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林刚的见解:
"面对黑色富豪的堕落,不过是"成王败寇"的表象.
相比平凡的人生,他们都成就了极其成功与积极的一面.
同时对于他们的过,也不能仅仅一面地全部加给他们个人,难道国家不应该反思并承担责任吗?
仅处罚个人,但国家却不承担责任,这样的国家与政府是极其危险的!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谁有权谁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与过错"!
我认为"只有当我们的国家,面对全中国的百姓公开地同样平等地承担起它的自己的责任与过错时,我们中国才真正地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否则不过是一个"强权的政府"而已,谈不上任何强大与伟大."
唐万新:最后一个“庄家”倒了
唐万新在中国股市操盘手的心目中是“千年难遇的奇才”，但他的野心却吞噬了自己也吞噬了德隆。
2004黑色语录
★针对德隆控制的“老三股”股价与企业价值是否相符的问题，唐万新曾经霸气十足地回答：“不仅是相符的问题，而且是被严重低估了。”
2004年12月17日，作为近几年在中国商界翻云覆雨的德隆集团的核心人物，唐万新被正式拘捕，旋即坐火车由北京押解到武汉。这个40岁男人的一生或许就此暗淡了。
在过去的18年内，唐万新领导的德隆从一家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帝国。德隆涉足行业之多令人称奇，从番茄酱、水泥到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再到种子、矿业、零售等等不一而足；而其通过各种直接间接手段控制的金融公司同样令人感叹，从信托、证券、租赁再到商业银行，所有的金融工具它都几乎一一囊括。
但是时至今日，外界尚不能全窥德隆堂奥。大体的判断是唐万新借产业与金融两个翅膀来为他从股市上谋得暴利。而唐万新失败的原因也被认为是：德隆通过各种委托理财以及从各类金融工具进行融资，所得款项一面维持其所控制上市公司的股价，一面从事产业收购以为所谓的产业整合输送炮弹，由此塑造上市公司形象。但是随着股市多年持续低迷以及宏观调控致使德隆资金链断裂。原德隆国际董事局执行主席向宏的结论是短融长贷的产业整合之路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他大气果断，商业感觉好，所有关于德隆命运的重大决策都是围绕他一个人的认识进行的。”认识唐万新18年之久的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唐立久说。
个头不高蓄着八字胡的唐万新形象确非儒雅：他喝酒只喝伊犁特曲，一年翻来覆去就两套衣服，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当别人提出其八字胡有损形象时，祖籍重庆开县的他会回应说：“新疆人，不留胡子，不是男人。”
大学肄业的唐万新1986年春天开始了其宏大事业的起点彩扩业务。尔后又干过许多小本生意。这些创业探索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1992年，几乎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同步，唐万新涉足股市，并展露超强才能。他通过广为收购一级半市场的职工内部股，以及雇请大批人马远赴深圳认购新股的办法，夺金无数。
1993年初开始，唐万新先后涉足房地产、歌舞厅和农业。1995年，唐万新考察加拿大的农业、工业和金融业，并在当年成立了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
此时，德隆做实业尚不成模样，但是已经成为股市上有名的大户。1996年底的中国股市因为对大机构监管力度的加大而风声鹤唳。唐万新从这年起改变了其股市博弈方法，他通过控制上市公司来坐庄谋钱。新疆屯河、湘火炬和沈阳合金这些后来被称为德隆老三股的上市公司相继被唐万新收购。
德隆对外宣称自己开始了产业整合的伟大实践。德隆确立了“做产业”——万新的表达是“份额投资”——宏大思路：通过国内外并购、托管、委托加工等形式对上市公司所处产业进行整合，形成规模化、垄断性经营。
产业整合需要大量资金，而维持老三股股价稳定更是需要大量资金。唐万新大量进行委托理财同时涉足金融行业。但是最终资金链断裂不能继续托市，德隆帝国坍塌。
现在讨论这些对于唐万新本人已经没有意义了。无论如何违法集资不能回避，而操纵股市的罪名或许也不能脱逃，德隆危机之后，唐万新曾经偷渡出国，但是最终返回面对现实。1980年代唐万新曾经欠债50万元人民币。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巨款。他召集债权人开会，表示三个月内还钱，“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给我这个机会，如果信不过我，就送我去监狱”。据称，为了表示自己不会跑，唐万新每天都到债主家门口报到，最后还债时间仅仅比承诺晚了十几天。
中国10大黑色富豪之周正毅
在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周正毅仅以5.5亿元的资产排名94名，但因为一次香港渣甸山豪宅130万港币现金被窃案而浮出水面的他却被不少人冠以"上海首富"的称号。这位在上海一直低调可在香港却几乎"透明"的富豪旗下究竟是怎样的资产王国，很多情况都不为人所知。可是他买名表开名车的作风以及和多位香港明星有染的传言都令他愈显神秘，也成为上海人饶有兴味的谈资。
2002年9月，一家新店铺在梅陇镇广场开幕，很平常的一件事，却引发了一阵娱记骚动。
那是一家名叫"英皇钟表珠宝"的奢侈品专卖店。虽然店里的世界名表个个都价值不菲，但显然不是它老板手里最值钱的"产品"。
原来这家"英皇"和香港风头最劲的"英皇娱乐"的老板是同一个人：杨受成先生。他旗下的那些娱乐明星像谢霆锋、陈冠希、容祖儿之流，都是现今香港娱乐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今天的热闹场面，便是因为容祖儿要来捧场，导致上海娱乐圈记者蜂拥而至。
离开幕还有一段时间，底楼大厅里已经汇聚了不少名流。除了一些钟表、珠宝界以及本地时尚界人物外，记者还认出了教育界的前辈高人蔡光天和文学界的名人程乃珊。可见这家公司真的很有号召力。
然而，这些嘉宾显然都还不是本刊记者今天苦苦等待的主角。
当真正的主角周正毅穿着一身娱乐味很浓的条子西装，扮着一个类似贝克汉姆的发型，既不威风凛凛也不相貌堂堂地从外面走进来时，没几个人注意他。
2000年，因为一次香港渣甸山豪宅130万港币现金被窃案，浮出水面的周正毅被冠之以"上海首富"的称号。尽管在《福布斯》榜上他仅仅以5.5亿元的身价排在第94位，尽管他旗下的商业王国究竟有些什么项目都不为人知，可是在香港媒体嘴里传出的上海首富的名头还是让他成了上海人饶有兴味的谈资。
关于他的财富故事非常多且刺激。比如说他是上海第一位开法拉利跑车的富豪，还有数辆宾利、林宝坚尼超级跑车。再比如说香港八卦媒体传言他和女星江希文、杨恭如等有暧昧关系，和"败家婆"章小蕙为邻，物质生活多姿多彩。更多的传说则是他热衷于把自己和老婆打扮得金碧辉煌，买过11克拉的钻石给老婆，自己也是从手表到皮带扣都镶钻包金。
看得出，周正毅和"英皇"的大老板杨受成关系非凡，两人不时交头接耳或相视大笑。杨呼周为"周公子"，周则向杨一一介绍到场祝贺的嘉宾。一位静安区的高层领导告诉杨受成说："周正毅现在正在开发我们区里规模最大的一个楼盘，也是上海市规模最大的旧区改造项目，规模比古北新区还大，明年就要开盘的。"
杨大笑着说："到那一天，我让容祖儿、谢霆锋和陈冠希他们三个来捧场。"
那位领导诧异地说："谢霆锋不是退出娱乐圈了吗？"
"哪里哪里，一定会来的。"杨受成淡淡地说。
从5.5亿到150亿，"首富"究竟有多少钱？
"一年以前，杨受成先生邀请我担任上海英皇钟表珠宝总裁一职，共同发展英皇在上海的事业，我立刻就答应了，因为我们都看好上海的高档产品市场……"周正毅看着稿子在台上宣读他的就职演说。
一个身价甚巨的"首富"级人物居然会屈就担任一个钟表店的总裁，很多人士表示不解。但一位熟悉其中内情的人士透露说："不要小看钟表珠宝，他们代理的全是瑞士最顶级的产品，在中国内地一年的毛利可以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即使首富也动心。再说，周收购A股公司海鸟电子(现已更名为海鸟发展)时用的正是一个名叫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的企业的名义，可见他在珠宝这一行里有比较深的介入。"
大钱小钱都不放过的富豪周正毅究竟有多少钱？这是很多媒体记者追问过、猜测过的问题。答案从《福布斯》的5.5亿人民币到外界猜测比较多的120亿元，当然，这肯定是指资产而不是现金。然而对以上猜测，周正毅都表示不够准确。
早前在《福布斯》榜公布排位把他列在第94位时，他就曾很不屑地说："不止这么少！我家族全资拥有的上海农凯发展，在上海以发展房地产及基建为主，总资产近150亿元人民币，每年营业额达40多亿元。我投资了一些公路项目，数十亿元。我数年前买入的伦敦广场，当时每平方米不过4100元，现在市价已值2万元一平方米，利润达5个亿……这个项目我真的赚很多钱，有一点不好意思。最新购入的静安地皮，总销售面积约6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0亿。"周正毅开口闭口就是小则数亿元，大则数十亿元的生意。
然而当记者直称他为上海首富时，他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上海首富，上海的有钱人多的是，我现在想的不是怎么赚钱，而是怎么做人。"
其实，关于周正毅的财富脉络，一直是外界很想知道又得不到答案的事件。为《福布斯》编制富豪排名的的胡润就曾表示："……比如第94名的农凯集团周正毅，我听说他是某个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控制了两家香港上市公司，名片上有10多个头衔，但具体的资产情况几乎无从查起，我只是根据农凯集团8亿注册资金乘75%估算了他个人至少5亿资产的数据。前两天，我好不容易又找到了一个有15亿资产的，但重新排榜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放到明年了。"
搞不清周富豪究竟有多少钱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做事情的手法非常神秘，有时甚至可以说带有一点"两面性"。
比如这次"英皇秀"，在事前由公关公司发给记者的邀请函中，明确地写着"首富周正毅助阵明星容祖儿闪亮登场"的标题。舍"上海英皇总裁"头衔不用而用"首富"这个仅仅是传闻中头衔，让人感到其中炒作的成分很浓。
还有周对待上海和香港两地媒体的不同态度也很有意思。他曾在2002年6月邀请香港各大传媒及基金经理到上海参加两天一夜的"上海首富真人秀"。考察期间他不仅自爆150亿元的身价，还大力推介自己的农凯集团，甚至于在席上公布自己在静安区打造房地产巨舰，搞得风生水起。然而，事实上那次"秀"的结果似乎并不佳，因为很多媒体反而对他产生怀疑。《壹周刊》就认为他的资产中仅有两分真实，八分悬疑，太过离奇。《壹周刊》怀疑的理由之一就是"上海首富请客，内地媒体的身影却一直不见，可见他的影响力不够。"
其实，香港记者的这个怀疑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事实上周正毅在上海媒体面前从不露面，刻意保持得非常低调。在外面造势，在本地赚钱，周正毅的这个诡异手法的确令人费解。
"首富"之手伸向五大行业
从周正毅目前控制或参股的企业来看，也彻底体现出他"变幻莫测"的理财手法，实在很难看出他究竟有多少钱，是不是上海首富。
他对外声称参与的行业有五大类：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产业、金融、贸易、农业和高科技产业。
其中，他目前的主业房地产行业主要是由他全资控股的上海农凯集团操作，但又和金融版块里控制的A股公司海鸟发展与英雄股份联动。农凯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就有古北伦敦广场、外滩附近的兴力浦大厦、日航龙柏饭店、兴业大厦、中山公寓、联鑫虹桥苑等，其还拥有芦潮港、佘山、泗泾、虹许路等地区的土地储备共900多万平方米。农凯集团还投资了不少的基础产业，如洋山深水港配套项目沪芦高速公路的投资，该高速公路全长69.4公里，总投资28.5亿元，项目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政府背景的上海城投为最大股东，占30%股份，而周正毅的农凯集团投资2.5亿，占25%股份。此外，农凯甚至拥有饮用水项目"碧纯"及其电子商务网站。
金融行业则包括他在上海证券市场控制的海鸟发展以及英雄股份，还有在今年上半年相继在香港市场上收购的香港盈荣和建联通。此外，他还间接参与了福建兴业银行并改组了两家券商即大通证券和富友证券，他还有不错的期货交易经历，最近还有传闻说他会收购一家期货公司。而这些金融行业互相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构成了一个严密的资金链，同时，这条资金链也为他的其他行业起到相当的辅助作用。
其他3个行业则显得相对简单和次要一些。比如高科技产业主要是农凯和复旦、交大等合作经营的"上海高校产业集团"；贸易方面主要包括他投资参股的一些进出口企业，如茶叶公司、机械进出口公司等；农业方面则相对重要一些，他成立了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和上海小城镇开发集团，这两个集团除经营农业食品如大瀛鸭外，也涉足房地产，尤其是农业产业化集团更和"英雄股份"有牵连。
虽然这些行业的脉络还算比较分明，但由于大部分产业不是上市公司，尤其是资产最庞大的农凯集团资产状况神秘莫测，令得记者无法搞清具体的资产状况，而其公司里的职员均小心谨慎得很，每逢记者打听相关事宜，总是一句"老板的事情我们不清楚"。
世诡秘难测，穷小子廿年打拼成富豪
在今年6月份的那次"首富真人秀"上，周正毅对着众媒体"忆苦思甜"了一番，虽然其中存疑问的地方不少，但从穷小子到亿万富豪的经验还是让人若有所悟。
1961年，周正毅出生上海杨浦区，家境贫困，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靠在国有企业做工人的父亲养活一家七口，所以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他十七岁出来打工，第一份工是在街道工厂做会计，月薪30多元。
1978年，打了半年工的他拿出所有积蓄在杨浦区开设小馄饨店，成为个体户小老板。80年代，周和太太经营过一阵子小百货。其后，他与太太毛玉萍分别去实现自己的香港梦和日本梦，太太到香港打工，而他以读书为名，带货到日本卖。他对媒体说："当时带的货很多，都记不清楚，好象是101生发水。
1989年，周正毅又杀回上海，开设美通饭店，并且经营桑拿和卡拉OK。不过，真正赚到第一桶金的，还是周正毅与太太于1994年合力开设的黄河路上的著名饭店"阿毛炖品"。据他说，当时每年可以带来1000万元的利润。直到今天，虽然周正毅已经不把区区一个饭店放在重要位置，但阿毛炖品仍给他带来一年几百万元的利润。
1995年是周正毅开始从"个体户"向"投资家"迈出关键性一步的年头。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周正毅倾囊投资，获利数亿。"当时大概是95、96年，很多国企排队上市，我们就用个体户名义，开始收职工股，应该有五、六十间，多到我都记不起。那时员工通常要现金不要股票，全部卖给我们，等到一上市，就由几元升到几十元。我记得最厉害的是格力空调，由2、3元一股升到20多元。最多的福建九州收了约二千万股，当时上市的国企，个个都赚大钱的。"
从这一刻起，"低价买进别人不要的东西，再等时机高价卖出"的投资思路便贯穿了周正毅此后的商业生涯。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让香港股市一片低迷，连蓝筹股都跌得无人问津，而刚刚在当年10月成立了农凯集团的周氏夫妇则一头扎进了香港股市。他们大量购买了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老超人旗下的蓝筹股，不久股市强劲反弹，周氏夫妇获利数亿港币了结。
与此同时，周正毅还看中正处于低潮的上海房地产。他的农凯集团一成立，就以每平方米60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江宁路上的"烂尾工程"兴业大厦，增资一亿元完工并装修，现市价已达5亿元，比他的投资翻了一倍还不止。另一个他经常提及的手笔则是以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了古北新区的"烂尾楼"伦敦广场，同样追加一个亿完工并售卖，据他本人说也获利5亿元以上。
此时，身价过亿的周正毅开始营造自己在香港的富豪生活。1997年8月，他以6200万港币的价格购入湾仔会景阁西翼顶层复式豪宅，又购入价值200多万元的极品汽车宾利一部，从此迈入香港上流富豪圈。1999年4月，他以8600万元购入渣甸山900多平方米的的豪宅，装修花去3000万元，并与刘銮雄等香港著名富豪为邻。2000年该宅被窃，从此便传出他"上海首富"的名头。
进入2002年，周正毅再次掀起香港市场上的"金融风暴"，先后在1月和5月收购了两家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媒体对此的评价则褒贬不一，有人称"周终于从娱乐版富豪变成了财经版富豪"，也有人则指称"周谈股票时喊代码而不喊名称，炒家味道很浓"。
周正毅向"盈荣集团"(1104HK)原大股东"凤麟"收购74%的股权，仅仅花了6180万港币，原因是这家公司是亏损企业，停牌时股价才1.1元，而周更是只用了0.418元的低价就收购成功。收购后，周太上前台担任董事局主席，股票名称也改为"上海商贸"。
相比之下，周正毅在今年5月的收购港股"建联通"(0067HK)的出手就大了很多。今年5月初，周正毅通过中银国际融资20亿元港币，宣布斥资15亿港元，从李嘉诚旗下的和黄以及爱立信等公司手中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根据建联通公告，周正毅购入公司的59.98%股份，每股作价0.82港币，其中包括爱立信所持有的16.36%股权及和记黄埔的9.88%股权，余下的股权则来自瑞典的投资公司InvestorAB。
建联通原是一家专注于科技业务的企业，但在周正毅收购之后，公司将出售手中的5项科技投资项目，并把投资重点转移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据周正毅本人介绍，注入建联通的"优质资产"会是正在上海静安区开展的投资50亿元的物业项目。
对于外界表示怀疑他收购两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动机，周正毅的第一反应是"决不是圈钱"，他的解释是"吸引人才"。"在香港，有人才才有品牌，否则再有钱也不如大牌企业。我们要做上海最高级的发展商，兴建有品牌的豪宅。你看香港新鸿基地产为何可以比别人开发的房产卖得贵，就是品牌嘛。"周正毅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周正毅的商业历程和中国各地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10年里发家的民间富豪有类似之处。他们大都以贫贱出身凭一己之力闯天下，期间有过钻特殊时期空子谋取暴利的经历(比如炒卖内部职工股等)，有些人甚至有过一些灰色经历(比如经营赌船或倒卖紧缺物资等)。他们凭借自己的敏锐感觉和超卓财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富豪。等到成功介入了"上流圈子"后，这些成功者中的善于反思的人则更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把企业转型成规模更大形态更现代化的"赚钱机器"。
资本高手玩转A股，两家公司悄然转型
2002年9月21日，海鸟发展600634发布2002年第三季度业绩大幅提升的提示性公告，原因是其控股90%的上海中盛房地产公司已于2002年7月取得了中山公寓二期的大产证，其预售款已可确认为收入，此举将导致海鸟发展今年的年报可能出现50%以上的增长。
看到这样的消息以及随之而来的股价攀升，周正毅的心情肯定不错，因为这正是他一手制造出来的硕果。
1993年上市的"海鸟电子"原本是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原来的主营业务是为飞利浦等外资公司生产光盘等产品，效益不佳。2000年，在南汇注册成立的上海东宏实业投资公司以1.57亿元受让了原大股东上海华成无线电厂的2267.4万股法人股，控制了海鸟26%的股权，法人代表也改为"唐海根"。
此后，海鸟发展陆续把一些效低质重的电子业资产剥离给了第一大股东，同时以5000万元的溢价收购了上海中盛房地产公司90%的股权，向房地产业进军。事实上，这个上海中盛房产和海鸟的第一大股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原中盛房产的大股东是一家叫"华信投资"的公司，其大股东是一家名叫"兴力浦房地产"的公司，而这家"兴力浦"又持有"东宏实业"84.38%的股份，也就是说，海鸟的实际控制者与其收购的中盛房产的实际控制者是同一家公司"兴力浦房产"。至于这个神秘的"兴力浦"，则是由周正毅旗下的"上海农凯联合投资公司"与上文提及过的"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联合组成，"爱普乐"里掌握着41%股份的唐海根则正是新海鸟的法人代表。
由于以较高的溢价收购了中盛房产，导致海鸟发展2002年中报里的"投资收益"为-195万元，但是中盛房产旗下的优质房产资源却也终究给海鸟带来了不菲回报。这笔已经实现的中山公寓只是其中之一，公司另有在汉口路、四川路开发的高档写字楼，以及在南汇购入的大片土地，正等待"海港新城"的全面开发。
由于有了这些业绩的支撑，海鸟发展拟在2002年底配股，价格在6至11元之间。有证券分析师评价，海鸟这一连串的动作，使得农凯旗下的房地产项目有了一个题材很多的融资渠道，也使得母公司的套现可能性增大。周本人则表示，海鸟现在才3000多万股，以后扩张到3亿股，每股的价格也不会低于6、7元的。
巧的是，3天后的9月24日上午，英雄股份600844发布了国家股转让的提示性公告并停牌1小时，此前仅仅被人怀疑是暗中控制了英雄股份的周正毅正式到了前台。
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正式将所持有的英雄股份43248156股即总股本的14.2%转让给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作价19927万元，即每股4.6077元；同时，轻工控股另将其持有的英雄股份45684673股即总股本的15%转让给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公司，作价21050万元，即每股4.6077元。
其实，早在2001年11月，英雄股份就已经重组，从以文教用品为主业变成了以农业和房地产业为主要方向的公司。它在花了1.4亿元向"农投"和"农业产业化"公司收购了上海大盈肉禽联合总公司和上海联鑫房地产公司两个大股东的实体后，悄然转身。
从海鸟到英雄，闪电收购上市公司，再由上市公司反收购大股东资产，转型重组，出台利好，等待配股。周正毅如出一辙的操作手法表现得个性分明。难怪有不少分析者指称他的炒家味道极重。
大战金融房地产，"首富"会缺钱花吗？
以上种种项目，比起周正毅准备在上海静安区开发的楼盘还是不算什么。
据周正毅本人透露，农凯集团经过与近10家投资开发商长达一年多的激烈竞争，买下了静安区最大旧区改造地块，准备投资50亿元发展高档住宅，预计销售额将达80亿元。该旧区改造地块位于石门路以东、北京西路以北、成都北路以西、南苏州河路以南，总占地面积17.64万平方米，需动迁居民1万多户，预计开发规模将达63万平方米，加之周边地区联动改造，5至7年后，该地区将崛起建筑总面积达82万平方米的大型居住区。
经过简单计算，该小区如果要实现80亿元的销售额，每平方米的平均售价将为10000元人民币左右，在这个地段实现这样的价格，理论上是可行的。问题是在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房地产项目的运作中，从来以投资"接手盘"和开发中小型物业及写字楼著名的周正毅能否把握好其中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问题。
这个小区目前面临的一大问题不是"造"和"卖"，而首先是"拆"。据记者了解，该地区的居民虽然常年居住在条件并不好的石窟门里，但均对居住地段表示非常满意，因为非但离市中心非常近，而且附近餐饮、医疗、学校等设施条件均相当不错，因此相当多的人都抱有非常强烈的"原拆原迁"的想法。但按照现在上海市动拆迁工作的状况来看，由于最近一、二手房均涨势不停，大部分拆迁居民都选择要房子不要货币的办法，导致连市郊结合部的房源都不甚乐观，更遑论"原拆原迁"！
如果都采用高价货币补偿的办法，可以想象其中遇到的"漫天要价"式的阻力有多大。由于该地块需要动迁的居民达10000户以上，动迁补偿单价又高，每户25万元补偿的话，总数就达惊人的25亿元以上，占掉了开发成本的一半以上。从实际进度来看，周正毅拿下这块地皮已有数月，但动迁组至今没有进入该地区，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矛盾。
据记者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得到的数据，今年8月份农凯集团和该行达成了30亿元贷款的意向，投向极有可能就是静安区该地块。
而另有一位香港投资界的分析人士则告诉记者他的疑惑："一连串的收购上市公司行为和如此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会不会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周先生一再表明不会用上市公司做抽水机，但每收购一个公司就把风险比较高的房地产项目注入却是比较难以解释的行为。从他目前可以证实的投资来看，总资产怎也到不了150亿元，最多在45亿到50亿元之间，而他借中银国际的钱就有20亿元，农凯旗下那么多地产项目，也不会没有融资，如果再借建行30亿元的话，负债率未免有点惊人。"
"我觉得首富这个称呼固然可以说明你很富，但也可以说明你很缺钱花。"这位人士说，"因为有钱人投资方向多，融资多，他反而会觉得有水在喉咙口的感觉。不可否认周正毅是财技惊人的高手，但玩得越来越大了也要小心才好。"
中国10大黑色富豪榜之杨斌
从2001年7月至今，本文作者曾经5次贴身追访这位有着传奇人生的超级富豪。正是在这不足24个月的高密度的时间内，杨斌，这个曾被誉为“中国黑马富豪”的人，从默默无闻到闻名中外，而后又迅速流星式地落向深渊，其经历宛如一场经典的好莱坞式的大戏。杨斌大起大落的40年，可以说在转型期的中国今天，是考察一代人命运的标本之一，并成为许多人的警鉴。
“我1963年2月11日出生在南京，5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我成了孤儿，是我奶奶靠摆茶水摊一分一分地攒钱把我养大的。从小学开始，我就靠减免学费读书。那时候，我能想到有今天吗？当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长大后要多挣点钱，给奶奶买好吃的。
小时候，别人家都在南京的湖中划船，我也划了一次，不过是坐在木桶中划的。有一次，别人家在吃橘子，我扒在门缝上看，结果被我奶奶打了一巴掌，说：‘干吗要眼馋人家，要长大了自己挣！’
8岁的那一年，我找到了我的生母，跟着她走了一个小时，我母亲打了我一巴掌，在地上扔了5块钱，我捡起来带回去，我奶奶又打了我一巴掌，说：‘你不争气，为什么不长大了自己挣钱？’
因为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所以我到了荷兰后，民族心特别强。在荷兰，在我居住的莱顿市，我看到先进的荷兰先进的农业模式，当地的农民人均年收入是25万美元，我就想，要是能把荷兰的农业带回中国来，让中国农民也像荷兰农民一样富，那有多好！
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中国的孩子，假如我真犯了罪，母亲惩罚孩子，作为孩子的我能责怪母亲吗？”
以上是杨斌在法庭上说的一段话。时间是2003年6月13日下午16：30左右，地点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11号审判庭；发言者，则是曾经吸引过中外无数人眼球的荷兰籍华人企业家杨斌。
就在2002年10月4日以前，杨斌还住在沈阳市于洪区“荷兰村”他的别墅里。在规划占地5000余亩的荷兰村，杨斌抽心爱的“三五”牌香烟，吃爱吃的红烧肉，开着加长的豪华型奔驰轿车，宛如一位国王。
也就是这位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杨斌，不仅曾经以75亿人民币、仅次于刘永好兄弟1亿美元的身价名列“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二，被财经界惊呼为“黑马富豪”，同时，他还曾经被朝鲜任命为朝鲜国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特别行政长官。
而如今，在他梦想要建立一座“人间天堂”式的卫星城的沈阳市，在森严的法庭上，杨斌40岁的人生大戏正徐徐降下帷幕———面对他的，是6项罪名的指控。
这6项罪名是：涉嫌虚假出资罪；涉嫌非法占用农业用地罪；涉嫌合同诈骗罪；涉嫌伪造金融票证罪；涉嫌对单位行贿罪；涉嫌单位行贿罪。其中，仅伪造金融票证一项，涉案的数额就高达17亿元人民币之多。
2003年7月14日，从沈阳传来消息：杨斌案一审判决，杨斌上述6宗罪名悉数成立，数罪并罚，被判18年有期徒刑，罚款人民币230万元；而杨斌旗下的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沈阳欧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因为上述罪行分别被判以560万元、4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据报道，当天，杨斌没有来得及穿戴整齐就被带到了宣判现场，宣判庭上的杨斌形容憔悴；而听到宣判结果，杨斌情绪激动，当场就表示继续上诉，还说：南非曼德拉坐牢27年，出来做总统，我坐牢8年，出来58岁，照样可以做总统！
气数已尽，情何以堪？
中国10大黑色富豪榜之仰融
“倒”了，“倒”在“中华轿车”进入公告、华晨与宝马合作项目通过提议许可及华晨资产可能收归国有的传言甚嚣尘上之际。仰融此时的“倒”下，引起了人们对其“命运”的种种猜忌————有人认为他在汽车行业已彻底出局，有人猜测他会遭受刑律之灾，还有人则推断他只能无奈地远走他乡。实际上，华晨汽车的国有私有之争是一回事，仰融是否离开了汽车行业又是另一回事。
从目前局势来看，尽管仰融已离职华晨汽车(CBA)董事会主席，但仍掌控有申华控股以及若隐若现的仍涉及汽车业的“正”字系企业群，手中仍有若干张“汽车牌”可打。退一步说，虽然仰融现已不是华晨汽车董事长，并且已在6月底出售了他在华晨汽车拥有的7900万股股份(相当于公司已发行股本的2·2%)，但他仍然是华晨汽车董事。
华晨链将仰融拖入“迷宫”
对仰融打造华晨汽车的历史链条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正是这一链条上某些环节的“隐秘性”，导致了仰融在华晨汽车中的人事震动。
仰融一手缔造了华晨汽车的大厦，没有仰融，也就没有华晨汽车，但也正是华晨汽车，将仰融拖入了自己修建的“迷宫”中。6月19日，华晨汽车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纽约、香港两地上市公司)辞掉仰融董事会主席职务，有关仰融的各种传言便由此传播开来。
1991年7月，仰融利用华晨控股与沈阳金杯成立了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简称“金客”)，华晨控股投入现金1200万美元，占40%股份。1992年，仰融设想在海外用股权融资，将华晨控股在“金客”中40%的股份在美国上市。1992年6月，仰融以华晨控股在“金客”中持有的股权在百慕大注册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汽车”)。华晨汽车成立至今，刚好十年时间。其间，华晨汽车又以换股方式取得“金客”11%股权，加上华晨控股持有的40%“金客”股权，华晨汽车控制了51%“金客”股份。
曾捐赠CBA股权为国有
华晨控股曾把CBA的股权即对于金客的投资无偿交给国家，CBA已属于国有资产。
1992年5月，出于上市需要，仰融为海外上市公司安排了“社团法人”股权持有者————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基金会注册资金210万元，其中10万元为人行教育司拨款，200万元来自华晨控股。在华晨汽车海外上市前，华晨控股以“捐赠”方式把华晨汽车控股权转给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同年10月，以华晨控股在“金客”拥有51%股权为核心业务的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代码CBA)在纽约挂牌上市，CBA的控股股东为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据介绍，国有资产管理局当时曾致函基金会：委托基金会代表国资局投资于CBA，资金1530万美元由国资局支付，基金会不承担风险，也不享有收益，CBA所有股权及股票收益均归国资局所有。而函中所称“国资局支付的款项”，其实就是华晨控股对基金会的“捐赠”。
业内人士认为，导致此次仰融职位变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华晨汽车资产要收归国有的传言下，仰融与作为华晨汽车控股股东的金融教育基金会出现了分歧。仰融表示，华晨汽车股权并非国家所有，只是为了符合美国上市要求，暂由教育基金代管，并且表示华晨汽车管理层将收购华晨汽车股权；但是有消息表明，代表国资局控股华晨汽车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则欲将39·45%华晨汽车股权转让给辽宁省有关方面。
探寻仰融的第一桶金
只要搞清仰融和海南华银国际信托的关系，或者他是在什么样的政策背景下运作海南华银国际信托的，仰融的“第一桶金”也就真相大白了。
从华晨汽车10年发展看，仰融一直是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的代表，也是该会的发言人，但仰融作为个人对基金会掌控的华晨汽车股权到底有没有话事权？这也许才是打开华晨汽车资产到底是国有还是仰融个人或其他人所有的“钥匙”。这就不得不对华晨汽车得以在纽约上市的51%“金客”股权的出资情况进行“追查”。
资料显示，华晨汽车51%“金客”股份的出资人都是华晨控股。华晨控股是“何方神圣”？据了解，华晨控股就是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唯一出资人在香港设立的华晨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海南华银又是干什么的呢？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是一家由华远集团、中国金融学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合资成立的、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国有非银行股份制金融机构，组建于1988年9月，注册资金1·5亿元人民币。
追查到此，华晨汽车51%“金客”股权的出资人线索似乎“断”了，但问题已经可以找到答案。仰融对华晨汽车到底有没有话语权，可不可以由他决定对基金会持有的华晨汽车股权进行管理层收购，用不着他承认有过“捐赠”国有一事，只要问问他和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有什么关系，或者他是在什么样的政策背景下运作海南华银国际信托的，让人们始终弄不清楚的仰融的“第一桶金”又是不是从海南华银国际信托那里挖到的，真相也就大白了。
“救命”项目押宝申华
在仰融的手中，还有一家上市公司申华控股，并且还通过去年的收购持有金杯汽车(600609)11·2%的股份。
退一步说，即使仰融被迫离开了华晨汽车，他的汽车之路也并未终结。因为在仰融的手中，还有一家上市公司申华控股，这同样是一家与汽车业有关的上市公司，并且还通过去年的收购持有金杯汽车(600609)11·2%的股份。1999年4月，仰融通过珠海华晨收购君安投资持有的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申华实业，代码600653)的股票，一举成为申华实业的大股东。此后，申华实业(曾一度改名华晨集团)遂与沈阳金客签署了产品销售代理协议进入汽车业。仰融去职华晨汽车后，并未见“金客”与申华实业取消产品销售代理关系。
而早在今年2月，仰融就以个人名义持有申华控股流通股665万股，并对股东代表承诺，将继续增持公司股票，并有意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更为重要的是，与仰融、与华晨汽车有关的汽车项目，分别被仰融放在了不同的上市公司之中，“中华轿车”和宝马项目在华晨汽车(CBA)，而罗弗和伦敦黑色出租车项目则放在了申华控股，这两家企业彼此互不参股，管理上也相互独立。这样看来，一切都在仰融的预料之中，即使国家收走了华晨汽车，他还有申华控股的英国罗弗项目(MGROVER)和黑色奥斯汀出租车可做。申华控股负责这两个项目的是孙晓波，当然，他也是仰融的亲信之一。由此看来，在去职之后将心腹嫡系如苏强、何涛等派往华晨汽车，另将其它关键时可以“救命”的汽车项目放在申华控股，仰融即使退出了，也能幕后操纵———他的确已为自己留好了退路。
“正”字系演绎第三条战线
仰融曾公开承认华晨系有三条主线，一条是金融教育发展基金，指的是海外上市华晨中国汽车(CBA)；一条是申华控股；再有一条是原始资本和产业积累，这指的就是华晨系中的非上市公司。
几乎在仰融去职的同时，仰融经营的第三条汽车“战线”也若隐若现地浮出水面。
6月初，申华控股突然发出补充公告，称公司最大股东正国投资的幕后老板为台湾敏孚企业有限公司出资人秦荣华，11天后，一名正国投资的嫡系增补进了申华控股董事会。在申华控股名不见经传的秦荣化突然“冒”了出来，但实际上，秦就是掌控了申华第一大股东正国投资75%股权的正运实业的幕后老板。这样，仰融掌控的申华控股就与正运实业有了牵连。
据了解，正运实业在宁波开发区注册，注册资本7500万人民币，其两大股东一是宁波保税区升荣机械有限公司(持股54·7%)，一为宁波国雅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持股42·7%)，其中升荣机械为台商独资企业，出资人就是秦荣华，持股100%，国雅公司的股东则为秦荣华(持股50%)和台湾敏孚(持股50%)，但同时，秦荣华又是敏孚100%股权的出资人。业内人士分析，秦荣华实为申华控股控制人，却一直不进入董事会，肯定与仰融有某种默契关系，也许秦荣华及控制的正国投资、正远实业等很可能就是仰融留下的“第三条线”。
不少人都还记得仰融的一手“妙招”————将申华控股股东君安投资剥离出来，成立“深圳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然后又把“正国”放进以自己为法人代表的正通控股，接着，正通控股名下的正国股份又全部进入正运实业。不久前，宁波经济开发区“突然”冒出了一家注册资金达10亿之巨的宁波正通汽车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据业内人士调查，该公司是由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和正通控股各出5亿组建的，项目初步定为一个年产30万台的发动机项目，而且法定代表人张弘曾为沈阳金杯客车总经理，也是仰融的亲信之一。
业内人士由宁波正通推测，在华晨汽车、申华控股之外，仰融另一个将涉足汽车业“正”字系企业群也将露出水面。
仰融上演“以退为进”？
关于仰融离职后的去向，有人说他正面临有关部门调查并被限制出境，有人说他在设计今后的出路，有人说他生病回家养病去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仰融并没有接受任何公开的采访。
申华控股有关负责人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仰融仍然是申华控股的董事长，其在华晨汽车的职务变动，并不影响他在申华控股的工作。记者向有关负责人表达了正式采访仰融或者苏强的想法。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目前情况下，仰融及苏强说什么都只会引起更多的猜疑，眼下之急，他们是要尽快促使“阁瑞斯”和“中华轿车”上市，尽快推动华晨汽车与宝马的合作。对媒体的说法，到时自然会有。
实际上，对于仰融突然去职，也有业内人士怀疑这是仰融“以退为进”的手法。在经历了“中华轿车”和华晨宝马合作的热度传播后，华晨的汽车路似乎步履维艰，无论是“中华轿车”还是华晨宝马合作，长时间都毫无进展。但在今年5月底至6月中旬不到一个月，“中华轿车”上了公告，接着宝马华晨合作也获得了项目提议许可。消息灵通人士告诉记者，这并不是华晨汽车“苦尽甘来”了，而是因为辽宁省政府、沈阳市政府为这两个项目在有关部委做了大量工作，而辽宁、沈阳之所以愿意出力，为的是把这两个项目收归国有。
华晨汽车是收归国有还是由仰融、苏强等一众资本运作高手来经营的矛盾已实际出现了。精明如仰融者，当然深知与政府叫板的艰难，何况十年来，辽宁、沈阳对仰融、对金杯客车都不薄，仰融当然不想与它们“闹翻”。所以，智慧的选择就是————主动地退，但留下嫡系吴小安、苏强、何涛和洪星等人仍然实际经管，而自己退守二线。此种推断并非没有理由，仰融离职之后，华晨汽车并未“空降”董事长及其他高管人员，全部职务变动都是由仰融的一众亲信接任。
中国10大黑色富豪榜之张海
张海，1974年5月出生，河南开封人。其父为当地公务员，母为中学教师。
1988年，初中毕业后，未直接升入高中，而是考入河南大学武术专修班。后因毕业成绩不好，仅获专科结业证书。
1988年前后，已传出“特异功能”，据闻可将冬青树叶含于嘴中，变小后吐出，而轮廓不变。亦可借特异功给人治病。
就读武术专修班期间，张海结识藏密气功信徒王紫升。经后者引荐，曾与藏传佛教大师夏日东活佛有交往。1992年张18岁后，即以夏日东活佛弟子身份在各地广开藏密健身中心，传授“密法”，招揽学徒，收入颇丰。
1992年，结识藏密信徒、河南省社科院哲学所办公室主任孙岭，经后者帮助，在该院设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任所长，由此获得“官方身份”，声名日隆。
1995年，张举家南迁广州。置豪宅名车，结名流巨贾，自此由“藏密大师”向“资本玩家”转型。1996年后，在河南创心智实业公司、菩提泉农业发展公司，在深圳改组凯地投资管理公司。南北呼应，徐图大举。
2000年始，张始扬名国内资本市场。当年4月，凯地公司借收购深圳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之机，入主由国内36所名校发起成立的上市公司中国高科(600730)。次月，任中国高科董事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其时，外界已对其语焉不详的资历不无质疑。
其后，“凯地系”在股市频频出击。2000年至2001年间，“凯地系”先后操盘方正科技(600601)、银鸽投资(600069)、飞亚达(000026)、中科健(000035)、深大通(000036)。须臾之间，“凯地系”以资本链捆绑之关联公司总市值已超百亿，引人侧目。
2001年5月，张海与祝维沙之“裕兴系”结盟，增持方正科技，欲夺控股权。其时，方正科技董事长祝剑秋与公司控股股东方正集团交恶，欲排挤后者，独揽公司大权。“张祝同盟”审时度势，决意联合方正集团增持方正科技股份，打压祝剑秋。6月，祝剑秋落败，被逼出局。
时至2002年。年初，张海以浙国投名义“闪电收购”健力宝，执掌国内最大饮料厂家，任董事长兼总裁，时年28岁。媒体称之“亮出轻狂的资本面孔”。
是年8月，时值健力宝创办18周年，张海斥巨资包下新加坡豪华邮轮“处女星号”，遍邀客户及媒体出席庆典。有估算称此举耗资400万元，可称当年亚洲最大规模的游轮活动。
张主政健力宝前期，多有“大刀阔斧”之举，亦曾力推饮料主业。后期，转以健力宝品牌展开资本运作。两年间，主业经营频频失策，而资本运作亦劳而无功。健力宝日渐衰颓。至2004年8月，被股东联手逐出。
至今，健力宝乱局未解，而张海之过已是昭然。
中国10大黑色富豪榜之张恩照
“张恩照不像那种人，不像，太不像了！”看过某财经媒体对前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的报道后，一位1980年代初期培养张恩照成长起来的老干部，不愿意相信张恩照会因收受贿金而下台。在上海延平路这位处级干部清贫的家中，他告诉《商务周刊》：“张是一个为人忠厚、靠个人奋斗成才的典范。”
同样不能相信“100万美元贿金说”的还包括张恩照任建行上海分行行长时的一位亲密同事。“他并不缺钱。”这位M先生告诉《商务周刊》，张恩照在钱上不是个贪心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一贯很谨慎，决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丑陋”。
3月16日张恩照辞职的消息，如同风暴一般袭击了上海金融圈，尤其对建行上海分行40岁以上的干部群至今余震未了。这些张恩照曾经的老上级、老同事和得意门生，在采访中对事件除了震惊和不解之外，更多流露的是同情。
在他们看来，张恩照的出事，绝不仅仅是因为简单的“百万贿金”案，张在1990年代的上海早已为自己挖下了一个足以埋葬其人生辉煌的“大坑”。
“张恩照没有任何背景，是一个从城市贫民拔地而起的典型。”一位建行上海分行刚刚退休的前高层人士告诉《商务周刊》。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上海金融界的深刻变革和张本人的能力造就了张的诸多神话，也正是1990年代后期的复杂社会背景让张恩照走向穷途。
“这里面有多少自愿，有多少无奈，可能连他自己都无法分清楚了。”在上世纪最后20年与上海所有银行行长都有过深入接触、并以长篇报告文学《变化莫测的面纱》闻名上海金融圈的作家俞天白告诉《商务周刊》，“他不是一张脸谱。宿命的说，那是造化捉弄人。”
平民的苦斗
据《商务周刊》调查，张恩照祖籍山东莒县城阳镇。解放前张家已经迁到上海虹口区，张恩照和他惟一的妹妹都出生在上海。张父是上海煤炭公司工人，腿有残疾，张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一家人只能凭张父的微薄收入度日，生活甚是艰苦。
M先生告诉记者，张恩照后来考入上海著名重点中学复兴中学。期间，张曾经追求一位家庭富裕的女生，但因为张的家庭条件差遭到女方家人的拒绝。这件事对张的影响有多大已经难以考证，但张的勤奋努力使其中学成绩一直表现不错，更被家里寄以厚望。然而，高考时张恩照因为“发挥不好”，没有考上大学，“成了其终生的隐恨”。
1963年，建设银行从社会上吸收职员。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建行上海行人事科科长顾龙高将张恩照招入，顾调任拨款科科长后安排张在自己手下做学徒。两年学徒后，张恩照正式当上拨款员。很快，“文化大革命”爆发，建设银行的业务基本停顿，但山西、山东等地的几个军工厂和钢铁厂一直没有停产，张恩照因为年轻没有家庭负担，被派出专门负责这几个地方的建设拨款。
“建设银行的很多人都成了造反派，他们的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后都结束了。而张却因为在外地躲过一劫。”M先生说，“文革”结束，建设银行百废待兴，此时干部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建国前的“老建行”都到了退休的年龄，而十年浩劫又让建行内部的年轻人出现了断层。张恩照此时回来，成了为数不多的中坚分子。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建设银行，并使其成为专门管理基建支出预算和财务、办理基建贷款拨款和结算的专业银行。建行上海分行为了满足业务的人才需要，决定从社会上大量公开招聘人才，通过设立培训班使其速成。
33岁的张恩照拨款管理经验丰富，而且“能说会写，思维敏捷”，和他的老师顾龙高、同事吴盛裕一道成为主要的授课老师。当时使用的教材是一位“老建行”编写的《基本建设拨款、贷款与会计》，教材分《基本建设拨款与贷款》、《会计标准概要》两部分。
“黄埔百人团”
一位当时的学员告诉《商务周刊》，“张老师皮肤好，不显年龄，待学生非常和气、耐心，讲起课来抑扬顿挫，写得一手好粉笔字，很得学生人缘。”他回忆说，凭借过硬的授课质量，张恩照很快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
而张当时的生活俭朴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我有一次敲开张老师的房门去问一个问题，发现张正在自己缝补一双懒汉布鞋。”据其称，张恩照喜欢穿懒汉鞋，他的这种简朴生活一直持续到当上上海分行行长。
“培训班一共举办了3期，从1979年到1981年，其中以第二批学员最被张老师欣赏。”他介绍说，第一、三期都是直接从社会上招聘的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或者大龄青年，而第二批定向招聘了刚刚返回上海的150名知青。“这150人有一定社会经验和文化素质，而且很多人在培训班毕业后很快通过全职、在职、夜大、函授等形式完成大学教育。”正是因为素质较高，张恩照就格外看重这150人，其平易近人的言传身教也在这些人中间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这位出身于该期培训班的学员回忆当时的情景：“张的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我们都称他为‘张老师’，即使在张当上行长后私下也是以‘老师’称呼他。”这个被戏称为“黄埔二期”的百人团，在随后的20年里都成为了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骨干力量，占据了绝大多数重要位置。
当然，这个局面一方面源于个人的努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张恩照的大力提携。据说1987年其就任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后，张对自己学生的偏爱、信任和重用，在建行内多有传说。到1990年代中期后，上海的主要支行领导以及信贷、公司业务等重要部门，基本上都是张老师“黄埔百人团”的天下，其中80多名当上处级干部，建行二、三、四、五支行的主要领导也都是由他的门生充任。而且，“张恩照对他的学生基本上是有求必应，提拔、住房、甚至家属的调动和孩子的工作，他都愿意倾力帮忙”。
那段当老师、培养门生的生活之后，张恩照依然勤奋好学。1982年，在贷款上获得过建行巨大帮助的复旦大学给了建行上海分行两个进修的名额，张恩照主动争取到一个，获得了金融管理专业的大专学历。“张恩照很要强，对当年在重点中学没考上大学一直耿耿于怀。况且他的‘学生’们很多都上了大学，他不甘心。”M先生回忆，此后张还读了上海交大相关专业的在职学位。
“连升三级”
1984年，张恩照从复旦大学金融管理专业进修后回到建设银行。当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还是拨款，重点是上海宝钢的两个项目。张恩照对拨款已经没有了兴趣，而且上海宝钢的项目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对刚刚进修回来求战心切的张恩照来说，显然满足不了其挑战欲望。
此时，恰逢国家号召引入外资，鼓励成立合资公司。建设银行总行于1981年开始筹备中国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实际上和建设银行内部的投资业务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由于初创的责任和风险大，许多人都不愿意去这个部门。张恩照意识到引进外资的重要性，主动承担了建设银行上海分行投资业务部的筹建，对外，这个部门称“中国投资银行上海分行”，张恩照的身份是副行长。随即，张恩照人生最精彩的一幕上演了。
1980年代中期，建行上海市分行的客户上海石化总厂欲上马三期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又等不到贷款的计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引进的设备遭受风吹雨打，一天天锈蚀老化。面对客户紧蹙的眉头，“当时真是豁出去了，”张恩照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自己按照从教科书上所学筹资知识，冒着有可能失败的风险，大胆组织以花旗银行为首的国外银团贷款，由建行转贷给上海石化，并代理上海石化发行企业债券8亿元人民币。
此举被当时上海的媒体誉为“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引进外资行动”，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称之为打破了中国银行界的封闭，具有历史意义。世界银行对此发表评论：“对方谈判代表虽然是一个新手，但精明能干，以高效率达成协定……”
2002年3月，刚刚接替王雪冰履新建行行长的张恩照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回顾自己38年的金融生涯，颇动感情的称：“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为上海石化提供金融服务，”追忆往事，张恩照一时难掩激动：“当时一心想着为客户排忧解难，没日没夜地干，结果把身体给累坏了，心慌、体虚、脚底下像踩棉花，乒乓球打一局都坚持不下来！”
对于这件事，老建行们给予了证实，并一致向《商务周刊》表示：“此举的成功不但让整个上海金融界对进修大专生张恩照刮目相看，更引起了当时上海市领导层对其才干的关注。”而且，按照他们的回忆，正是此事，戏剧性地将张推到了建行上海分行行长的位置。
1984年开始的上海石化30万吨乙烯工程筹资项目，得到了时任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周道炯的强力支持，“这个事情一定要做成，不然以后建设银行再也甭想做外资引进了”。而且，因为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大规模的引入外资，此项目也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关注，特作批示：“这是一个重要改革尝试，请有关部门予以支持，以取得经验。”
张全面负责对外谈判。很快就与美国花旗银行、日本兴业银行、日本东京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达成1.5亿美元和101亿日元的国际银团贷款以及一笔2580万美元的意大利出口信贷的意向，双方定于1987年6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签约。
此时，国家审计署上海特派办筹建，建行上海分行行长徐慎行被调离建行系统去负责此事，另一位副行长严孝修也被调走参与交通银行的重建。张恩照和当年在培训班一起做老师的吴盛裕刚刚升任副行长。
到要签订合同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还是上海财政局的二级单位，张恩照是副行长，副处级别。对方要求必须一把手签字。由于行长空缺，经总行授权，张恩照得以以行长的名义签字，并由此被默认为上海分行行长。
随后，他再接再厉，紧接着做了一个氯碱改造工程，发行债券6亿元人民币。这些突出的业绩，得到了建行总行和上海市的双重赞赏。不久，张恩照就被扶正。同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也脱离财政局，升格到局级单位，张也升任局级。
一个项目，使其短短三年完成了“连升三级”的奇迹。此时，张刚满40岁，成为当时上海最年轻的行长。
“发动机”
“张恩照十分大胆，喜欢一切新的东西。”《商务周刊》在采访中发现，熟悉张恩照的人并不同意一些媒体对张恩照“水平一般”的评价，相反，认为张在上海一直是以精明能干闻名。
俞天白回忆自己当年采访张恩照时说：“他告诉我，在他1987年一次出访香港时，‘我站在香港皇后大道上，十几家国际银行的旗帜在周围飘扬，突然感觉到需要我开拓的很多很多’。”当时张的健谈、干练和雄心勃勃，给俞天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张恩照早在1980年代末就开始提出“一米线”、“微笑服务”、“谁砸我的牌子，我砸谁的饭碗”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等等10年后才兴起的概念。在1990年代初期，建设银行区县扩点后，张恩照甚至展开了支行承包试点这样的大胆之举。“完成任务，剩下就是自己的，在国有银行系统搞承包，从现在看也是无法想象的。”一位亲身参与的人士说。
历经建行上海分行50年风雨的一位元老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张在上海，“改变了建行的粗放经营，以盈利和效率为目标，全方位为客户服务，对整个建行改革所做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他举例说，1984年，建设银行实行拨款改贷款后，张提出“封闭贷款法”，并推出“百元工作含量”，在信贷上强制改变国企依赖财政拨款，不按市场原则对待银行贷款的行为。进入1990年代后，张恩照领导下的上海分行的许多经验，不断在整个建设银行内部推广。
与此同时，在当时政府的鼓励下，张恩照领导上海分行先后创办了一家中日合资电器进出口公司、一家合资租赁公司、建银房产公司和国泰证券公司。虽然这些公司以后由于政策原因，或关闭或剥离，但张恩照面对市场在金融创新上的“胆大”名声还是传了出去。
“张恩照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勤奋、踏实和创新精神，得到了当时上海市领导们的注意。”M先生作为张恩照在信贷领域的主要执行下属，见证了张领导下的建行上海分行对上海发展所表现出的那种不遗余力的劲头。
他介绍说，1980年代中后期，建设银行在“拨改贷”过程中，对许多上海本地国企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是这些企业顺利重组最后得以上市的关键原因。例如豫园商场、老庙黄金、上海石化、银泰股份等等。尤其是上海市对宝钢两个重点项目进行“拨改贷”，在其他银行有畏难情绪时，是张恩照主动把这件事情揽下来。
1988年，上海市委托建设银行出面组织了一个以法国为首的6国银团，对上海市的重工业进行投资。因此张恩照多次得到了市领导的夸奖。
在整个1990年代，M先生说，建行继续积极配合上海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国企改革和城市建设，建行上海分行投入了巨大的资金。而且，在政府重点项目贷款方面，张恩照都倾注了全力，仅芯片一个项目，分行前后就投入了50多个亿。
“与其他银行相比，张与政府配合的非常好，很受领导赏识。”但M先生也透露，张恩照也要为此冒一定的风险，这些贷款中也发生了一些呆坏账，尤其是纺织企业和高新技术。他介绍说，1990年代末期，建行上海分行每年的呆坏账也达到5亿多元。
“挖坑”
张恩照在建行分行行长这个位置上连续坐了13年，创造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记录，“没有一个省的分行行长会做这么久，要么四五年就高升，要么就退休或者平调其他地方，惟独张在这个位子上呆了13年”。
然而，与张恩照多年共事的经历，M先生也理解了张的许多苦衷。“贷款这项业务，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找到一个项目，签署协议把钱放出去就完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M先生深知一个放贷人在其中所背负的巨大风险，“尤其是在经济改革时期，信用体系不健全，造成许多信贷行为是依靠行政关系、私人感情和领导信任等非市场因素维护资金安全的”。
比如一个项目按照现行的银行制度来讲不可能放贷，但强大的行政命令需要这笔贷款，就把难题扔给银行。怎么办？许多时候，银行只能冒险放贷。这个冒险既可能是不顾风险，也可能是违法犯罪。但无论最终是否出事，责任都会落在银行头上。“比如，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建设银行内部关系复杂，一些大项目和贷款内幕很多，张恩照很难完全置身事外。”M先生透露，由于受到张在拨改贷过程中的好处，一些国企上市后通过各种方法给其赠送股份。
随着张恩照权力的不断增加，像这样需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做。当了分行行长后，按照M先生的观察，“出身平民家庭的张恩照，面对身边不断扩大的复杂环境，时常会流露出缺乏安全感的情绪，开始有意识地谋求靠山”。
其中的表现就是，一方面在分行重要位置上他开始大批选拔和提升自己的三期“黄埔学生”，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机会试图进入一些隐秘的私人圈子。最具体的变化，就是张恩照的业余活动开始丰富起来。
M先生固执地认为，张恩照的转变是从打网球开始的。1988年，张恩照开始学习打网球，“几乎天天打一个小时的球。打完球张还习惯洗桑拿，然后吃饭。基本上陪同他的就是固定的十几个与其关系密切的学生。”其中一位经常陪其打球的学生，最后被提拔为建行上海分行住房公积金信贷处处长。
1994-1995年，张恩照又开始学打高尔夫球，陪同他打球的是一位支行行长，也是第二期培训班的学员，后来升到了更重要的徐汇区支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