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上又见到前总理朱镕基先生的消息。他和夫人到了福建泉州,兴之所至,一起登台,夫人唱戏,他拉京胡,一派琴瑟和鸣景象。
也许朱镕基先生的心现在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一段时间以来,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写他告别政坛之际曾在多个场合深有感慨地总结自己的人生得失和当总理的功过,提到了五大遗憾:(一)违背了自己的信条和誓言(指不从政、远离政治),踏入了政治界,脱不了身;(二)违背了自己信奉的哲学,做了违心事;(三)违背客观规律、现实状况,开了不少空白支票,打了“白条”;(四)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和立场,在不少问题上搞了折衷和中庸之道;(五)违背了自己曾作出的承诺,会给下届政府遗留下积压着恶性循环的问题。
五条遗憾中有3条其实都与朱镕基做人做事的个性、原则(哲学)有关。朱镕基多次表示:自己的个性不适合搞政治,因为从政而不得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充满遗憾、无奈。“我的个性、经历、处事待人哲学,决定了我可能是个刚合格的部长、市长,但极可能是个不合格、很难使党内认同、合格的总理。”“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整二十年(指反右之后),我是坚守了自己的信条和对亲人的承诺:这一辈子要远离政坛。政坛不是人人能进入、适应的,而我明知不该踏进政坛,最后还是踏进了。因为我不懂得政治艺术(指政治权术),又没有心机去研究、摸索政治艺术,没有从政的志向嘛,也就注定是要遗憾的。我会带著遗憾远离政坛,安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
朱镕基曾对人说:“如果要问我,什么叫政治和政治学?我到今天也讲不清。最好能免试政治,远离政治!”
一个大国的前总理,最大的遗憾是“误入”了政治,给人的劝告竟是远离政治!想一想,背后是一种怎样的讽刺和深长悲哀。
朱镕基多次提到自己的个性不适合搞政治。他的个性究竟有什么“毛病”?
的确,朱镕基在中国的官场像个异类。他正直,敢言,坦荡,喜怒形于色,不失真性情,同时地球人都知道,他有能力,通经济,对国家、民族充满热爱、报效之心,这样一个人,怎么就不适合“搞政治”?中国的政治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游戏,专门跟正直、敢言、有能力又有激情的人过不去?
要我说,朱镕基先生,你错了。大错特错。
如果中国个性正直、喜欢说真话、有办事能力的人都听从你的退休感言,选择远离政治,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治将彻底沦为庸人小人恶人的专利?让庸人、小人、恶人永远霸占政坛、官场,这是朱镕基先生愿意看到的未来吗?庸人、小人、恶人,才是我们配得上享有的统治者吗?
的确,我们的官场向来缺少认真做事的人,缺少真诚、良心、正义,更缺少高尚、伟大的人格——有近于高尚、伟大者,也总是遭受失败的命运,败于不择手段的流氓强人之手。中国没有华盛顿(美国第一任总统),没有像他那样真正公正无私、功成身退的领袖(中山先生庶几近乎?然而他也是一个失败者);中国没有魏兹曼(化学家,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维尔(作家,捷克总统),中国可能从真正的作家、科学家、经济学家中出一个国家领导人吗?
与朱镕基的坦率、直言相比,哈维尔的政治哲学就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他把“政治”看作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他主张“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与朱镕基劝人远离政治相反,哈维尔号召有良心、说真话的人都来参与“政治”,当每个人都凭良心行事、追求说真话,真话能杀伤谎言,“无权者的权力”也能颠覆看似铁板一块的专制,他鄙弃所谓“政治即权力的艺术”,拒绝玩弄权术,他说:“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作为一个荒诞剧作家,哈维尔在荒诞的现实中拒绝违心、中庸或游戏,这样的人在中国可能成为领导人吗?为什么不可能?中国政治是否天然排斥良心、公心,只能由无所不为的小人、唯唯诺诺的庸人去搞呢?中国人是否情愿将无赖、流氓、暴徒推上权位,接受他们的统治和管理?
无论在古今中外的政治中,说一点违心话也许是难免的,搞政治需要有手段,但别忘了,手段之外还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境应当能培育出有良心、有信仰、高尚、坚定的政治家,将有能力有良心的人推上权力的前台和顶峰。
当官和正直、良心成为两难,水火不容,正直的人无法当官,即使侥幸当了,也要扭曲人格,这是中国政治一大痛,一大病患。这样的状况不改变,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要受害下去。
靠什么改变这一状况呢?
靠中共组织部对干部人品的考察和要求吗?是的,我们的执政党领导人开始提到这个问题了。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首次提出党政官员应具有“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的人品标准。4月11日至14日,胡锦涛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工作时又说,各级党委要全面贯彻德才兼备原则,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真正把自觉坚持科学发展、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
这些话是好的。问题是,靠组织部门和上级党委书记按照这些要求去做,就真能选拔出“正派”、“踏实干事”的人来吗?“正派”、“踏实干事”的人应该不会去跑官、要官,不图虚名、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人“政绩”也许不显赫,书记和组织部长眼神有那么好吗?
中国共产党对干部人品、官德的要求,存在一个致命的先天缺陷——那就是首先要求服从和拥护上级,这在中共的选拔原则中是最高原则,这条要求有一票否决特权。当拥护和服从上级成为红线,便可能与说真话、办实事的做人底线发生冲突,正直、敢言、不惟上、有自己头脑的人首先就可能被这一条淘汰了。
更何况,品行问题取决于先天后天、内因外因多种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是写在脸上,也没人有火眼金睛,能给任何人打保票。白居易诗曰:“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林肯曾有一段精辟的名言:“你可以在部分时间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部分人,但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可以用这段话来看官员遴选:所谓组织考察,只能是少数人进行的对部分人的考察,而蒙骗那些少数人于所有时间是可能的;民主政治的选举办法,可能难免出现蒙骗所有人于一时的情况,但一个被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不可能蒙骗所有人于所有时间——只要这个社会的政治体系中有权力的相互制衡与监督,有充分的政治民主、信息公开、言论自由。
一个良性的政治体制,会向所有人敞开进入政坛的机会,让所有人有权选择把自己的权力赋予(让渡给)什么样的人,而且,这个政治体制会约束和引导登上权力宝座的人,激扬和保持他品行中最优秀的方面——良心、真诚、公正等,同时压制、打击他人性中腐败黑暗的一面。而一个坏的政治体制,则可能把君子变成小人,把人变成鬼,让洁身自好者、正直良知人士避之犹恐不及。
朱镕基感叹:“的确,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的优劣,对政党、对个人、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是很大的。”以朱镕基如此强的个性,如此高的地位,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都被迫说违心话、做违心事,都不得不扭曲人格,何况千千万万的普通官员呢?
如何让说真话、有良知的人进入并留在官场中,而且人格不发生蜕变,在中国已成为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