺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损人利己的行为。西洋人的买卖确实是贱买贵卖，而且贱贵差价悬殊，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
互市交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如果存在，一般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以暴力为后盾的行政垄断，规定农产品必须这个价、工业品必须那个价，违者大刑伺候；另一种是市场或天然垄断。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譬如微软；天然垄断则如水电燃气或某种商品只在某地出产所致。
西洋人在对华贸易中，由于中西双方内部都存在者市场竞争——西洋人中有英法德荷意、中方也非朝廷一家，因此不存在垄断。在非垄断情况下出现的不等价交换，也是市场造成，不是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所为。因此，把东洋与西洋的殖民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那么在中西贸易中，这种由市场造成的不等价交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由于西方输华的商品多是工业制成品而中方出口的多为农副矿产品，这里有一个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问题，因此这种互市贸易中的不等价是一种基本合理的现象，即使现在，这种现象还是广泛存在，譬如中国进口一家波音飞机与出口的服装鞋帽之间。
但是，在这个不等价的差价之间，的确含有不合理的成分。同样的商品如果由不同的劳动者生产，价格会不一样。西洋工人生产的价格贵，中国工人生产的价格便宜。这是因为两地工人的工资相差悬殊。马克思也承认，工人的工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因文化传统不同而有差异。中国“苦力”吃苦耐劳温顺驯服，当然工资低。譬如现在的中国，一份月薪1000元的工作，你如果嫌低，800元也有人干。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多，但即使撇去人多的因素，中国人的工资也无法与西洋劳工相比，因为这里有一个文化差异。
从中国劳工在欧美被称为coolie来看，吃苦耐劳决不是一个优点，它更是中国人的一个重大缺点，是马克思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遗留的一个伤疤，是中国人奴性的表现。
国人向来就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对于屈辱的容忍、对于尊严丧失的冷漠，这些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奴性生存的体现。而奴性与几千年不变的专制统治，又互为因果地在不断巩固完善，由此才形成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超稳态文化－政治结构。
西方人的重商主义当然是一种理性主义，通过贱买贵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商人作为卖家时如能象日本人和韩国人那样团结一致坚持较高的卖价，洋鬼子无辙，只能屈服于此价买进。但问题就出在信奉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商人往往不能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而是从更基本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出发，从个人或小集团的狭隘利益出发，率先打破集体定价。既然有一家突破了价格联盟，就会有第二、第三家更低的报价出现。在这种竞相压价的情况下，西洋人贱买贵卖的理性就会越过合理的限度，成为一种非理性，一种近似掠夺的买卖。承受这种不合理低价后果的，当然不是中国商人，而是那些田间与血汗工厂内的“苦力”。
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作为赵阿Q的同胞，这些“苦力”只知无休止地加班，把自己作为动物的生理欲望一再压低。他们的这一“损己利人”的非理性行为实际是损己不利人的——把这一条生物链上的所有人都拖入了非理性的泥潭——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在这条生物链上的中国买办当然是一如既往地外媚内压，对于洋人而言，不合理的贱买贵卖成为天经地义，暴利当然也是天经地义。于是利令智昏，贪得无厌，骄奢淫逸……。到头来只能是暴民革命与周而复始的专制统治——又有一批新的革命者坐上了龙廷。
当然，这种非理性的演化还会出现另一种图景，由于事实存在的等级“苦力”制——田间的，血汗工厂的，城里人，体制内的——因而会出现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崛起模式——损己利人，即拿几亿“苦力”创造的财富来收买各国的统治者。
如果这条生物链底端的新一代“苦力”不再吃苦耐劳而是变得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了，那么颠覆就会发生。因为新一代的民工不再肯每天在流水线旁工作10－12小时，不再肯无休无止地加班，不再肯忍受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方式，于是地下工会产生了。工会与资方谈判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一句话，“苦力”的理性苏醒了。只有理性才能使“苦力”的奴性恢复为人性而非兽性，才能终止二千多年的治乱循环。只有这时，“苦力”一词才会成为历史，成为语言学上的化石。
2007－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