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国人思维定式使然，或许是别的原因，每做一件事之前，总是要反思一番、批判一番。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最可怕的用那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泼脏水连同脸盆里的“胖娃娃”一起倒掉。

    社会保障改革大思路的形成，自然也不会略去对原有社会保障的一番反思和批判。

    1986年，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在接受《瞭望》周刊专访时，曾把原有社会保障比作“网”。他说，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主要由两大块构成：

    一大块是国家职工，包括工人和国家干部。这部分人的社会保障是以就业为基础、为前提的。一个人只要就业了，所有的社会保障便随之而来：生病，有公费医疗；生活困难，有福利补助；因工伤残，有伤残救济；年老了，有退休养老金。总之，一旦进入这个“网”，就有了一切保障，而出了这个“网”，就丧失了这一切，只要永远不出这个“网”，就永远有这一切，因此被人们称为“铁饭碗”。

    另一大块是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的农民。“男十分、女八分、婆娘娃娃六、四分”（指原来生产队的工分），口粮分配基本上是“人七劳三”或“人六劳四”，有些生产队或生产大队还办有合作医疗，另外，孤老有“五保”，等等。群众称之为“大锅饭”。

    这两种办法曾经将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网”在低水平的、然而是有效的社会保障之中，基本上做到了人人生老病死有保障。

    既然社会保障这张“网”已被编织，而且“网”住了城乡人口的绝大多数，那么，为啥还要改它呢？

    对为什么要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认识，也是在逐步发展的。

    先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时间段上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最初的认识还是很实际的。主要觉得随着经济改革，特别是城市所有制改革和农村合作经济解体，越来越多的人已不能被社会保障“网”住了。崔乃夫部长在接受《瞭望》专访时，谈到了两个方面：

    一是在农村，由于实行“大包干”等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原来的合作经济体制解体，“大锅饭”被端掉了，合作医疗也基本瓦解了。农村各种情况的困难户，过去都是靠吃生产队的“大锅饭”解决生活困难，改革以后不可能了，需要用新的办法解决；农民的看病吃药，尤其是大病重病的治疗，过去靠合作医疗，改革后合作医疗已不复存在，也需要拿出新办法。

    二是在城镇，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用工制度的发展，我国已经有一大批处在“铁饭碗”体制之外的从业者，如乡镇企业的职工、个体户，还有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职工，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从业者，这些人年轻力壮时收入高，年老了怎么办？处顺境（企业兴旺，生意兴隆，身体好等）时收入高，处逆境（企业亏损，生意清谈，染重病，工伤致残等）时怎么办？这一大批人尚未得到社会保障“网”的保护。

    此外，即使不少人在改革中仍然能被社会保障覆盖，由于原来的保障资金统筹机制遭破坏，也需要相应改革。关于这一点在本章社会统筹部分已作分析。

    客观地说，改革中所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人不能被社会保障覆盖，在农村是因为原来体制存在的基础已发生变化，需要根据新形势建立起新的体制予以解决；但在城镇则不一样，劳动保险的制度本身并不存在障碍，关键是如何扩大劳动保险覆盖面的问题。

    概念或术语的变化，往往能反映认识的变化。

    过去很长时间，劳动保险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保险一词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多，大有取代劳动保险一词的趋势。

    为什么？直观地看，劳动保险往往会被理解为“劳动者的保险”，而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似乎比劳动保险要宽。1985年9月，中央在“七五计划”建议中提出，要在“七五”期间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有学者对此加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国社会史上，尤其是老龄事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同时还提出：不仅要改革现行职工的劳动保险为社会保险，而且要建立全民性的社会保险，不仅要扩大现行退休制度的范围，而且要建立起整个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