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的共产党与有神论的耶稣纪元
关键词：无神论、耶稣纪元、圣诞节
众所周知，共产党是无神论的政党。在中国大陆，信仰宗教的人士是不准入党的，这一点好象和外国不同，人家欧美的共产党员姓名里头还都有一个“教名”；这一点和国民党以及台湾也不同，蒋介石可是个信仰宗教的国民党党员。
如果哪个党员被发现信了某种宗教，是会受到劝退的，原因是无神论和有神论是两种对立的思想，所以这个情况对于一些既爱国爱党又爱教的信教群众是一种遗憾。可同样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充满着有神论色彩的耶稣纪元除了被作为法定纪年，还被奉为全球的“公元”。
至于“公元”这一名称最早出于谁人之口，今已无从考据。其实“公元”只是中国人对耶稣纪元的叫法而已，外国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公元”，因为是中国人为耶稣纪元取的一个中文名称，或者说是耶稣纪元在中国大陆的中文名称。它是以传说中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作为元年，这一纪年方法从西元6世纪到10世纪，逐渐成为基督教国家通用的纪元，所以原先也叫“基督纪元”，后来被世界多数国家（大多是基督教国家）所采用。
近代以来，中国人总是把外国的名称造得很好听，音译的如：德意志——“道德与意志”，英国——“英雄的国度”，美国——“美丽的国家”，等等；自造的有：圣经、圣诞、圣诞节、公历、公元，等等。其实中国人取的这类带“圣”字、带“公”字的自造词，在外文里却并不存在“圣”字和“公”字的意思，只是某些中国人在中文里一厢情愿给加上去的。比如：“圣诞节”的英文名称Christmas，无论音译意译均找不到“圣”字的踪影。
由于格里高利历和耶稣纪元均来自西方，在清末和民国时代，中国人就把它们叫作西历和西元，即使港台地区的西化在表面上看要比大陆的更彻底些，但至现在仍然还是被叫作西历和西元。把西历和西元叫作“公历”和“公元”，并且有人还认为西历和西元只是港台地区的叫法，或是一种“过时”的叫法，实在是一种误解！
总之，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纪元几经变迁，最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遂采用了世界大多数国家通行的耶稣纪元制，并引用了“公元”这一名称，这是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决定的。当然，为了中国和国际接轨——确切地说是为了和外界保持正常联络，而使用全球通用的耶稣纪元确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当代中国既然是一个由无神论者领导的国家，对于耶稣纪元的“公元”称谓，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的无神论教育的初衷，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因为把耶稣纪元作为中国独一的正式年号及称为“公元”，无意中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根植，为中国的“耶教化”营造了文化基础，做了传教士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这是由于现代基督教的宣教方式正是从“中国是使用耶稣的公元的”这一说法入手的。再则，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这样做等于是在承认耶稣是“世界的万王之王”，耶稣纪元是世界的正统，以及承认耶稣“神权”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现在世界上虽然以耶纪元作为通用，但并不象中国这样独尊耶稣纪元。希腊人曾以第一次奥林匹亚运动会，西元前776年为纪元；罗马人以始建罗马城，西元前753年为纪元；阿拉伯人则以穆罕默德由麦加迁往麦地那，西元622年为回历纪元；还有佛历纪元，是佛教使用的历法，以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之日为元年。基督教国家和一部分非基督教国家大多采用耶稣纪元纪年，其他宗教或文化的国家则是以本国本民族的纪元与耶稣纪元并行。
有人说，科学与宗教是根本对立的，但其实不然。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没有宗教，科学是残缺的，没有科学，宗教是盲目的。”历史上无数的事例展现了这一点，文革时期对宗教的排斥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中世纪时期对科学的排斥导致了哥白尼惨状的悲剧，虽然现在的宗教和科学比较和谐，但是也不应该只提倡科学而不提倡宗教，甚至不允许信教群众入党。当然，提倡了宗教也并非就要把耶稣纪元提升到“公元”的尊位。
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拒绝信教群众入党，与有神论的耶稣纪元在中国成为“公元”，如果这两件事能够对调过来做，将会如何？
一、若信教群众都能够公开入党，反而使党更具有凝聚力。允许信教群众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那样的话对当前的抑制贪污腐败也会有促进作用。因为现在有一种迹象：成了党员若不腐败，会被人认为“不正常”；成了教徒若还腐败，就会被人说闲话。实际上，一小部分信教群众已经入党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二、若把耶稣纪元的中文名称从“公元”改回成：西元，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公元”这一名称容易使基督教在中国造成“一教独大”和“一教独尊”。近年来基督教的空前壮大和圣诞节的逐年火爆，与耶稣纪元的“公元”称号造成的基督教“一教独尊”也有一定的关系。
孔子说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中国人要有宽容的心态允许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既然无神论的共产党与有神论的耶稣纪元能够和谐相处，当然也要使各种宗教的关系也能和睦共处，这样才会使基督教和圣诞节犹如其他宗教和节日般平常化。
只有在平常的环境下，在各种宗教和文化都相互平等的前提下，才不致于产生文化歧视和教派冲突的现象，才会更好地保护本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以及有利于借鉴基督教的一些优点，尤其是在当今的多元化时代，非常需要各种文化与思想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