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跨国公司的中国雇员来说，工作良好地满足了生活需求，但很少满足兴趣需求。这是令人遗憾的现实，它隐藏着一种危险，就是对工作产生厌倦，感觉极度疲劳，导致脾气暴躁，对家人和家事缺少耐心，甚至对生活产生不满、寻找解脱，导致家庭关系恶化甚至破裂。人们在讨论工作—生活平衡时，常常关注时间和精力分配的表象问题，而忽视兴趣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一根本性问题。
而在处理时间和精力的分配时，中国雇员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他们过分投入工作，把家庭生活和孩子交给别人代管，把需要花时间、精力和情感才能解决的问题用钱来草草打理，比如给家人买贵重的礼物、做昂贵的消费、出国旅行，以为那样可以弥补平时的忽视和缺席。这是无益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不仅不能弥补忽视和缺席，而且还会毒化自己和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的情感内涵，使自己和家人以为感情和交流是可以粗糙和简化的，或是可有可无的。在家庭生活中，亲情和关爱是每日重复的早晨和夜晚的点点滴滴和潜移默化，没有什么可以代替那些眼神、话语、轻拍、笑话、游戏和彼此间熟悉的小动作，也没有什么能够弥补它们的缺失。
有关工作—生活平衡，我听到过一个有见地的评论：我们年轻的时候常以工作忙为借口忽视生活，等到事业有成想要享受生活的时候，却可能已经失去了感知和享受生活的能力。
热爱家人
在我接触的管理者中，我发现，职位越重要的老板越注重保持工作—生活平衡，保证有一定比例的时间与家人分享。他们的共同点是，尽量安排工作早餐和工作午餐，晚餐跟家人一起吃。遇到对家人和家庭生活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他们决不在时间安排上对工作让步，即使有重要的客户来访。他们坚守对家人的时间承诺，雷打不动，为的是保持家庭生活的节奏和家人对自己的信赖。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顶住同事和下属的许多压力。
单位对我们的教育是一心为公，叫干啥就干啥，为了私事而放弃工作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在单位里，行为规范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当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放弃自己的生活需要。我们的父辈是这样做的，单位里的同事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也认为或曾经认为这是对的。我曾有个同事，为了工作而放弃回家探望病危的父亲，结果错过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单位领导特别对他提出表扬。这样的教育和规范是不尊重人性的，因此也会抹杀人性。
尽可能和家人多花时间是大老板们的生活守则。他们的另一个守则是尊重家人。我的第一个老板一听报太太到了，无论在干什么都一定放下来，立刻冲出去接太太进来办公室，态度像接待贵宾一样，而他一点也不“气管儿严”。他的老板也一样，有一次，其太太在一次重要的商务晚宴上因当地礼宾安排出现失误而感受轻慢，情绪失常。那位大老板立刻离开主桌，坐到太太旁边，并且整晚都坐在那儿。他对太太的关爱和尊重不仅为太太赢回了尊严，还为自己赢得了尊重。他们的大老板，即公司的CEO，同样对太太尊重、爱护有加。在一次大型长桌晚宴上，他的身边坐着中国主管部委的一位副部长，他的太太坐在长桌同一侧的几个人之外，身边没有翻译。他有重要的公司业务要跟副部长讨论，但他仍不时地回头看太太，并以亲切的目光和手势跟她打招呼。太太是第一次来中国，他可能怕她感到不适和孤单。而更让人钦敬的是公司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成功而有远见的企业家，他受到广泛的尊敬，但他对妻子的关爱和尊重让旁观的人感受到他人格的力量。在前面提到的那次长桌晚宴后，依照礼仪，他和其他公司高层领导要到大宴会厅门口跟客人握别。他立刻同意了，但转身叫着妻子的名字说：“你不必去。”我看出他不大喜欢这个礼节。为了公司的利益他可以“谦卑地”做任何事，但他要妻子保持尊贵。这些做法与中国职业经理人在公众场合故意不睬自己的配偶或为了商业利益而拉着配偶走关系的做法是个反差强烈的对比。
对子女，这些日理万机的老板同样爱意深厚。我那位老板长时间见不到儿女，心里十分想念。他把小女儿的照片放在皮夹里，只要可能就把她拉来中国团聚。他很少能联系到大学将毕业的儿子，也接不到他的电话。有一次，儿子突然打来电话，得知他在开会就说没什么事，不让我打断他，说会再打来。他知道后表现了痛苦的遗憾，要求我再接到他儿子的电话时，不论他在哪儿、在干什么，都要让他接到电话。几天后，儿子果然又打来，这一次，他正在餐厅吃午饭。我立刻要求他儿子等候，把电话接到餐厅。他回办公室时满脸的微笑。
家庭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爱和亲情源远流长，虽然琐碎，但滋润心田，其非功利的品质使它能与我们风雨同舟，相伴相随。家的缺失或家庭生活不幸福会削弱我们的创造灵感和职业发展激情。生活的挫折比工作的挫折对职业发展更具有破坏力，因为它对个体生命尊严的打击更沉重。从这一点意义上说，生活和事业孰轻孰重难分伯仲。所以，我们不要忽视对生活、对爱情、对家庭的建设，同时要珍惜自己的健康——自损健康的行为，无论动机是什么，都是有罪的，因为它损害家人的幸福。珍惜自己，珍惜家人，相爱相守，是生活的基本要义。
守住爱
以平常心和非功利的态度处理家庭关系对刚刚走向富裕、见过了一点钱跟世面的中国经理人是一个大挑战，特别是女性经理人。我们有余钱的时间还太短，还来不及界定钱的意义和价值，只看到钱在飞，众人都在抢抓，配偶的动作慢了或抢抓不利便让我们着急、生气，怨气冲天：别人开了汽车，我怎么能再骑自行车？别人买了公寓，我怎么能再住单位宿舍？别人有钱出国旅游，我怎么能只在国内转悠？别人的孩子去国外留学了，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我们迷失在物质和虚荣的欲望里，忘记了当初爱的本意。钱总是可以赚到的，爱却只有一次机会，哪一个更稀有呢？男经理人常犯的错误是把自己看作配偶和子女的救世主和主宰。他们辛勤工作，一心想让家人过好日子，但他们总是把这些挂在嘴边，把配偶和孩子看作自己的附属而要求听命于他们，而且不屑于干任何家务事，认为自己养活了对方，理应受到特别的对待。这种态度和做法对家庭幸福是极具破坏性的。没有尊重就不可能有温情，没有温情还算什么家呢？爱是有尊严的，被剥夺了尊严的爱一定会僵冷，幸福也就此终结。其实，谁又需要谁养活呢？家人只需要爱、关怀和体贴。虚名容易让男人迷失，进而忘却追求这些目标的初衷。
生命的旅程是分许多个阶段的。在生存阶段，工作是压倒一切的要义，个人或家庭生活的幸福仰赖足够保持生命尊严的经济收入。尊严不是职业带来的，而是经济能力。社会地位也一样。在这个时期，个人和家庭都可以容忍和接受彼此分离、不常相守、彼此缺少体贴和关爱，每个人都表现得善解人意。生存危机一旦消失，提高生活质量就成为每个家庭成员的自然要求。什么是家庭生活质量的核心要素呢？是爱、温情和关切。所有这些都需要表达，需要时间。可时间从哪儿来呢？我们越来越忙，身不由己。生存的乐趣渐渐远去，生活总不能开始，幸福以为是有的，可到底不知在哪儿。我们变得机械、疲倦，燃不起往日的激情。其实，我们只是有点迷失了。生存的压力和摆脱生存危机的过于执著的努力，让我们误以为未来只有一个方向，我们依惯性走下去，以为可以找到幸福和目标。所有问题，不是家人的错，也不是自己的错，而是认知角度的错。生命不只有一个方向、一种方式，就像人类社会不只有现代性一个方向和一种方式一样。每一个方向、每一种方式都是生命的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全部可能性。方向为什么只能是直线的呢？所以，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不妨停停脚步，向周围看看，就会发现其它的方向和方式：比如改掉一些坏习惯，让自己和家人更健康；改善居住环境和空间，使家庭生活更舒适；增加兴趣爱好和生活内容，让生活更有品味和情趣；做一些细小、琐碎的事，让家人感受你的爱、温情和关切，也让自己放松并有时间和心情享受自己的所有。
第三个阶段是令人向往的。我们实现了一种生命状态，心理上有种舒适感，冲突被悲悯和宽忍代替，判断脱离了惯常的标准而回归本真。工作是为了使生活更有活力，爱成为一切的主宰。我后来理解了一位大企业家的话不是虚伪的装腔作势，而是我尚未抵达的境界。他说：“来中国投资，不是因为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而是因为这里充满活力和机遇。我们的投资可以有助于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改善，有助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两国政府间的相互信任。”我记得当时对他的话很反感，现在想起来真是小家子气。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想说只有非常有钱或非常有地位的人才能实现安适的生命状态。经济安全当然是不可少的前提，但标准有多种，所以，财富不是根本的因素，生命境界才是。
保持格调
说到生命境界便不能回避生活品味这个有点小资的话题，但我并不想提倡任何小资的情调或价值观。我提倡关注两件最本质的事情，即钱和性，它们是比爱更基本的生活主题，并决定着爱的格调。
钱跟性有品味的差别吗？是的，而且确定无疑。判断一个人的品性和品味高低，最根本的是看他赚钱和用钱的方式以及得到性和处理性关系的方式。对钱和性的达观态度是需要花许多年去修炼的。钱即不是万能的救主，也不是粪土。钱是一种资源，一种工具，一种方式，一种可能性。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使用和分配钱这种资源，用它去实现什么样的可能性，反映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和生命境界。性则是最本质的生活品味，它活在我们的血液里。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样的性伙伴和如何处理性关系，反映一个人的基本审美取向和自我尊严评价。能以诚实的态度对待钱跟性是自尊和值得尊敬的，是个人修养能够达到的高级境界。诚实不等于禁欲，不等于苦行。诚实不反对追求富裕和快乐，也不要求禁止偶尔的出格。但诚实反对撒谎、抵赖，反对虚假，反对隐瞒和背叛。
在家庭生活中，放弃游戏，以真实的诚意和诚实的坦白面对和处理家庭关系和家庭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与家庭成员沟通的能力和质量，从而实现和保持家庭和睦与幸福。对没有结婚的人来说，以同样的态度对待爱情和亲密关系也是保持爱情和关系和谐的要义。
爱、性和金钱构成一个人的基本格调，在此之上还有文化和生活格调，它体现工作与生活的另一种平衡，即经济地位与文化—生活修养的平衡。关注这种平衡是因为文化—生活修养使我们有能力驾驭名声和财富并建设性地享受它们的乐趣。曾有人恶毒地嘲讽先富起来的人是“穷得只剩下钱”的“暴发户”，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指责，但经济收入与文化—生活修养的不协调发展的确是一个触目的问题。大学教育不能确保我们获得良好的文化—生活修养，我们需要在走出校园以后，在追求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生活修养，使之与职业发展同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关注两个层面的问题，即认识层面和行为层面的问题。
在认识层面上，有一种观点是令人担忧的。这种观点认为，在商务领域的成功靠的是人的动物性，只有变成赤裸裸的经济动物才能把握市场和赚到钱，只有赚到钱才会得到承认，才能获得更高的职业发展，而文学、艺术、哲学这些“华而不实的虚物”只会钝化人对市场和商机的嗅觉和反应，妨碍赚钱，所以应当全部从头脑里剔除。这种观点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它可能在职业发展的初期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让人误以为它是一个真理并会继续和永远起积极作用。事实并非如此。兴趣单一和内涵贫乏的人是缺少发展后劲的，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纵观优秀的企业领导者，哪一个不是洋溢着思想和文化的魅力？领导决策是复杂的智慧工程，所要求于人的也绝不仅仅是市场、产品以及相关的商务知识。我曾跟一家酿酒公司的中国区总经理有过一面之交，在交谈中得知他在商务生涯的中期利用业余时间在大学里学习历史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我问：别人都在读MBA，你为什么会去读历史，历史对你的商务工作有什么样的帮助？他说：历史提供一种更宽广、更透彻的视野，让我对现实有更清晰和理性的认识。无独有偶，几年前我即将离开校园时，在图书馆碰到一个退休外科医生，他也刚刚毕业，获得了历史学硕士学位。我问他打算用这个学位做点什么，他说还没有想好，但一定会有用处的。还有一个热爱历史的人，就是摩托罗拉公司的第二代领导人罗伯特•高尔文先生。他也同样热爱哲学，在他写的The Idea of Ideas一书中，他从哲学的高度探讨创造性的思维和主张在企业决策中的核心作用，以及信任对塑造企业文化所产生的奇妙影响。他以哲学分析的方式一层层剥开企业领导者工作的内核，找出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并努力寻找最简单可行的领导方式。哲学和历史赋予思维穿透力，直达事物的本质，而不被表象、潮流、共识、习惯所迷惑，追求智慧的人是不可能忽视它们的。
在行为层面上，脱离低级趣味是非常紧要的。所谓低级趣味并非指吃喝嫖赌一类，那些是堕落，还够不上低级。低级趣味指的是市井趣味。满腹经纶、出口成章的人在生活趣味上也可能是市井的，而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市井趣味导致市井行为和市井价值观，跟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居住社区、消费娱乐场所、社交圈形成对比和反差，显得很不协调。
经济地位与文化—生活修养的平衡也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这种更高层次上的平衡能使我们进入舒适的生命状态，同自己、同其他人、同这个世界实现和平。和平之人无往不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种平衡是职业发展过程中取之不尽的绿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