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刘文瑞
写出《大同书》的康有为，极为聪明，极为狂妄，极为执拗，极为自信。在中国近代，他是那种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物。康有为的一生充满了故事，幼年为神童，读书为学霸，成年后发动变法耸动全国，治学著书则自以为是。连他的弟弟康广仁，也曾在政变前给朋友何易的信中批评道：“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康有为的这种作风，是很多人不喜欢的。但不管喜欢与否，都不能无视他在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
康有为设想的大同社会，采用了《礼运》大同理想的躯壳，注入了近代工业社会的内容。...
《礼运》所说的大同小康，文字极为简略，尤其是它把儒家推崇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列在第二等的小康，引发了后学的“不高兴”。于是，有学者就提出“错简”之说，认为《礼记》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竹简的前后错乱，应当把“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这26个字移到“大道之行也……不必为己”之后，使这些圣人置身于“大道之隐”的小康之前。这样，儒家推崇的三代就是大同，而孔子所处的春秋就是...
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萌芽很早。人类社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思维的形成，肯定会产生出对美好世界的渴望和想象，这种想象与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上古记忆融合一体，加上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最终汇聚为对理想社会的期盼。古代的思想家通过对理想社会的想象进行梳理和建构，整合形成人类社会的乌托邦愿景。在西方，古希腊的智者气象，催生出柏拉图的《理想国》，即哲学为王；在中国，春秋战国的圣贤理念，催生出《大同篇》，即圣人治国。
《礼记·礼运》的开篇就提出了“大同”和“小康”两个社会概念...
大同理想是中国古代构思出来的乌托邦，是想象中的人类社会最高境界。与大同对应的小康，是现实中能够达到长治久安的社会形态。自从《礼记·礼运》提出大同小康之说后，古代的儒者对此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大同理想包括三个来源：一是道家的上古崇拜，二是墨家的尚同之说，三是儒家的价值理念。到了近代，随着社会动荡变革，康有为著《大同书》，给大同理想注入近代的自由平等观念和工业化前景。古代的大同理想，以乌托邦方式确立“天下为公”的价值准则，矫正儒学崇尚经验的实用倾向，给“实用理性”赋予超验正义。而儒学对大同的疏离，又可防范乌托邦的走...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在百家争鸣中，墨家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学派。墨子的特殊，首先是他身份的特殊，在先秦的学人中，他是一个有名的能工巧匠，其木工手艺在公输般（即鲁班）之上。在诸子文人群里，他是唯一的匠人，后世因此说他代表手工业者。其次是他行事的特殊，他的楷模不是“郁郁乎文哉”的周公，而是把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的夏禹。别人追求功名富贵，墨子则甘于吃苦，不畏艰险，似乎刻意找罪受。要说中国古代如果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典范，墨子应该排在首位。墨学的特殊，首先是其兴起之速，影响之大，...
批判墨子最激烈的是孟子。他的名言是“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凑巧的是，诸子百家中唯有墨家一系在后来绝迹。因此，后人重温或者追忆墨学，往往从孟子对杨墨的批判切入（对于这一批判，宋代二程和朱熹有详细的辨析）。正因为孟子的缘故，后人在谈到墨子时也分为两个方向，要么追随孟子，要么批评孟子。现代学人傅斯年，就以对照的方式列举了儒家和墨家的对立，包括：尚贤vs亲亲，尚同vs事有差等，兼爱vs爱有等差，非攻vs义战与不义战之别，节用vs居俭奢之间，节葬vs厚葬，天志vs天命，明鬼...
孟子有一句名言：“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梁惠王上》）在传统礼制中，干脆把它确立为一条行为规范：“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礼记·玉藻》）对此，历来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不外两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虚伪，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仁道。
平心而论，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虚伪论符合常人的观感：既然不忍杀生，就不要吃肉。又要满足口腹之欲，又不忍看到动物死亡的痛苦，远离杀生现场而使自己吃得心安理得，这不是虚伪是...
东汉王充在建立自己的人力资源理论时，对儒吏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注意到汉代政府重吏轻儒的缺陷，指出儒生和文吏两类官员的不同，提出“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的设想，并对儒学群体中的儒生、通儒、文儒、鸿儒进行区分，批评俗儒向文吏的转化，进而对官场人员结构和层级结构做了论证。他还对贤佞区别进行了辨析，归纳了佞人的各种表现，提出了识别佞人的方法，从逻辑关系上批驳了世俗的贤人标准，以或然性否定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必然性。他提出的“以欲察佞”、“观心定贤”，具有历史性的启发意义。从《论衡》的整体倾向看，王充在自然科学和哲学...
再笨拙的管理者，也懂得赞许和重用鸡群中的鹤；而聪明的管理者，是发现并培育能够长得接近鹤的鸡
叔孙通是秦汉之际的一个特殊人物。论学识，他没有多少出色的见解；论功绩，逃不出鲁迅讽刺的“帮闲”行列；论人品，后世儒家对他多有微词。然而，他却成为汉代倡导儒术的第一人，值得管理者仔细品味。
作为一个儒者，叔孙通的学术应该有很好的基础，否则也不会被征召为博士。在秦朝儒学不是主流，叔孙通很清楚自己不过是朝廷的一种装饰，所以，他大概属于那种小心翼翼讨好上级的太平官员。陈胜吴广起事，秦二世为此询问博士和儒生，有人说是造反，有人说是盗贼，唯有叔孙通揣摩上意，赞颂...
在中国古代的帝制时期，针对政策失误、天灾人祸，皇帝往往要下罪己诏，以示自己对政治责任的承担。
在中国古代的帝制时期，针对政策失误、天灾人祸，皇帝往往要下罪己诏，以示自己对政治责任的承担。这种做法是从汉文帝开始的，此后的帝王，一旦要下罪己诏，无不以文帝为楷模。文帝前元二年十一月，以日食为由下诏罪己，而且语气诚恳，情真意切，辅之以“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同时省减宫廷守卫部队，把多余的车驾马匹移交给驿站，由此开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汉文帝创立罪己诏这种方式，与他当皇帝的偶然性有极大关联。正常情况下，文帝是得不到帝位的，但由于吕氏专政弄得天怒人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