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那篇“公务员最快乐吗？”的文章后，陆续收到一些朋友的留言，探讨有关如何看待公务员这个职业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的确有深入探讨一番的必要。选择职业要有具体的价值取向，能否获得从业过程中的快乐，显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以我为例，我的从业快乐是建立在自主的职业选择基础之上的，在从业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之所长，能够将自己个人的价值观与职业的目标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使自己每一天的工作都能够在实现个人人生价值与社会利益的统一中获得无尽的快乐。当然我也很清楚，具备我这种职业快乐观是有条件的，我是个中年人，是个企业的管理者，已经有了不错的事业与生活基础。而如果你还很年轻，你的基本生存条件尚未具备，人生价值观尚不够清晰，过于自我的选择似乎就有些不切实际了。

因此，我有理由排斥公务员这个职业，因为从一般意义而言，这是个拒绝创新的职业，尤其是对低层的普通公务员说来，最基本的素质要求就是服从，就是不折不扣地按领导的意见办事。年轻的公务员都希望获得职位的晋升机会，而最有可能赢得这种机会的人往往是那些善于迎合领导意图、讨好领导欢心、个人意志无条件服从领导意志、没有棱角、没有锋芒、左右逢源的人，当然也要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但这种能力必须是领导欣赏的能力。我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自己很难适应公务员的工作环境，因此当年在大学毕业面临分配时，许多同学都在活动，试图进入大机关，以求得未来好的仕途前景。我则很想得开，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甘愿做一块“砖头”，听从命运的差遣。

那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这些当时较为稀缺的“专业人才”，毕业的去向基本都在上层建筑的范围内，我没有做任何运作，却也得到了一份“准公务”的身份，进了报社，成为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之所以称为是“准公务”职业，是因为当时的党报机关隶属于市委机关的全民事业单位，没有列入正规的公务员系列，但其各项待遇又与公务员没有什么差别，职业的社会使命也与其他正规的党政机关相近。在四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我很庆幸自己的这次被动的职业选择，我所在的报社是一家作风正派、纪律严明的新闻机构，尽管也是一家体制内的“准公务”机关，但其风气之淳朴、氛围之亲和，当时却是在一般政府机关所极为罕见的。

我们一进报社就被明确告知了一项内部“潜规则”，同事之间不得称呼官衔，一律直呼其名，曰××同志，或称姓氏，如老×，小×一类，上到总编辑，下到我们这些刚入行的新人，一律如此称呼。当然我们这些刚从事学校出来的，习惯地称呼老同志为老师，也是被允许的。不要小看一个称呼，它在无形中拉近了同事之间的距离，增进了同事之间的友情。报社极为重视对新人的职业道德教育，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作警钟讲给我们听的那个“两瓶酱油”案例。说的是建国初期一个记者去一家酱油厂采访，接受了厂家的两瓶酱油，以致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从同事间的称呼到职业操守的反面案例，可以清晰地透视出这家“准公务”的报社机关良好的工作作风。

遗憾地是，现今这些已经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了，名目繁多的车马费、润笔费、工作餐、小礼品，早已成为行业惯例，等级森严的职务系列，也成为了可怕的职务犯罪的温床。就在我当年供职的那家报社，这些反差极大的事实就曾一再出现，于是我更加确信：“准公务机关”也是机关，我当年的果断离开是明智的。当年的同事偶尔相遇，提及当年都感叹到，那时的岁月是报社的黄金岁月，今非昔比，往事不堪回首啊。说起这些，无非想强调这样一点：公务机关往往给常人的印象是其安稳、光鲜、明亮的一面，而在事实上，与那些阳光、积极的一面所伴生的还有其许多弊端的另一面，在今后的改革目标没有真正实现之前，单纯的美好职业大概根本就不存在。想争取一席公务员职位的年轻人，你做好适应那种环境的相应准备了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