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财政政策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又最小程度地制造扭曲；在此基础上，才是通过税收支出调节总体供需，促进宏观经济管理。
然而，宏观经济学者们往往把财政政策简化为收多少税、怎么花的问题。然而，财政政策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此。
另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是，好的财政机制能提供关于财政收入从何处来、财政支出往何处去的清晰、公开的信息，为建立一个有效公平的市场机制服务。
如果仅从目前中国财政赤字水平（占GDP的1.5％）和政府支出（尤其是投资）的大小来判断，就会低估财政政策和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作用。
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还是解决经济社会中的结构问题，财政政策和财税改革都至关重要。套用一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侃：itsmostlyfiscal——经济结构问题大多是财政问题，或者说大多要靠财政政策来解决。
因为很多结构问题是价格关系、激励机制没有理顺造成的，必须依靠财政政策和财税改革从机制、体制上根除。这并不意味着财税手段是万灵丹，也不是说其他手段不重要，而是说财税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中国现行财政制度有几大特点：第一是分权，财权事权分散到各级政府；第二，预算外资金仍然相当大，没有纳入预算管理和人大的监督；第三，税收以增值税为主，中央地方共享，且增值税是生产型的，不包括服务业；第四，中央和地方的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所占的比重大，用于地区平衡性的一般转移相当少，而省以下政府间的转移各地不一；第五，对国有资产和资源的回报没有建立系统合理的税收机制。
——投资增长过快和经济结构不合理，除了信贷增长过快、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过于看重GDP增长等因素，与地方政府的推动和国有资产回报未纳入财政体系也有密切关系。
——财税体制与当前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的矛盾也有关联。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污染，二是自然资源的损耗（甚至衰竭）。这种矛盾的加剧，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难以避免的一个阶段。但财税体制如果合理，是可以帮助减轻这个矛盾的。比起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中国对资源和负外部性的产品（如污染）课税不足。中国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一般采取无偿勘探和低补偿的开采（尤其是国有企业），使能源成本和价格未能真实地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地区和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近年来其差距的拉大，则与财政高度分权以及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没有理顺有极大的关系。
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是世界上财政分权最彻底的国家。财政“分灶吃饭”曾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解决了当时财政的困局。现在这一体制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
中国把社会保障、基本教育、卫生医疗和公共安全等大部分事权分散到各级地方政府，而在大多数国家，这些都是由中央财政或至少是省级财政承担的。
极度分权的财政体制使得各地财政状况相差非常大，加上用于平衡地区差异的转移支付很有限，造成了各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差别非常大。
这样，贫困地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一步导致就业和收入差距的持续。2006年已开始实行的把农村基本教育支出上交到县级政府，以及已通过的由中央财政支付农村义务教育费用的措施，是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一步。
中国的财政体制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除了广为人知的两税合并等，改革措施还包括同样重要的体制方面的改革，如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将土地收入等完全纳入预算管理等。
然而，宏观经济学者们往往把财政政策简化为收多少税、怎么花的问题。然而，财政政策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此。
另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是，好的财政机制能提供关于财政收入从何处来、财政支出往何处去的清晰、公开的信息，为建立一个有效公平的市场机制服务。
如果仅从目前中国财政赤字水平（占GDP的1.5％）和政府支出（尤其是投资）的大小来判断，就会低估财政政策和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作用。
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还是解决经济社会中的结构问题，财政政策和财税改革都至关重要。套用一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侃：itsmostlyfiscal——经济结构问题大多是财政问题，或者说大多要靠财政政策来解决。
因为很多结构问题是价格关系、激励机制没有理顺造成的，必须依靠财政政策和财税改革从机制、体制上根除。这并不意味着财税手段是万灵丹，也不是说其他手段不重要，而是说财税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中国现行财政制度有几大特点：第一是分权，财权事权分散到各级政府；第二，预算外资金仍然相当大，没有纳入预算管理和人大的监督；第三，税收以增值税为主，中央地方共享，且增值税是生产型的，不包括服务业；第四，中央和地方的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所占的比重大，用于地区平衡性的一般转移相当少，而省以下政府间的转移各地不一；第五，对国有资产和资源的回报没有建立系统合理的税收机制。
——投资增长过快和经济结构不合理，除了信贷增长过快、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过于看重GDP增长等因素，与地方政府的推动和国有资产回报未纳入财政体系也有密切关系。
——财税体制与当前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的矛盾也有关联。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污染，二是自然资源的损耗（甚至衰竭）。这种矛盾的加剧，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难以避免的一个阶段。但财税体制如果合理，是可以帮助减轻这个矛盾的。比起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中国对资源和负外部性的产品（如污染）课税不足。中国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一般采取无偿勘探和低补偿的开采（尤其是国有企业），使能源成本和价格未能真实地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地区和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近年来其差距的拉大，则与财政高度分权以及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没有理顺有极大的关系。
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是世界上财政分权最彻底的国家。财政“分灶吃饭”曾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解决了当时财政的困局。现在这一体制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
中国把社会保障、基本教育、卫生医疗和公共安全等大部分事权分散到各级地方政府，而在大多数国家，这些都是由中央财政或至少是省级财政承担的。
极度分权的财政体制使得各地财政状况相差非常大，加上用于平衡地区差异的转移支付很有限，造成了各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差别非常大。
这样，贫困地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一步导致就业和收入差距的持续。2006年已开始实行的把农村基本教育支出上交到县级政府，以及已通过的由中央财政支付农村义务教育费用的措施，是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一步。
中国的财政体制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除了广为人知的两税合并等，改革措施还包括同样重要的体制方面的改革，如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将土地收入等完全纳入预算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