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也是有政治的。
许多事业成功的老板，往往同时又是一个权术娴熟的政治家。虽然他们不一定读过马基雅维利，不一定懂现代政治学。但是，他们在运用“利益杠杆”，或者时髦点说，“利益驱动原则”时，丝毫不逊色于职业政客。
如果从利益角度解构社会，人类社会就是由一个个具有相似“利得”或“利失”关系的利益集团组成的结构功能体。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
既然有结构，那么，结构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会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社会或企业中，发挥的功能是十分不一样的。通常来说，既得利益者，是现存结构的支持力量。而“利失者”，往往被看作是现存结构的颠覆力量。作为居国者来说，本身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在居国者周围，往往会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处于金字塔顶端上的权力精英，必须要关照弱势、利失的那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放手让强权在手的既得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掠夺“利失”的利益集团，那么，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会象坐在火山口上，所有的既得利益，都可能在火山喷发时烟消云散。所以，在英国国王仍处于绝对权力的巅峰时，一位贵族出身的首相就说：穷人的破屋，“风能进，雨能进，但国王的军队不能进”。循着这种理念，人类开始从贵族精英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公民社会。一个不能有效抑制既得利益集团，照管利失集团，在这两大集团之间建立公平合理规则的权力精英集团，是造成血腥革命的终极原因。英国、日本完成了从贵族精英社会到公民社会的改良过渡。而在利益上“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满清王朝，却在“暴民”的揭竿而起的血腥中，灰飞烟灭了。
一个社会必须建立公平规则，照顾利失、弱势的利益集团。但是，企业作为功利性组织，却不必承担这种义务。对企业来说，利润始终是第一位的。企业作为“纳税人”，把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实际上是同时把照顾弱者的社会义务，让渡给政府了。通俗地说，企业主能因为自身利益炒员工的鱿鱼，但也要与工会商量着才能干；但权力精英集团却不能因为自身利益而炒国民的鱿鱼。
对企业来说，最主要的是从利益的角度，区分出既得利益者和将得利益者。
在企业中，最反对经营变革的是既得利益者。作为企业的高层或中层经理，上升空间已经不大了，维持现状，是保持自己利益的最好办法。对明智的企业家来说，经营环境的剧烈变迁，使得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但是，企业家的任何变革冲动与决心，都可能在既得利益的高层经理人的借口、推逶中，消解于无形。一些老板明白了一个道理：对许多既得利益者来说，企业可以破产，但“我”的位置、椅子不能动。向上挪是可以的，但向下移是不行的。
在企业主来说，尽管高层经理都曾经是企业成长各个阶段的有功之臣，但是，“我”的最高利益是这个企业的永续经营。“我”不能让既得利益者坐在位置上，直到企业沉船。于是，许多企业家不约而同地利用起“将得利益者”，来打经营变革牌。
处于大变革前夜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企业主冷落高层老臣，与中下层的少壮派来往逐渐多了起来。许多企业经营大事，往往是绕过高层，直接交给少壮派去办理。到少壮派逐渐成熟，能拔高一层看问题、做事情，老臣的历史使命也就完全到期了。在这个过程中，高层老臣与中下层少壮派的斗争，用“生死存亡”来形容并不过分。只要看看王国端发起的科龙“组织革命”的过程与结果，就可以知道，此言不虚。
中下层少壮派，在获得最高权力的瞩目时，成为将得利益者，他们是改革的支持和参与力量。对将得利益者来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改革成功了，自己将变成利益获得者。万一改革流产，大不了换个企业从头做起。他们没什么好失去的，成本、风险不大。
阿凡提的智慧是，要让驴子不停地跑，就在驴子面前悬一根胡萝卜。这根胡萝卜就是利益。对利益的追逐，是人类最本能的驱动力。不同的企业主，对利益驱动原则的利用，是大大地不同的。有的老板大气些，驴子跑一段路，就给一根胡萝卜，曰：责、权、利配套改革。有的企业主把胡萝卜长久地悬在驴子前边，驴子总跑，总吃不到胡萝卜，曰：精神境界、成就感。还有些家族企业，干脆就没有胡萝卜，企业经营始终只是老婆孩子们的家事，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外姓人无权置啄。
治大国如烹小鲜。管社会与做企业，前提、规则当然不同。但在手段上，也不无共同之处。
许多事业成功的老板，往往同时又是一个权术娴熟的政治家。虽然他们不一定读过马基雅维利，不一定懂现代政治学。但是，他们在运用“利益杠杆”，或者时髦点说，“利益驱动原则”时，丝毫不逊色于职业政客。
如果从利益角度解构社会，人类社会就是由一个个具有相似“利得”或“利失”关系的利益集团组成的结构功能体。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
既然有结构，那么，结构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会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社会或企业中，发挥的功能是十分不一样的。通常来说，既得利益者，是现存结构的支持力量。而“利失者”，往往被看作是现存结构的颠覆力量。作为居国者来说，本身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在居国者周围，往往会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处于金字塔顶端上的权力精英，必须要关照弱势、利失的那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放手让强权在手的既得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掠夺“利失”的利益集团，那么，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会象坐在火山口上，所有的既得利益，都可能在火山喷发时烟消云散。所以，在英国国王仍处于绝对权力的巅峰时，一位贵族出身的首相就说：穷人的破屋，“风能进，雨能进，但国王的军队不能进”。循着这种理念，人类开始从贵族精英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公民社会。一个不能有效抑制既得利益集团，照管利失集团，在这两大集团之间建立公平合理规则的权力精英集团，是造成血腥革命的终极原因。英国、日本完成了从贵族精英社会到公民社会的改良过渡。而在利益上“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满清王朝，却在“暴民”的揭竿而起的血腥中，灰飞烟灭了。
一个社会必须建立公平规则，照顾利失、弱势的利益集团。但是，企业作为功利性组织，却不必承担这种义务。对企业来说，利润始终是第一位的。企业作为“纳税人”，把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实际上是同时把照顾弱者的社会义务，让渡给政府了。通俗地说，企业主能因为自身利益炒员工的鱿鱼，但也要与工会商量着才能干；但权力精英集团却不能因为自身利益而炒国民的鱿鱼。
对企业来说，最主要的是从利益的角度，区分出既得利益者和将得利益者。
在企业中，最反对经营变革的是既得利益者。作为企业的高层或中层经理，上升空间已经不大了，维持现状，是保持自己利益的最好办法。对明智的企业家来说，经营环境的剧烈变迁，使得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但是，企业家的任何变革冲动与决心，都可能在既得利益的高层经理人的借口、推逶中，消解于无形。一些老板明白了一个道理：对许多既得利益者来说，企业可以破产，但“我”的位置、椅子不能动。向上挪是可以的，但向下移是不行的。
在企业主来说，尽管高层经理都曾经是企业成长各个阶段的有功之臣，但是，“我”的最高利益是这个企业的永续经营。“我”不能让既得利益者坐在位置上，直到企业沉船。于是，许多企业家不约而同地利用起“将得利益者”，来打经营变革牌。
处于大变革前夜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企业主冷落高层老臣，与中下层的少壮派来往逐渐多了起来。许多企业经营大事，往往是绕过高层，直接交给少壮派去办理。到少壮派逐渐成熟，能拔高一层看问题、做事情，老臣的历史使命也就完全到期了。在这个过程中，高层老臣与中下层少壮派的斗争，用“生死存亡”来形容并不过分。只要看看王国端发起的科龙“组织革命”的过程与结果，就可以知道，此言不虚。
中下层少壮派，在获得最高权力的瞩目时，成为将得利益者，他们是改革的支持和参与力量。对将得利益者来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改革成功了，自己将变成利益获得者。万一改革流产，大不了换个企业从头做起。他们没什么好失去的，成本、风险不大。
阿凡提的智慧是，要让驴子不停地跑，就在驴子面前悬一根胡萝卜。这根胡萝卜就是利益。对利益的追逐，是人类最本能的驱动力。不同的企业主，对利益驱动原则的利用，是大大地不同的。有的老板大气些，驴子跑一段路，就给一根胡萝卜，曰：责、权、利配套改革。有的企业主把胡萝卜长久地悬在驴子前边，驴子总跑，总吃不到胡萝卜，曰：精神境界、成就感。还有些家族企业，干脆就没有胡萝卜，企业经营始终只是老婆孩子们的家事，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外姓人无权置啄。
治大国如烹小鲜。管社会与做企业，前提、规则当然不同。但在手段上，也不无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