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的“日本军旗装”事件，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她两次向全国人民作了公开道歉。在检讨中一再表白“自己很不了解那段历史”，尽管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我却宁信其真。因为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尽管学历很高，但自身历史素质却非常低。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很多，不过，我国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存在一些问题，肯定是其中原因之一。
 
   我国的历史教科书编著者很会把握 "古为今用"的原则，到历史宝库中寻找对现实对自己有用的历史，这样，在写到对自己有用的历史时，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伪崇高”的不良倾向。所谓“伪崇高”，就是只作正面宣传，少提或避而不提阴暗面，且正面宣传有拨高之嫌。如高中一年级使用的《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谈到太平天国的功绩时说:“同中国以往的农民战争相比，在思想上组织上，它都高出一筹，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这种溢美之辞很经不起推敲。太平天国是以拜上帝教作为思想基础的，对此潘旭澜教授在《太平杂说》中作出以下评价:“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它们的指归，在于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的外衣，拿看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已主义的政治性邪教。”这种邪教，拿我国前几年颁布的邪教标准来对照，可谓丝毫不差。我不明白，太平天国比汉朝的刘邦、明朝的朱元樟究竟高出了怎样的一筹?如果大平天国成了“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这样的最高峰也未免海拔太低气势太小了吧!当然，伟大领袖在1951年春夏纪念太平军金田起义一百周年时，对太平天国几乎是全盘肯定的，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已进入了21世纪，如果我们还跟在伟大领袖后面亦步亦趋地编教科书，难道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吗?

   “伪崇高”倾向表现最严重的就是对三年经济困难和文革这两段历史的讲述。《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分析三年经济困难发生的原因时说:“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似乎自然灾害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而国内一权威专家经过缜密客观地分析这三年的国内水文气候情况，却认为“不论与其它任何灾年或常年比较，1959-1961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至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正常程度甚至令人吃惊"(《方法》1998年10期)。很明显，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根本不是什么“天灾”，应完全归咎于“人祸”(“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文革”十年浩劫，教材用的篇幅少不说，而且讲到造反派整人时也是含糊其辞，只在小字部分提了一下，“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文化科学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各地各单位的基层领导，横遭批斗、抄家和残酷的人身迫害。”这么轻松的几笔就能把十年的血雨腥风概括进去?据《文革期间名人自杀档案》(1999年3期《今日名流》)不完全统计，当时于国于民功莫大焉的国家重臣和著作等身具有国际声望的学界巨子，自杀或被虐杀的就有74人之多。吴晗、老舍、杨朔、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那些名字我都不忍心写出来。
 
    我不知道，我们如此回避历史，不敢正视历史，到底能留给子孙后代什么呢?他们还能看到真实的历史吗?要知道，忘记历史，不单意味着背叛过去，更意味着有可能重蹈覆辙。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前的历史已被人为地忘记了，我们还从什么地方让青年们吸取历史的教训呢?鲁迅先生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连我们都不敢“直面”和“正视”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能指望青年们成为“真的猛士”吗?日本的教科书曲意美化侵华历史，我们血泪声讨是应该的， 但我们更应该反思检查一下自己，如此“伪崇高”的历史教科书能教育出什么样的祖国建设者呢?

    可悲啊!我们的青年已经被这种“伪崇高”教育得作茧自缚变得麻木不仁。据《羊城晚报》载，某年度高考历史试卷，让简述李鸿章其人其事。考生们答得洋洋洒洒:答一，李鸿章率我军在甲午海战中一举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答二，李鸿章率我奥运代表团夺取了我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答三，李鸿章率领俄罗斯农民发起了俄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看看，青年们把“伪崇高”发挥得多么淋漓尽致啊!

    要想提高青年们的历史素质，编一本好的历史教科书是重要的，而革除其“伪崇高”的倾向更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