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汪晖
［导读］我们身处一个巨变时代。新技术与新生产形态正在改变全球性的时空结构，也重塑着我们的生存方式。然而，我们认识世界却依旧很难脱出“民族国家”、“霸权转移”这些传统的秩序想象。理解力和想象力的贫困，限制了我们对更好秩序的实践和探索。本文节选于由修远基金会主持、国内外思想界知名学者联袂打造的重磅新著《新周期》，文章从中国近代遭遇西方挑战所引发的世界观巨变出发，深刻揭示了物质生产变革过程与人类自我认知的复杂互动，以及建立在这种互动关系上的组织、政治形态的变革。在这样一个新的巨变时代，这样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突破那些已然在巨变中...
北方的文集《北大南门朝西开》出版了，我向他表示祝贺。在今天的媒体评论界，北方算是异类。他做过社会调查，但并不是以调查类报道出名的记者；他写杂感评论，不但没有如今媒体文字的脂粉气，更加没有那些貌似嚣张但实质在取媚的文字的味道。他的文字是长短不一、富于战斗性的社会批评和理论批评，或者用当年瞿秋白的语言说，是“社会论文”。北方毫不隐晦地与他所生存的媒体世界斗争，即通过挑战媒体世界的主流观点，揭示事物的真相，也因此，揭示真相的过程也就是批驳他自己置身的媒体世界为掩盖真相而制造的“真相”的过程。但细读其文，才发现相较于他谈吐间的尖锐，他的文字其实是更...
原刊编者按：施密特是当代德国的重要政治家，1974年至1982年间曾任西德总理，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有过会晤，长期关注中国及其历史文明；退休后，施密特来中国15次，中国成了他后半生研究的焦点课题，至今出版了《伟人与大国》、《理解中国》两部有关中国的著述，对中国人民抱以友好感情。汪晖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2013年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同获"卢卡·帕西奥利奖"。
去年1月31日下午，在赫尔穆特·施密特位于汉堡的家中，汪晖与施密特有过一次有关中国与世界的长谈。谈话用英文进行，...
无论是在历史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文本，刘禾的这本书都是一本重要的作品。这个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刘禾把符号学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以此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这本书的取材，每一章很不一样，看起来好像是指向完全不同方向的。但是，刘禾试图将她所说的对福柯之后的思想史方法的探讨贯穿整个的解释系统，进而提供现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野。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符号学和话语理论是她解读文本的方法，刘禾由此展开了一个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历史世界和思想世界。这一点，与通常历史研究把历史材料当证据而不是当文本的方法非常不一样。文本...
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发展的稳定性,认为没有出现重大危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中国最大的危机是1989年危机,而最深刻的和持续性的危机则是政治领域和国家机器日益为市场关系所渗透。正如今天的金融危机一样,1989年的危机同样是国际政治与社会危机的一部分,可以视为苏东危机的前奏。像中国一样,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它们一样倒掉?究竟是哪些要素维持了中国的稳定性并提供了高速增长的条件?在经历了30年改革之后,这些条件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异?要讲中国经验的独特性等等,首先要回答的是中国与苏东国家、尤其是...
——打破发展主义共识，寻找新出路
摘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共识，以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主义，制造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并使得地方、乡村的传统、文化价值衰败消亡，而后者恰恰是摆脱现代性、惟发展主义的宝贵资源，更是维系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基石。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作为大国的中国应突破单纯的环境保护，通过对发展和生态问题、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思考和规划，走出不同于西方发展逻辑的自主性发展新路来。
序 言
改革开放30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