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视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

——卡尔·马克思

 

0.1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学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成就的取得过程却更像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经济学者至今尚未系统地提出过能够直接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完整理论，尽管自诩为著名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的多如过江之鲫。一部分经济学者将其归结为西方经济学[2]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思想暗渡陈仓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变革[3]，另一些经济学者将其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4]，还有一些经济学者进而得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观点[5]。

虽然不应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及共通之处[6]，但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异不应被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出发揭示剩余价值和垄断利润，其哲学基础是唯物论与辩证法；西方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分析边际效用和一般均衡，其哲学基础是唯心论（人性论或是披上心理科学外衣的人性分析）与形而上学。需要指出的是，哲学基础的根本不同，或者说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性差异使得任何企图抹平鸿沟并进行调和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毋论二者孰是孰非，用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却不能长期如此：一方面宣称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却用曾被痛批为“庸俗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观点去解释和说明具体实践，而貌似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则以个别应用来代替理论一般，以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否定理论本身的普适性，其荒谬程度丝毫不亚于试图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理学”的理论框架[7]。语言学家G·弗雷格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一种论述越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其作者的民族性也就越不容易被辨认，也就越容易被翻译[8]。这一具有哲学意义的结论对于经济学研究也应当是适用的！

但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一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现实彷徨[9]：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学者偏安一隅、孤芳自赏，耽于引经据典和训诂考证，越来越远离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经济活动；而更多附庸风雅、盲从时尚的经济学子则在气喘嘘嘘、汗流浃背地追逐着所谓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前沿，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博弈理论到……，从布坎南、科斯、诺斯、张五常、纳什到……。这似乎印证了马克斯·普朗克的断言：“新的科学理论不是靠通过说服反对者而获胜，它的最后胜利是由于反对者们终于死去而赞同它的年轻一代成长了起来！”[10]

果真如此，为什么阿尔弗雷德·艾克纳要强烈地质疑：西方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11]？为什么乔治·斯蒂格勒会苦涩地直言：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就其社会作用而言，仍然只是一些“说教者”[12]？为什么冈纳·缪尔达尔要尖锐地批评：专业经济学家无法写出和说出普通人能够理解的东西，而只能在其小圈子内写作和交谈[13]？为什么阿加·克莱默会深刻地指出：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要问题是，那些卓越的经济学家不仅在理论、经验、政策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众说纷纭，而且这种分歧已经到了互不理解和互不交流的境况[14]？

 

0.2 西方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

 

如上所述，即便是西方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严格审视与反思也并未停止过，而且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现实反映、越来越广的实践检验和越来越深的思维探索，批评乃至批判的声音也就愈发地激烈和尖锐，以至于对西方经济学本身的科学性都提出了强烈的质疑。阿尔弗雷德·艾克纳振聋发聩式的诘问——“（西方）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或者更像是一种审判结论，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至少蕴涵着以下四重含义：

 

（1）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离科学标准还相距甚远

西方经济学继承和延续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本质先于存在”的唯心主义哲学观，认为事物都有一个在先的“本质”，并据此作出“人性贪”的“经济人”先验人性设定（通俗地说，人的自私自利乃至无穷贪欲都是天生的，是在娘胎里或更早的时候便落下的毛病）[15]以及周围拱卫环护的基本假设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顺理成章的逻辑推演和数理推导，从而建立起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整个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批判过的那样，“把尚待证明的几乎是所有一切经济命题都预先设定为已知的”[16]，其逻辑推演和数理推导过程不外乎是从抽象的、一般的“经济人”行为假设出发来得到具体的、细化的“经济人”行为模式，然后回过头来再度说明“经济人”先验假设的天然正确性，因而其所有的研究都不过是在自我臆想、自我意淫的封闭空间内同义反复、循环论证、颠来倒去、无病呻吟。

西方经济学家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想证明“先验人性”的真实存在，包括近年来所谓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等等的不懈努力[17]，却往往沮丧地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18]，甚至还常常得到相反的结论，正如神学中神的存在无法于“现实世界”中直接获得证明，而只能无奈地告诫和教谕其信徒在心中无需理由、不假思索地信仰膜拜。由于这种人性设定是先验的、假定的，无法将鲜活缤纷的现实世界中芸芸众生们纷繁芜杂、变化万千的社会心理全面涵盖并能真正契合，因而当假定与现实之间本来妇孺皆知的那些个明显差异之冰山一角被西方经济学者间歇性地当作“重大发现”提出之时，在此唯心哲学观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自然就会发生全局性的危机，如同沙滩之楼，地基尚不稳，大厦复何存，即使外观再富丽堂皇、精巧绝伦也无济于事。

 

（2）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离科学标准还相距甚远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既然“本质先于存在”，那么必然存在一个天赋的“自然秩序”[19]，一种由上帝强加给人类并由先验人性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东西[20]。这种“自然秩序”就是新老自由主义者百般推崇的放任自由、放任自利，通过自由逐利、自由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使“个人利益”或“个人效用”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大化”从而最终实现一般均衡的自由市场竞争机制。西方经济学家伟大的、崇高的使命就是发现和证明这一“天赋秩序”，并使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服从、服务和服侍于这一“市场神话”[21]。

为此，西方经济学家刻意模仿牛顿机械力学范式[22]，从机械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出发，把个人设定为无差异的“原子式”质点，把复杂的经济现象还原为抽象的个体行为，把普遍的经济联系割裂为彼此无关的自变量，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经济学的机械力学范式”，即“由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三个基本假设构成的研究视角”[23]，其核心框架可以简单地（虽然不大严格地）表述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而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则是对行为主体决策环境和决策动机的抽象描述。在这个假想的范式中，牛顿绝对时空观统治了一切：时间空间是一维的、线性的，因果关系是教条的、凝固的[24]，系统演化是机械的、可逆的，最终达到或者趋向于某种“呆滞的均衡”[25]，从而忽视甚至根本否定了经济本质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经济规律自身各种可能的复杂表现形式，因而这个自诩为“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26]与“以为他们利用物理的和机械的原理去给世界最后解释的日子已经不远了”[27]的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学派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同样的沾沾自喜，又同样的幼稚可爱。至于为什么还有许多的问题不能在这个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析，仅仅只是因为数据资料还不够全面和充分、数学形式还不够精巧和复杂，正如拉普拉斯妖假设所宣称的那样：如果已知宇宙中每一粒子的位置及速度，就能预测宇宙的整个未来状态；只要伟大到足能将所有数据加以分析，就能将宇宙间所有的运动凝聚成一个单一公式[28]，这便是牛顿机械力学范式留给我们的世界。西方经济学全面承袭了这种形而上学的理念，裹上写满演绎逻辑和数学等式的华丽外衣就想混进科学的神圣殿堂，却被缪斯女神无情地挡在寒风凛冽的大门之外[29]。因为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乃至其后的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的革命已经彻底打破了机械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的神话。

 

（3）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离科学标准还相距甚远

任何一门真正的科学，无论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还是获取知识的结果，都毫不怀疑自己在人类知识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自信，乃是因为：所有知识都根植于已知事实，已知事实均已得到说明，没有已知事实与之相矛盾，并且继续将已知推向未知。与这一通行做法相颠倒的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建基于一堆先验假设，并试图从先验假设推导出各种已知事实，这一奇怪的作法，显然不是为了探究未知领域的奥秘，而是不断证明给定假设的神圣。两种方法看似殊途同归，其实大相径庭：前者在新的事实发现以前，已经是可靠的，可以称之为科学，并能安心地运用于实践；后者在其自身或相关结论未被全部证实以前，仍然是可疑的，还不能称之为科学，亦无法放心地应用于实践，否则就是拿科学的名誉去冒险。相对严谨的态度是：暂且将其作为非科学，而不是姑且将其作为科学。

不仅于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西方经济学的第一假设——“经济人”假设公认是一个非现实的理想模型，由此演出的全部故事也就浮于现实之上、飘在幻境之中，“请不要和我谈论现实，我们是经济学家”[30]。因此，“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必然导致西方经济学的所有思维不过是从主观到主观，从臆想到臆想，从假设到假设，从演绎到演绎，充斥于西方经济学教材、著作和论文中的，通篇都是“假定”、“设想”、“如果”、“倘若”和在此基础上的“图示”、“模型”、“推断”、“预测”以及“想当然耳”的研究结论，却自我陶醉于形式上的完美，对着假想的镜子涂脂抹粉、搔首弄姿、顾影自怜、喃喃自语，讲述着一个个远离现实世界的美丽传说，这种用数理语言写就的童话，用来作为摇篮曲哄哄小孩入睡倒也无妨，却让众多博学之士信以为真。西方经济学家比摸象盲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事先精密计算、精巧设计、精心打造了一个曲线优美的笼子，然后告诉一头幼象，钻到里面并长成“U”形或倒“U”形模样才是完美的，才是理想的，如果多出些巨耳长鼻粗腿细尾，则是大象有问题而非西方经济学[31]。“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也必然导致从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与从现实经济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规律或统计结果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痕，譬如厂商“L”形长期成本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库茨涅兹之迷”等等，因而有调侃戏谑道：“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认为正确的，往往就是我们凭借常识就已经知道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凭借常识不知道的，则往往就是将被证明是错误的”[32]。“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还必然导致因基本假设无法在现实世界中直接获得验证而使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基本假设的理解产生分歧，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唇枪舌剑、互相攻讦、甚至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剑桥之争表明：不同西方经济学者站在各自立场上都能认为自己才是武林正宗，一打经济学家会冒出十三个观点，缺乏公认的确定性和典范性，“学派林立、自相抵触，明显缺乏科学所应有的内部一致性”[33]，这种情形是与一门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完全不相称的。

 

（4）西方经济学的检验标准离科学标准还相距甚远

一个理论，如果不是源于实践，则更要归于实践，到实践中去检验。“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基石[34]，也是科学的诚实品格，科学的东西是不怕任何检验的，并愿主动接受检验，无论一次还是多次，无论证实还是证伪，并且还会在各种可能环境下的不同检验中获得升华的养分，不经过检验，就无从判断其科学性。即便是科学假说，原则上也应当是可检验的[35]，否则“不管怎样精雕细琢、自圆其说，都只能算是一些假设”[36]。

卡尔·波普尔提出：“对一种理论的任何真正的检验，都是企图否证它或驳倒它”，“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37]，在这种检验中，九百九十九次的证实并不能证明其理论为真，只要第一千次是否证，那么理论便被证伪了；而建立在先验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命题恰恰相反，一千次的否证或不一致都是正常的，只要第一千零一次偶尔被经验证实，也就获得了证实，所以被斥之为“可笑的奇迹证明”[38]。

显然，这种宗法神学的“奇迹证实论”是与自然科学求真务实的实证精神背道而驰的，但能让西方经济学家们安心地躲在太虚幻境中自娱自乐，对现实世界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长此以往，每天都在扑面而来的客观现实，还是让他们感到惴惴不安，于是一套更为完善、圆滑的自我辩护技巧被发展起来，一旦理论受到经验反驳，便通过辅助假设调整，不断地消解种种反常[39]，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却足以保护其理论内核刀枪不入、长生不死。然而，巧言善辩终究不敌铁的现实，当更多现实之锥戳向皇帝新衣之时，他们便蛮横地宣布：“可检验的理论并非真正的经济学，不可验证并不是坏事，而是真理性的标志”[40]。

至于理论性相对较弱的计量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就指责它是从最复杂深奥的数学中“戏弄出”一个又一个的“相关关系”，而以这些相关关系代替因果解释对经济现象作出明确预见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因而只是一种“相关关系的暴政”[41]。一个极端滑稽的例子是：“用中国的消费基金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前苏联的人口作为解释变量，得到拟合优度为0.9的方程：中国消费基金=－14720.13＋68.29×前苏联人口数。”[42]

正因为在作为科学的哲学基础、研究范式、知识体系、检验标准这四个方面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缺陷，所以加林·库普斯曼认为，“（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来说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并且“作为一门实践艺术的经济学走在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前面”[43]。事实上，西方经济学体系已经不是发育完全不完全的问题，而是错义基因引起的多发性先天畸形，以一条未经检验之假说的瘸腿，一条无法检验之口号的软腿，在迷失的方向上蹒跚跋涉[44]，并不知道自己是通往科学的巅峰还是通往非科学的沼泽。

 

0.3 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形似科学

 

爱因斯坦曾经提出：一个学科的成熟标准就是建立起公理化体系，正如以两条基本公理——光速不变原理和协变性原理——便可推导出狭义相对论的所有结论。因此，简单性也是一种科学美[45]。

西方主流经济学似乎也是朝着这个诱人目标前进的，经过数代学者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努力，终于构筑起自己的公理—定理体系，特别是马歇尔等人对古典经济学的形式化处理，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形式上更加符合逻辑也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但这种拙劣的处理手法——即以未经证实或者无法证实之假设而使理论脱离现实为代价来实现的所谓科学化——最终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只有科学化之形而无科学化之实。“形式上已经很科学化的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现实问题令人遗憾地不具备很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原因主要归结到其前提假定上，因为从非真的前提出发只能导致非真的结论”[46]。

正如主流经济学家们自己所认可的那样，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架构，大体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大部分：前者以“经济人”假设（假以心理科学名义的先验人性假设）为基石，以个体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其间一切基本命题和分析方法，都包括在最初由瓦尔拉斯提出的，至今发展为“阿罗—徳布鲁模型”的市场一般均衡理论体系当中；后者以凯恩斯“三大心理规律”（同样是假以心理科学名义的先验人性假设）为基石，以整体的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并由约翰·希克斯、阿尔文·汉森等人发展出“IS—LM”等宏观分析模型[47]。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具体细节的争拗，说西方主流经济学远不是一门科学，原因就在于其公理化肇始于未经证实或无法证实之假设，虽然“公理自身的正确性不可能由理论本身获得证明”[48]，但在人们可观察到的和依据经验常识可判断的范围内，公理必须完全为真且毫无争议！可“经济人”假设和“三大心理规律”却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这使得形式缜密、推论严谨的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泥足巨人”。

 

（1）微观经济理论的“经济人”假设

微观经济理论首先对其研究对象作了抽象，“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49]，即概括为“经济人”假设：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同时一切经济行为都是理性的，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人是一种由本性需要所决定的存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是毫无例外地想得到更多的财富而不是更小的财富”[50]。因此，利己性和理性是经济人的两个基本特征，利己性更是经济人的灵魂[51]。

从这一所谓的“普遍人性”出发，微观经济理论建立了一整套假设体系，以此来说明人们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领域中的经济行为，其中基本假设包括“经济人”假设、“最大化”目标和普遍的“边际递减”关系，技术性假定则确保基本假设具有分析意义和实际意义，例如约束条件下的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最优设定、无差异曲线和等产量线呈凸性、商品的同质性和可分性、消费者偏好的一致性和可传递性等。但问题只在于，这些基本假设和技术性假定是否如多数经济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呢？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一门向真理日益接近且日渐成熟的学科，即便是假设，也要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即那些反复验证过的客观事实概括，所假定的只能是在此基础上的合理推测，且在客观事实验证之前还只能称之为科学假说而非科学理论[52]，所以假设是科学的手段而不是科学的内容，科学在本质上建基于客观事实概括，而不是假设，更不用说那些凭空的幻想。微观经济理论竟然将成套的假设作为知识体系的全部内容，在科学史上也算是蔚为奇观了，然而除此之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实质性东西。更要命的是，其核心假设——“经济人”假设的事实基础并非公认的，而是广受争议，因为它把现存世界沉淀在人们心灵中的那点自私放大到无限，并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至今未有什么遗传学证据，相反人类学却早已说明[53]：人性并不是一个先验存在，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定的环境和关系决定了社会活动中的人性。如果不分时间、地点和环境，以“经济人”这种超历史的、永恒的、不变的人性作为考察、研究、解释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根本动因，并从中引申出经济规律，只是对科学的幼稚理解和简单模仿，因为如此一来，经济学研究将没有任何意义，最终不过是在既定框架内不厌其烦地重复证明这一人性假设的神圣不朽。约翰·杜威早就指出：“如果人性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就不存在教育这类事情，我们从事教育的全部努力就注定会失败。”[54]

因此，微观经济理论尽管“具有美学魅力”，却只能底气不足地宣称自己是“书本上的理想设计”[55]，恰如保罗·萨缪尔森自己所批判的那样，“取一点糟糕的心理学，加上少量低劣的哲学和伦理学以及大量笨拙的逻辑”所形成的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设是无法作为公理、定理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人类行为根本就不是什么纯净的“物理活动”，指引人类行为的精神活动既非简单法则所能说明，也非物理世界所能控制[56]；因为“人类行为远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57]

 

（2）宏观经济理论的“三大心理规律”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首次提出“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58]，即所谓的宏观经济“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更是成为“凯恩斯理论体系的核心”[59]。可这三个所谓的“规律”既非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非历史数据的统计总结，仅仅来源于凯恩斯个人的猜测和臆想，是“创造出的另一套心理学知识体系”[60]。

但就是这些未经验证的心理臆想，却让本已深陷微观经济理论困境的西方经济学家额手相庆、奔走相告，因而迅速走红、风靡一时，并形成了一套新的经济学游戏规则。然而西蒙·库茨涅兹的实证研究毫不客气地给予其一记耳光：美国1884-1913年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867，1904-1933年则为0.879，战后基本稳定在0.9左右[61]，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是基本稳定且略有增加的！对此尴尬的善后则是又冒出新一轮未经验证的假说（这几乎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无聊传统）：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摩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摩根的消费决策影响收入假说、贺塔克和泰勒的消费品存量调整假说等，然与事实不符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却依然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中承担着基石的作用。

以这“三大心理规律”为基础，人类社会的复杂经济过程被归纳为若干个简单方程，据此对宏观经济调控赞襄军机、运筹帷幄也就成为经济学家们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表演舞台。然而臆想终归是臆想，一到实践中这玩意儿便不灵了，正是由于各种预测的失准和政策应用的破产[62]，凯恩斯理论中隐含的严重缺陷，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被逐步凸显出来，归纳法本来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可在凯恩斯及其狂热的追随者那儿，很大程度上只是少数个人的心理猜测和假想，却被肆意地用于构造人类普遍的经济学知识体系[63]！

“三大心理规律”与“经济人”假设虽然方法论上一脉相承，且都醉心于自己主观构想的理想图景，但其出发点却是相互矛盾的：“经济人”假设立足于理性，“三大心理规律”落脚于非理性，理性预期学派就指责凯恩斯理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不是“经济人”[64]。这两套体系的思想内核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作为经典教材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宏微观之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性[65]，根源正在于此。

 

（3）数学工具的滥用

艾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几乎同时开辟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数学化时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师承配第，同时借鉴甚至抄袭牛顿力学范式，来构筑自己的数学分析框架——“经济学的机械力学范式”，“经济学家经常依靠类似于‘目标函数之一阶导数等于零’的方法来说明他们对于经济常识的理解”，他们相信：“只要将复杂的经济行为简化为一个线性方程，然后求出其帕累托最优解，经济学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了”[66]。为此，约翰·布拉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都不是数学运用于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相反，是运用高度准确、精密的数学于一种完全虚构的理想世界。”[67]

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对现实经济生活简单抽象和机械演绎的数理研究模式的必然结果，就是越来越脱离现实，同时也为现实所鄙弃，“尽管我们背熟了难以胜数的概念、范畴、规律和推论，似乎也把握了纵横几千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脉络，但是，一旦脚踏实地，我们……几乎什么经济现象也不理解，也几乎什么事情都不会做。”[68]但经济学毕竟是一门致用之学，其理论成果终究要回到现实中去应用，随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无奈地发现越来越多不可忽略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求解最优值的数学工具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理论的极度贫乏不得不通过数学形式的日益艰深晦涩来掩盖，可是“认为人类的每个决策都需要借助于高等数学显然是非常荒谬的”[69]。数学还是一把双刃剑：数学虽能帮助推演，但逻辑正确，结论未必正确，结论正确与否还须依赖于前提；数学是精密工具，正因为精密，所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更何况，单凭数学并不能产生任何理论观点[70]，“数学不发现规律，因为它不是归纳的科学，它也不创造理论，因为它不是假说”[71]，不管数学模型如何深奥，充其量只是反映一种逻辑关系，如果不对研究对象做质的研究，对有关假设做质的分析，那么依靠数学所得结论，只能是一种纸上谈兵的推理，一种超越现实的虚构，因而与现实之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尽管如此，数学运用的泛滥成灾却使得某些自负的经济学家狂妄地宣称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72]，譬如父子深情被转述为“罗登仔定理”（Rotten Kid Theorem），即父子间的博弈均衡[73]，夫妻真情被刻画为“离婚威胁”博弈模型（Divorce-threat Model）和“分离半球”博弈模型（Separate-spheres Model），即视离婚为外生威胁点或视家庭暴力为内生威胁点[74]，这样的解释不能不让每一个具有正常思维和正常情感的人感到荒谬可笑，“与其说是运用数学，不如说是糟蹋数学”[75]，因而这种以经济学数理模型来侵犯其他学科疆域、意欲在社会科学中一统江湖的霸道论调，也被形象地冠名为“经济学帝国主义”[76]，自然遭到强烈抵制。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人类很多行为或多或少地都受到利益的驱动，但在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数理模型时，至少也应先确认利益动机在该行为中是首要的或重要的因素，不然就像跑到牛栏里钉马掌，不被主人轰出去才怪。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从中引以为戒，数学化思潮愈加汹涌澎湃，数学工具愈加精巧艰深，无所不用其极，大有与数学家拉开架势，一比高下之势，经济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打着经济学幌子的数学游戏，成为一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数学符号。Georgescu-Roegen.N对此批判道：“有些成果在当今被认为是最佳的经济学成就，实际上是纯粹的数学演算，不仅没有经济内容，而且没有数学价值。这些成果的作者并不是首先是什么，而后又是什么；他们既不是数学家，又不是经济学家”[77]。许多经济学者至今还盲目地相信：一门学科只有在熟练地运用数学的时候才算是一门科学。可是，“学科的灵魂不在于数理逻辑，而在于学科自身的因果原理”[78]，如果认为应用了数学就是科学而忽略了与哲学的一致性的话，任何学科都无法因此而取得科学的地位，天文学、物理学，包括数学本身，并不是因为应用数学而被称为科学，而是在最基础的层面与哲学的高度融合才取得了科学的地位，否则就是假借数学的名义进行伪科学的传销[79]。

 

0.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憾与《经济学社会场论》

 

在一些浅薄的经济学者眼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远远落伍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当今现实，仅仅只是一种顶礼膜拜的政治教条。即使在中国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一些身处学界名利场中的庸俗学者更是对其进行大肆攻讦和批驳，甚至极尽能事地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学科范畴，以此来向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证明自己“皈依”和“投靠”了所谓的经济学正统。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商品经济一般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动态的、辩证的分析，得出了大量的科学结论，又岂是凭借教条式地抄录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一“空想资本主义”中的只言片语就能轻易否定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由于历史局限性，这一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缺憾，有些甚至是比较严重的：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商品”这一具有确定性的物质世界客观实体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显然要比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人性”这一具有不确定性的意识世界主观概念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更可能真实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然而对逻辑起点和分析视角的择取利弊是同时并存的，选择商品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商品社会经济活动的客体，自然也就使得其分析过程及结论都是以经济活动客体——商品运动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而基本上不涉及或者弱化了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分析，经济活动主体的决策过程分析等。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了时间观念，在运动中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要比西方主流经济学肆意割裂经济活动与时间空间的紧密联系，将经济活动时空背景抛在一边的做法，更可能真实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规律。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特别是在牛顿力学主宰自然科学的时代，这种时空观仍然是一维的、线性的，“商品—货币—剩余价值，循环—周转—再生产，生产价格—利润—各种资本形式—各种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经济系统非周期运动、无序扰动乃至耗散过程、混沌机制等往往被隔离在分析框架之外。

（3）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眼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只是被作为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只是“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80]，这比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自伐自矜的成熟框架和完备体系，以及所谓不证自明的公理、定理、定论和毫无根据的狂妄自大更加符合科学的态度。恩格斯提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1]。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所学习和认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而该体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前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82]。这种政治经济学体系注重概念推演，轻视对现实经济运动的考察、提炼，并将视野大多集中在物质财富上。

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方法和论证思路，却堪称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坚持这种分析问题的原则、方法和思路，较之执拗于其个别认识、判断和结论更具有普遍的意义。已故经济学者孟氧及其所著的《经济学社会场论》[83]就是抱着这样的科学态度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深化和方法突破的努力。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摆脱传统思维模式和固有概念体系，加之对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耗散结构等前沿科学的理解和把握较为支离破碎，这种尝试最终并未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又逻辑自洽的新体系，但他所提出的“经济时间与经济空间”、“经济二重态”、“微观（经济）社会场”、“宏观（经济）社会场”等概念和立论却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至少这种独立思考远比在西方经济学宏大华美的理论体系面前自惭形秽、妄自菲薄的表述更值得我们尊崇[84]，也远比跟在时髦风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后面鹦鹉学舌、亦步亦趋的行为更值得我们敬重[85]，更远比那些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繁琐论证、孤芳自赏的“经院经济学”更值得我们仿效。

 

0.5 “Post-autistic Economics”运动与经济学新研究框架的提出

 

正当中国部分经济学者不遗余力地鼓动中国经济学研究加速西方主流化之时，正当中国部分经济学者四处兜售西方主流经济学那件仅存于假想世界中的皇帝新衣之时，西方国家却出现了一个抨击主流经济学统治地位的国际运动，矛头直指严重脱离现实的新古典经济学，这就是“Post-autistic Economics”运动[86]。

“Post-autistic Economics”运动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有效性遭到严重挑战，就连其科学资格也受到根本质疑[87]。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早就面临公众的信任危机，甚至一度被痛斥为西装革履的“纯粹的江湖骗子”[88]，这使得先知先觉者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神圣家族产生怀疑并着手进行批判，但更多的经济学家却在传统教条中深受浸染积习难返，或者说，“西方经济学已经主宰了大部分学者的思维，他们对已发生的范式危机浑然不觉”[89]，既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任何勇气对那些已被供在神龛奉为神谕的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设按照科学标准进行检验。假如那些作为西方经济学大厦建造基石的先验假设和理论依据被抛弃，假如那些引以为自豪的、标志着经济学家200年来智慧结晶的西方经济学基本构件被抛弃，我们还剩些什么来维系这个学科的生存和发展？

对经济学的救赎只能是重新回到经济学的研究原点，所谓研究原点，就是选择最一般的研究对象再经过高度抽象并以此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展开起点。“经济人”假设所固有的致命缺陷已经充分说明其越来越难以承担学科研究原点的重任，人类经济行为纷繁复杂，可“经济人”假设却使得经济学只能以假想的人类理性行为为研究对象，以概念化、模型化和数学化为导向，从而大大缩小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将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之外，以至于许多基本问题在这一逻辑范围内不可能得到有效说明，甚至于不可能有效地提出问题[90]，因而这一假设已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桎梏，建基于其上的理论模型也并无多少现实意义，更像是一座座空中楼阁。

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拥趸们仍执迷不悔地宣称：即便如此，“经济人”假设仍是“获取具有普遍性品格的经济学知识的唯一可行的基本方法”[91]，“将这一概念完全弃置不用亦是一种妄想，失去这一分析维度的经济学，在面对纷繁芜杂的现实经济生活时将无从着手”[92]，“经济学视野中的人，只能是抽象掉除自利性以外的一切属性之后的经济人”[93]。果如此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难道不是一种分析维度？“那只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客体”。好，我们就从经济活动的主体出发，以“经济元”模型代替“经济人”假设，并相应建立起“经济元—经济流—经济场”的逻辑展开框架，这便是经济力学分析范式[94]。

本书在对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原点——价值、商品和“经济人”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同时注意到现实中的经济活动行为主体早已从人之个体过渡到人之经济组织形式[95]，因而将研究视角从不确定的人之个体心理切换到确定的人之经济组织上来，进而借鉴自然科学中“有限元”法、系统理论、耗散结构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彻底摒弃那些华而不实又饱受争议且未经验证、无法验证的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设，而以那些朴实无华但毋庸置疑且无需验证、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作为基本构件——物质不灭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熵增原理等等——从中找出关系式并形成铁的推导逻辑，从而初步提出了一种观察经济现象的新视角和一套分析经济问题的新范式，试图重建经济学于系统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逻辑演绎基础之上[96]：

（1）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不是人之个体，而是个体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经济单位，即“经济元”（Economic Unit，诸如家庭、企业、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非营利组织[97]等）；

（2）“经济元”是最小可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系统，是具有一定经济要素和组织形式，实现经济资源输入（Input）、转换（Transform）或转化（Conversion）、输出（Output）的社会经济活动最基本单元，因而也是包含社会经济体系辩证统一发展内在矛盾或矛盾胚芽的社会经济细胞，是经济学最一般的研究对象。

（3）“经济元”之间以及“经济元”与自然界体系之间的资源交换与经济联系，形成“经济流”（Economic Flowing，诸如物流、能流、信息流、人力流、资金流等）；

（4）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形成了一个与时空密不可分的“经济场”（Economic Field），“经济元”按一定的运行规则在“经济场”中作复杂运动，通过“经济场”来建立相互联系形成“经济流”，并受“经济场”的制约和影响，“经济场”自身也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当中。

当然，经济力学分析仍然要围绕价值、国民财富、国民生产总值等一系列概念来展开。为了描述和说明这些概念，本书提出了经济功价值论：纯粹物质商品的价值和纯粹精神文化商品的价值是两个内涵和外延截然不同的范畴，不能混同；前者不是对物质商品的静态考察，而是对它从其原始材料形态脱离自然界开始，在人类社会经济体系中形成和存续期间的全部物质运动和变化过程的动态考察，是一个过程量而非状态量，是过程中的必要火用损，因而可以用功去衡量，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有效经济功，随时间、空间变化而变化；纯粹精神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始终仅限于人们的主观精神世界，始终只是一种社会心理过程，因而其价值实际上是一种拟价值，只能通过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即人们对该产品的社会边际引致需要量和社会边际供给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来测度。现代商品社会，多数商品兼具物质产品性和精神文化性双重因素，因而其价格变化基础是包含价值和拟价值在内的社会综合价值。

基于“经济人”假设，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量采用了约束条件下的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最优化设计模型，主要数学工具则是普通集、线性代数、概率论、微积分方程、差分方程等，这些数学工具在传统分析框架中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然而经济力学分析还需引进和使用一些新的数学工具来帮助描述和推导：

首先，矢量、张量、有限元法及图论、场论的引入是必然的，有助于对经济力学分析中概念、原理的阐释过程进行理解、说明和论证，这些数学方法在结构力学、工程力学、流体力学等许多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在经济学研究中却非常稀少，如果以“经济元”这样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经济运动主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矢量、张量、有限元法、图论和场论等作为数学工具，将使整个分析和推导过程变得异常简洁。

其次，模糊数学的引入及应用对于经济力学分析是必要的。在当前经济学研究中，仍有诸多因素难以量化而被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从而使整个研究体系显得残缺不全，模糊数学的引进将有助于纾解这一困扰，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经济信息也是以模糊形式出现的。

其次，离散数学的引入及应用对于经济力学分析是重要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和模型中，经济变量及函数大都用连续性曲线来表示，但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多数经济指标并不具备连续变化的性质、或者不具备连续测度的特征而呈现离散分布，因而这些因素的数学表述和分析过程也就需要借助离散数学来解决。

最后，耗散结构[98]、协同论[99]、突变论[100]、超循环理论[101]、混沌理论[102]、分形理论[103]、灰色系统理论[104]等系统科学进展都将带来有益的思想借鉴。作为与时空紧密联系的经济场，简单的线性关系和一维时空已不能对其进行完整而深刻的描述，新的观点和方法的引进虽不足以完全解析社会经济复杂巨系统，但至少将我们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认识向前推进一大步。

 

参考文献（按引文顺序）：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版。

2、         曾启贤，“西方复兴政治经济学的思潮及一种有启发性的新思路——政治经济学札记之一”，《湖北社会科学》，1988，(5)：20-25。

3、         周新城，“不能让新自由主义误导国有企业改革”，《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26(5)：1-8。

4、         刘卓红、周从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经济研究参考》，1997，(35)：6。

5、         何兴邦，“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2，(4)：11-12。

6、         孟昭元，“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两个问题”，《经济纵横》，1994，(12)：13-16。

7、         孟昭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刍议”，《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3)：1-14。

8、         周小亮，“在大综合中构建有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家》，1997，(6)：20-26。

9、         周小亮，“立足国情构建有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8，(2)：21-22。

10、      沈立人，“跨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家》，1998，(2)：37-40。

11、      胡悌云，“关于创立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若干思考”，《河南社会科学》，2000，(5)：12-15。

12、      杨承训、金鑫，“以历史为平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州学刊》，2003，(2)：15-20。

13、      杨承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经纬》，2006，(1)：1-4。

14、      黎诣远、李明志编著，《微观经济分析》（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      《王亚南文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6、      莫里斯·K·穆尼茨著，吴牟人、张汝伦等译，《当代分析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7、      晓亮，“困惑中的思考——谈‘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上海经济研究》，1996，(8)：30-32。

18、      杜一，“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首都经济学界讨论会综述”，《经济经纬》，1996，(6)：4-7。

19、      魏埙，“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当代经济研究》，1997，(6)：33-47。

20、      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学动态》，1997，(7)：6-15。

21、      卫兴华，“中国经济学该向何处去——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思考”，《经济评论》，1998，(2)：1-8。

22、      杨凤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兼论西方经济理论的危机与变革”，《天津社会科学》，1998，(2)：52-56。

23、      于洋、邓春玲，“也谈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财经问题研究》，1999，(1)：76-78。

24、      张仁德，“也谈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学动态》，1999，(3)：7-10。

25、      马国川，“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中国改革》，2006，(3)：51-53。

26、      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7、      塞路蒙·波克纳著，李家良译，《数学在科学起源中的作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8、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康以同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9、      乔治·J·斯蒂格勒著，贝多广译，《经济学家与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30、      焦建国，“没有‘纯粹的’经济学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2)：90-92。

31、      阿加·克莱默主编，胡建新、周桂荣译，《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32、      王效民、王树春，“经济哲学：对象、内容与意义”，《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97，(4)：9-12。

33、      卡尔·马克思著，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4、      Smith, V.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mpetitive Market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Apr.):111-137.

35、      Kahneman, D. &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s under Risks. Econometrics, 1979, 47(2):263-291.

36、      Laibson, D. A Cue-Theory of Consume Current Draf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0, (5):19-27.

37、      Mullainthan, S. & R. Thaler. Behavioral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7948, 2000.

38、      Camerer, C., Loewenstein, G. & D. Prelec. Neuroeconomics: How Neuroscience Can Inform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5, 43(1):9-65.

39、      郭新华、郁惠英，“对‘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逻辑起点的诘难”，《经济问题探索》，2001，(9)：36-37。

40、      高续增，“‘自然秩序’：通向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编辑《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手记”，《中华读书报》，1998年7月1日版。

41、      Williamson, J. The Progress of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42、      乔治·索罗斯著，王宇译，《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3、      杨立雄、王雨田，“物理学的进化与非线性经济学的崛起”，《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13(10)：21-25。

44、      韩德强著，《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5、      马克斯·H·布瓦索著，王寅通译，《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46、      李跃，“也谈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困境”，《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3月1日版。

47、      Tinbergen J. The Functioning of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91, 25(3):33-38.

48、      刘安国、杨开忠，“克鲁格曼的多中心城市空间自组织模型评析”，《地理科学》，2001，21(4)：315-322。

49、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财经科学》，2002，(增刊)：1-8。

50、      王鸿飞，“黑暗中的烛光——1000年来的科学发展及20世纪社会中的科学”，《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月25日版。

51、      刘怀德，“论经济学的复杂性”，《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5(4)：47-51。

52、      傅琳，“混沌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研究”，《经济学动态》，1994，(1)：75-80。

53、      马克·布劳格，贾根良译，“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6月20日版。

54、      余斌著，《微观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55、      王曙光著，《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56、      李建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管窥”，《桂海论丛》，2002，18(1)：72-74。

57、      钟庆著，《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58、      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9、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60、      卡尔·R·波普尔著，傅季重、纪树立等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61、      狄仁昆，“西方经济学理论检验问题的哲学分析”，《江海学刊》，1997，(6)：112-116。

62、      胡乐明，“证伪主义与经济学的发展”，《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3，(5)：3-7。

63、      朱成全，“经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财经问题研究》，2003，(3)：10-15。

64、      梁正，“对西方经济学中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考察”，《经济评论》，2002，(2)：58-62。

65、      李子奈编著，《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6、      加林·C·库普曼斯著，蔡江南译，《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67、      马克·布劳格著，黎明星、陈一民等译，《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8、      赵中立、许良英编译，《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

69、      庄宗明、杨旭东，“‘经济人假设’：争论与超越——兼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学术月刊》，2001，(2)：29-35。

70、      刘涤源、谭崇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71、      陆善民著，《经济科学原理》，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年版。

72、      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73、      Mill, J. Colleted Works, Essay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Torto Press, 1967.

74、      刘瑞、吴振兴，“政府是公共人而非经济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72-77。

75、      爱德华·B·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76、      孙有中等译，《杜威文选——新旧个人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77、      张雄，“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9，(2)：96-100。

78、      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5)：55-60。

79、      道格拉斯·C·诺斯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80、      约翰·M·凯恩斯著，徐毓枬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81、      加德纳·阿克利著，陈彪如译，《宏观经济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82、      张建平著，《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83、      梁小民著，《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4、      埃德加·E·彼得斯著，王小东译，《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85、      乔治·A·阿克罗夫，“宏观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当代经济科学》，2002，24(5)：6-14。

86、      宋汪、钟正生，“宏观行为经济学刍议”，《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7(3)：9-11。

87、      刘凤良、江艇，“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39-45。

88、      董志勇、黄必红，“宏观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教学与研究》，2004，(3)：58-65。

89、      陈柳钦，“由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引发的若干思辨”，《新东方》，2002，11(3)：26-30。

90、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1998），《经济参考报》，1998年8月4日。

91、      韦革，“‘经济人’争论的思路及评价”，《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3)：60-63。

92、      约翰·布拉特，“经济学家是怎样滥用数学的”，载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康以同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93、      李扬著，《财政补贴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94、      亨利·勒帕日著，李燕生译，《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95、      安佳、陆跃祥，“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变革和研究范围的拓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3)：10-14。

96、      伊·戈·布留明著，章良猷、于维霈等译，《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下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7、      加里·S·贝克尔著，王业宇、陈琪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98、      宋世方，“西方家庭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经济评论》，2003，(5)：75-84。

99、      吴桂英，“家庭内部决策理论的发展和应用——文献综述”，《世界经济文汇》，2002，(2)：70-80。

100、   Lazear, E. Economic Imperia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1): 99-146.

101、   Roy, S.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On the Scope of Reason in Economic Inqui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91.

102、   龙兮著，《商品价值的时价原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03、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0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5、   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10)：71-76。

106、   丁堡骏，“‘苏联范式’批判之批判”，《当代经济研究》，1996，(4)：59-68。

107、   罗晓芹，“‘苏联范式’的终结和中国经济学的重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9(1)：125-128。

108、   杨永华，“评‘苏联范式’的争论”，《经济研究资料》，1996，(10)。

109、   奚兆永，“‘苏联范式’之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4)：36-48。

110、   宣迅，“解析‘苏联范式’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研究》，2004，(1)：32-34。

111、   孟氧著，《经济学社会场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2、   李文溥，“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读书札记”，《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l)：10-16。

113、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学阶梯教室网站，http：//www.gjmy.com/，2002年9月8日。

114、   李永刚，“后现代主义思潮与非主流经济学最新发展”，《学术月刊》，2005，(1)：32-37。

115、   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2)：3-12。

116、   保罗·克鲁格曼著，胡苏云、赵敏等译，《兜售繁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7、   程恩富、张建伟，“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河南社会科学》，1999，(1)：48-52。

118、   陈芮、叶浩生，“来自经济学的启示——关于心理学科的一些思考”，《心理学探新》，2004，24(2)：16-19。

119、   方钦，“经济学的新视角”，香港中文大学网站，http：//www.cuhk.edu.hk/，2004年9月30日。

120、   陈孝兵，“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及其超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0(4)：107-112。

121、   国网信息中心，《股份制的内在缺陷和矛盾》，2004年4月2日网络刊。

1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23、   苗丽静主编，《非营利组织管理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4、   伊·斯唐热、伊·普利高津著，曾庆宏、沈小峰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25、   赫尔曼·哈肯著，凌复华译，《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126、   雷内·托姆著，周仲良译，《突变论——思想和应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27、   M·艾根、P·舒斯特尔著，曾国屏、沈小峰译，《超循环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128、   苗东升、刘华杰著，《混沌学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9、   李后强、程光钺编著，《分形与分维》，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30、   邓聚龙著，《灰色控制系统》，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