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曹老先生通完电话，得知老人家身体安好，甚是欣慰。再过两个月，即农历八月初一，就到他99周岁的生日，按中国人的习惯，该庆祝他的百岁寿辰啦。作为他的关门弟子（1996届硕士研究生），我在此热烈恭贺他一百岁的生日，纪念他浮沉曲折的一生。

　　老先生经常感叹，他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我们听了，实在不是滋味。决定他浮沉曲折一生的到底是什么？天意？政治？还是所谓的大历史？不管原因是什么，他的一生，是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写照，是这个动荡时代的真实反映。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还是用几个数字来简要概括他的一生吧。

　　1：一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

　　老先生16岁考入大学，20岁大学毕业，1926年经杨杏佛、叶楚伧介绍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加北伐。1929年他考取国民政府公费留学资格，1930年（年方24岁）辞去南京特别市国民党市委常委（相当于当今的北京市委常委？）一职，远赴芝加哥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1932）和哲学博士学位（1935），学习专业课程涉及社会学、统计学和经济学。1935年谢绝导师Tenney教授推荐的助理教授一职，毅然决定回国，报效贫穷而可爱的祖国。他的导师当时就预言，回国一定会后悔。此后经历的种种事实，远不止后悔一词可以概括。年少热血的他，为这一决定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有嘲讽意味的是，命运后来又给他一次机会。1947年前后在接收东北厂矿企业的过程中，他与日本企业家高崎达之助相交甚深，高崎看清中国的形势，邀他去日本创业。可老先生当时想，你一个战败国，我去干什么。1949年后，他想起高崎的话，再次后悔，即使自己不愿去台湾，为什么不转去南洋、去日本呢？

　　5：五年牢狱之灾。

　　1949年新旧政权更替之际，作为旧政权资源委员会（相当于新政权的国家计委？）业务委员会主管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曹老先生与资源委员会部分同事决定起义迎新，一方面借故拖延不迁移，保护工厂物资，另一方面在地下党安排下四处隐藏行踪。作为起义有功人员，本想全身心投入新社会的工作（就职于华东财委计划局，同时兼职任教于四所大学），没曾想1952年就被作为反动分子逮捕监禁，1954年以近乎莫须有的罪名（长期进行反人民的活动）判刑，服刑于苏北一劳改农场，直至1957年方刑满释放。重获自由后，老先生先后任教于补习学校（私立）、民办中学，教授会计学、统计学、英语，后来在淮海中学任代课教师，教数学、英语、化学和语文。文革十年作为历史反革命，再次受苦，批斗殴打、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无休止交待，“凭教眼水吞流腹，忍住心酸咬紧牙”。直到1980年才在当年学生的努力下，调回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授，这一年他已经74岁了。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当年的判决。事实上，直到1997年国家才承认他们当年起义有功的历史，这时他已经91岁了。也幸亏老先生活得够长，看到了当年的“仇人”一个个倒下，看到了历史总算还他清白。可是，怎么看当年不去台湾，而是留沪起义？他的诗中说：“一子差来定败棋”。

　　6：六门外语。

　　老先生一生懂得六门外语，分别是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日语和俄语，英、法、德三种外语全面熟练，拉丁、日、俄三种语言阅读不成问题。留学美国，英语自是不在话下，还曾发表过几首英文诗（实际上在国内大学时代他已熟练掌握英文）。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要求，硕士毕业要求掌握一门外语，老先生在国内法文已有一定基础，于是选定法文作为毕业的外语语种；而博士毕业要求掌握两门外语，老先生又修德语。对哥伦比亚学大学而言，英文自然不算外语，可中文也不被认为是外语。老先生当时曾提出抗议，校方答曰，不是我们歧视中文，而是我们没有教师来评定你的外语（中文）成绩。修习拉丁语，据老先生说，是因为学习法语和德语老打架，只好去学它们的语言源头即拉丁语。而学习日语和俄语，分别是为了抗战和战后接受东北的需要。六门外语，最后就英语用得最多，因为他教了23年中学英语。直到70多岁回到大学，才用了一些其他语言，稍稍派上点用场。

　　9：九岁。

　　这是老先生诗集中最早一首诗所标注的写作年龄。“春风何处好？河畔多芳草，柳绿带轻烟，桃红啼小鸟”，充满童趣与天真。60年后，历经坎坷的他，在文革中所作的一首诗，“沉沉地狱茫茫夜，火海刀山血肉飞，牙关紧咬护唇舌，留待天明辨是非！”，则充满了人生的苦痛、血泪和辛酸。诗，伴随了老先生一生。他将一生的得意失意、欢乐苦痛，都化为诗文，宣泄着感情，记录着时代。

　　老先生一生所作的诗，包括古典格律诗词、语体诗及英法文诗，共有三千多首，几经散失，目前留下的只有格律诗词只有二千多首。1995年，我们弟子曾经集资为他印刷成册，书名《燼餘草》，意思是烧剩下的草。“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与乎有哀，国步斯频”，此四句是他为诗集所作的题记，引自《诗·大雅》，表达伤痛；同时引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表示绵绵不绝的坚强。

　　16：一生的十六个阶段。

　　2003年，老先生印刷了自己80多万字的个人传记（未正式出版），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将自己漫长的一生，划分为16个阶段，分别是：童韶乡土（南通16年，1906—1922）、江南春好（大学四年，1922—1926）、风云际会（北伐三年，1927—1929）、海天万里（美国六年，1930—1935）、归去来兮（南京二年，1935—1937）、兵燹仓皇（抗战八年，1937—1945）、龙翔虎跃（战后四年，1945—1949）、丹凤朝阳（建国初三年，1949—1952）、幽冥沉沦（牢狱五年，1952—1957）、骅骝伏枥（中学教学前九年，1957—1966）、天昏地冥（文革十年，1966—1976）、宝瑟余音（中学教学后三年，1976—1979）、余霞织锦（大学教学八年，1980—1987）、夕照崦嵫（退休后返聘八年，1988—1996）、梦觉南柯（离休生活，1996至今）。

　　他自己概括一生为“曾上青云，曾下地狱，欢乐时少，悲苦时多”。以他学贯中西、兼及古今之才，五年沉沦牢狱、二十三年教学于中学，七十四岁才能发挥余热教大学，88岁退休改离休，真不禁令人啼笑皆非，悲从中来。我从中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历史真会开玩笑，另一个是人还是得活长久一点。

　　老先生感叹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令人心酸的是，这一感叹中含有部分事实。旧政权中的行政工作，自然被新政权认定为毫无价值；为当年经济建设而辛苦进行的调查研究报告，今天也已没有太多价值；任教中学23年，虽说有养育人才之功，但实在是大材小用。六门外语，烂在了肚子中，不能传承；深厚的古典文学造诣，也将随他而去。（作为弟子的我，惭愧的是至今一门外语（英语）学得还不算好，他的那些格律诗词，我更是门外汉，阅读尚有困难。）也许说得上有意义的是，他与席克正、王传曾等教授开创的外国财政教学和研究，至今仍体现在上海财经大学财政专业和财政学教材中浓厚的西化色彩。但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各高学财政学教材的革新和教学体系的西化，上财的这一色彩也越来越不突出了。更令他伤心的是，他着力培养的学术梯队中，真正留在高校和学术界做学问的，少之又少。

　　不过，在此恭贺老先生百岁寿辰之际，我仍固执地认为，他的一生自有其价值和意义。他的一生，其价值首先体现在他为我们这些弟子、这些后人树立了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告诉我们，原来人还可以这样全面、这样丰富！人可以有深厚文学修养，人可以掌握六门外语，人可以做好公务员，人可以做一个好教授，人还可以做一个好的中学教师！如此多的职业、如此出色的才能、如此丰富的经历，竟然可以集中于一人！当我们这一辈为一门外语而苦恼，为获得一个钱多的职业而自喜的时候，比照一下曹老先生，顿时觉得自己的浅薄和狭隘。有了这样的标杆，我们就有可能摆脱浅薄和狭隘，去追求做一个整全的人、发展的人。

　　他的一生，价值还在于浓缩反映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遭遇，反映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正确之途。传统儒家教育奠定了他们一生对社会理想和国家进步的责任和追求，西方教育又赋予他们创造性转化传统、建设现代中国的能力，未来中国发展的正确之途正在于这两个方面的融合和贯通。他一生的遭遇，无非是整个中国现代化道路艰难探寻过程，在他个人身上的集中体现。这一百年，是他个人的蜿蜒曲折，更是我们民族步履艰难的反映。

　　老先生晚年回顾，虽然对他年轻时的个人选择未免有些后悔，但他从不后悔对国家的热爱，对学业和工作的勤恳。大时代造就了他个人道路的弯曲，但他所走的路，他对国家、学术和工作的激情，会永远感染我们这些后来人。这恐怕也是他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之一。

　　最后，对老先生说一句，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