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服务无可厚非
田学斌 / 经济学消息报
气候的变化是一连串事件。一层秋雨一层寒，气温逐渐下降，大风起，自然界的冬天来了。紧跟而来的，或许，也是经济学家的冬天。
再借菲歇尔被借用得太多的名言，可以恰如其分描述近来学界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的境况：先是“郎顾之争”，经济学家被指集体失语；之后，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张维迎站出来回应，就有了“张郎之争”；跟着是顾氏被逮，科龙令人惋惜地陷入低谷；跟着就是群起责骂，经济学家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进入秋季之后，流传网上的一篇奇文让年轻的学子群情激愤，随后是武汉大学的经济学梦之队的陨落，又是一边倒的骂声不断；最新的消息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发表高论，认为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接着有媒体说，北京一流经济学家年收入百万，二流的也挣60万，又扯起了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的故事，还列举了在利益集团中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这名单很长，包括：钟朋荣、吴敬琏、萧灼基、魏杰、张维迎、吴晓求、张曙光、盛洪、曹远征等。并质问，中国的经济学家究竟该独善其身，专心于本学科的研究？还是投身于利益集团，为其代言？问题尖锐，诛心之意昭然，必须有人站出来说话了。
这些事纠缠在一起，纷乱如麻，网上的什么投票历来值得怀疑，投公众所好的言论，即使错得离谱，也容易动不动就获得90％以上的支持，拿来作论据，必须小心。但是网上的发言，反映的基本方向令人欣慰。有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误解，但是在大方向上大家意见出奇地一致，反映着经济学教育的可喜成果。市场选择永远是对的。而在当前的中国，这指明了主流方向。
有人不知道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硬要把落后的、陈旧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当宝贝，非要把即将干涸的季节性的支流变成主流。他不知道，这样造出来的主流是扶不起的阿斗，可以扶，可以把将枯的时流时断的支流当成主流，但结果是长河枯萎，农业凋敝，衣食无着的滋味，中国人再也不愿尝了。他愿意，可以给他发粮票、油票、布票，造个乌托邦供养起来，不能遗祸国人。退一万步，即使真要扶，也可以扶个一年半载，但是由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万马齐喑，就是一言九鼎的专断和恐怖。这是比恐怖主义还恐怖万倍的人间灾难。改造人的思想，关起门来搞封闭主义，不行；掰开头颅硬灌，文革的历史早经证明，实在难以得逞，最终只能造成人心离散的恶果。
什么是主流？主流就是被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东西。怎样赢得主流地位？其他的领域不清楚，但是要问学术，主要看你的东西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有逻辑自洽和外洽的体系，有没有强大的解释力。如果连歌星为什么比工人挣钱多这样的问题都解释不了，理解不了，不能接受，这样的学问怎样重视也不会有大出息。如果不具备成为主流的实力想成为主流怎么办？一般的国家环境没有办法，特殊条件下可能有一点特色，但是多数会成为被供在神坛、得享冷猪肉的神仙，人人参拜，人人捧读，人人都说信。科学与神学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以理服人，后者强调心诚则灵的态度至上。别人要选哪条路，我不管，我是只想做人不羡仙。但是如果有人逼着我选后者，打死我也不干。
有人批评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说话，怀疑人家的良心，是很严重的指责，必须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看待。首先声明，笔者不是经济学家，不幸无人请做独董，但是属于教师这个利益集团。读者可能是工人、农民、商人、技术员、公务员……不论是否愿意，都可以被划入可大可小的利益集团。是的，有人就有利益，就有利益集团。不丢人，也不高尚。
那么，经济学家能不能为社会利益集团服务，为其代言？可不可以因此多赚些钱？应不应该为现实中的一些经济问题负责？不知读者如何回答，所引消息的作者观点鲜明，而我自己的答案是前两个肯定，最后一个否定。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为学生、企业和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获取相应的收入，入情入理，无可厚非。他们的收入水平越高，说明市场对知识的回报越高，是呼吁多年的理想，是每个公众投资于子女读书的希望。今天在经济学家身上变得真实起来，不应该反对吧？
当然，与其他任何职业一样，经济学家有自己的职业准则，为企业和政府服务比如培训、讲座一定尽心尽力；面对媒体和公众时，应提供科学的分析，个人的判断不应夹带科学之外的利益因素，只能把整体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为依归。如果要为企业或政府代言，必须郑重说明，不能利用公众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尊重而谋取不应得到的收入。
有的学者对公众的发言，只是从自己的学术训练和学术推断出发，看起来好像恰好支持了某些不招公众待见的企业或人物，就可能被指责收入钱财、替人说话；有的人站在科学和理性的立场上，批评了一些公众的不当的偏见和误解，就被人指责这样的人没有良心，与公众为敌。有的学者声称利益独立，概不为企业服务，想以利益超然来表明自己为公众说话、有良心，但是要知道这样的政治正确与学者的观点是否科学正确无关。一些主观上关心爱护某些弱势群体的学者，如果对理论的把握不准确，对真实世界知得不多，就会提出不符合经济学理论当然也不能真正取得善果的观点和对策。比如1990年代初，美国议会通过对奢侈品（游艇、豪华轿车、高级皮革等）的消费征收高税，最终受损的是工人；而如果提议为保障穷人住房就规定最低房租，最终受损的不只是穷人，还有房东以及整个租屋市场。
公众多数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往往产生误解，因此多数遭受批评的经济学家很冤枉。有些学者并不清楚这样的区分，致使公众的误解加深，学者的职能被一般化，认为他们任何时候都必须代表公众。其实不是。个别不守规矩的学者，利用这种泛化的信任误导公众而得利。
纯粹的道德批评不是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批评，是不怀疑别人的动机，只就他的言行说理，就事论事。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不是其道德水平决定的，而是以他的学术训练和学术观点为尺度。爱迪生的自私世上少有，但谁会否认他为人类所作的贡献呢？
面对这一连串纷纷扰扰的事件，有人悲观起来，认为这是经济学家的冬天；有人兴奋起来，认为这是多年不遇的春天；媒体和公众争吵起来，认为经济学家放弃了自己的公共职能，走到利益集团那边去。我倒是觉得，看天看地看人心，种种迹象加起来，不偏不倚，恰好将迎来科学的春天，迎来经济学家的春天。经济学消息报 E-mail [email protected]
田学斌 / 经济学消息报
气候的变化是一连串事件。一层秋雨一层寒，气温逐渐下降，大风起，自然界的冬天来了。紧跟而来的，或许，也是经济学家的冬天。
再借菲歇尔被借用得太多的名言，可以恰如其分描述近来学界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的境况：先是“郎顾之争”，经济学家被指集体失语；之后，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张维迎站出来回应，就有了“张郎之争”；跟着是顾氏被逮，科龙令人惋惜地陷入低谷；跟着就是群起责骂，经济学家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进入秋季之后，流传网上的一篇奇文让年轻的学子群情激愤，随后是武汉大学的经济学梦之队的陨落，又是一边倒的骂声不断；最新的消息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发表高论，认为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接着有媒体说，北京一流经济学家年收入百万，二流的也挣60万，又扯起了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的故事，还列举了在利益集团中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这名单很长，包括：钟朋荣、吴敬琏、萧灼基、魏杰、张维迎、吴晓求、张曙光、盛洪、曹远征等。并质问，中国的经济学家究竟该独善其身，专心于本学科的研究？还是投身于利益集团，为其代言？问题尖锐，诛心之意昭然，必须有人站出来说话了。
这些事纠缠在一起，纷乱如麻，网上的什么投票历来值得怀疑，投公众所好的言论，即使错得离谱，也容易动不动就获得90％以上的支持，拿来作论据，必须小心。但是网上的发言，反映的基本方向令人欣慰。有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误解，但是在大方向上大家意见出奇地一致，反映着经济学教育的可喜成果。市场选择永远是对的。而在当前的中国，这指明了主流方向。
有人不知道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硬要把落后的、陈旧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当宝贝，非要把即将干涸的季节性的支流变成主流。他不知道，这样造出来的主流是扶不起的阿斗，可以扶，可以把将枯的时流时断的支流当成主流，但结果是长河枯萎，农业凋敝，衣食无着的滋味，中国人再也不愿尝了。他愿意，可以给他发粮票、油票、布票，造个乌托邦供养起来，不能遗祸国人。退一万步，即使真要扶，也可以扶个一年半载，但是由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万马齐喑，就是一言九鼎的专断和恐怖。这是比恐怖主义还恐怖万倍的人间灾难。改造人的思想，关起门来搞封闭主义，不行；掰开头颅硬灌，文革的历史早经证明，实在难以得逞，最终只能造成人心离散的恶果。
什么是主流？主流就是被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东西。怎样赢得主流地位？其他的领域不清楚，但是要问学术，主要看你的东西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有逻辑自洽和外洽的体系，有没有强大的解释力。如果连歌星为什么比工人挣钱多这样的问题都解释不了，理解不了，不能接受，这样的学问怎样重视也不会有大出息。如果不具备成为主流的实力想成为主流怎么办？一般的国家环境没有办法，特殊条件下可能有一点特色，但是多数会成为被供在神坛、得享冷猪肉的神仙，人人参拜，人人捧读，人人都说信。科学与神学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以理服人，后者强调心诚则灵的态度至上。别人要选哪条路，我不管，我是只想做人不羡仙。但是如果有人逼着我选后者，打死我也不干。
有人批评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说话，怀疑人家的良心，是很严重的指责，必须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看待。首先声明，笔者不是经济学家，不幸无人请做独董，但是属于教师这个利益集团。读者可能是工人、农民、商人、技术员、公务员……不论是否愿意，都可以被划入可大可小的利益集团。是的，有人就有利益，就有利益集团。不丢人，也不高尚。
那么，经济学家能不能为社会利益集团服务，为其代言？可不可以因此多赚些钱？应不应该为现实中的一些经济问题负责？不知读者如何回答，所引消息的作者观点鲜明，而我自己的答案是前两个肯定，最后一个否定。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为学生、企业和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获取相应的收入，入情入理，无可厚非。他们的收入水平越高，说明市场对知识的回报越高，是呼吁多年的理想，是每个公众投资于子女读书的希望。今天在经济学家身上变得真实起来，不应该反对吧？
当然，与其他任何职业一样，经济学家有自己的职业准则，为企业和政府服务比如培训、讲座一定尽心尽力；面对媒体和公众时，应提供科学的分析，个人的判断不应夹带科学之外的利益因素，只能把整体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为依归。如果要为企业或政府代言，必须郑重说明，不能利用公众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尊重而谋取不应得到的收入。
有的学者对公众的发言，只是从自己的学术训练和学术推断出发，看起来好像恰好支持了某些不招公众待见的企业或人物，就可能被指责收入钱财、替人说话；有的人站在科学和理性的立场上，批评了一些公众的不当的偏见和误解，就被人指责这样的人没有良心，与公众为敌。有的学者声称利益独立，概不为企业服务，想以利益超然来表明自己为公众说话、有良心，但是要知道这样的政治正确与学者的观点是否科学正确无关。一些主观上关心爱护某些弱势群体的学者，如果对理论的把握不准确，对真实世界知得不多，就会提出不符合经济学理论当然也不能真正取得善果的观点和对策。比如1990年代初，美国议会通过对奢侈品（游艇、豪华轿车、高级皮革等）的消费征收高税，最终受损的是工人；而如果提议为保障穷人住房就规定最低房租，最终受损的不只是穷人，还有房东以及整个租屋市场。
公众多数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往往产生误解，因此多数遭受批评的经济学家很冤枉。有些学者并不清楚这样的区分，致使公众的误解加深，学者的职能被一般化，认为他们任何时候都必须代表公众。其实不是。个别不守规矩的学者，利用这种泛化的信任误导公众而得利。
纯粹的道德批评不是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批评，是不怀疑别人的动机，只就他的言行说理，就事论事。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不是其道德水平决定的，而是以他的学术训练和学术观点为尺度。爱迪生的自私世上少有，但谁会否认他为人类所作的贡献呢？
面对这一连串纷纷扰扰的事件，有人悲观起来，认为这是经济学家的冬天；有人兴奋起来，认为这是多年不遇的春天；媒体和公众争吵起来，认为经济学家放弃了自己的公共职能，走到利益集团那边去。我倒是觉得，看天看地看人心，种种迹象加起来，不偏不倚，恰好将迎来科学的春天，迎来经济学家的春天。经济学消息报 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