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新冠疫情给慈善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西北大学慈善研究院 赵润琦
慈善组织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生力军，全国各地各类慈善组织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自己的优势，集中全力募集款物，及时实施各种专业化服务，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截至3月8日，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资金约292.9亿元、物资约5.22亿件。
在面对疫情大考中，慈善组织尽管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收获了显著的效果，但却没有向社会交出一份令公众最满意的答卷。在不信任和爱心受阻两大负面情绪叠加下，网民对湖北、武汉红十字会提出质疑，再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依然存在者“公信力不强”、“专业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着披露标准规范不统一、信息不详尽、解答网民关切问题所释放的信息模糊不清的问题；存在着捐赠资金下拨慢，捐赠物资拨付不精准，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全面、不透明等问题。慈善组织行为和慈善行业生态都有待改善。
这场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对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的发展来说，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考验着慈善组织的慈善动员、资金募集和慈善服务能力，而这种战时的考验要比平时精准得多，慈善组织在战时的成长要比平时更快，更有意义；而且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和挑战，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慈善组织应该根据抗疫的现实状况，全面审视自身的发展状况，针对自身在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难点、堵点和痛点，找出根源，解决问题，提升专业化水平，重塑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超前谋划自身的未来发展，积极探索中国式的慈善事业发展道路。
1.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变化的特点，谋划自身的未来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不仅有农业社会的痕迹，而且有工业社会的特征，还有信息社会的表现，三种社会形态同时挤压在一个空间之中，给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的行为选择提供了环境参照。当下中国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的意识及其行为表现中，不仅有农业社会反应慢、行为迟缓的影子，而且有工业社会重视精英权威的特征，还有信息社会不确定性频发、信息传播速度快、真假难辨的表现。这些表现在疫情发生和扩散，以及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所采取的决策和对应措施中表现出来。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决策机制，难以适应疫情扩散和信息传播速度加快的局面，缺乏风险意识和主动担当精神，层层报批、等待中央高层决策的行政机制，难以适应当代社会不确定性突发、风险频发的社会现状，往往会延误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导致难以估量的社会后果。信息社会的不确定性频发，信息量大，传播速度极快且真假难辨，要求地方政府和慈善行业采取扁平化的高速应对机制，才能及时快速做出反应，以果断快速的应对措施，阻断疫情向全国各地蔓延。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慈善组织，在面对信息社会的诸多变化时，都需要建构快速有效的应对机制，采取积极有效的快速应对措施，才能转危为安，处惊不乱。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在谋划未来发展时，必须利用自身扁平化结构的优势，建构高效快速的应急机制，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发生，谋划更有效的慈善项目，根据信息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利用大众传媒和网络媒体强化慈善募集的宣传力度，对接社会资源，实施社会化专业化的救助服务，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2.加强慈善行业治理，培育枢纽型慈善组织，构建健康有序发展的慈善行业生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慈善行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慈善法》颁布实施以来，慈善组织行为有了法律规范，互联网捐赠平台创新了慈善捐赠的方式，截止2019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超过了7500家，志愿者达到1.2亿，中国慈善事业步入了快速发展期。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慈善组织的社会地位不是由政府权力机构所赋予的，而是在履行组织使命的积极作为中所获得的，其社会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行为及其社会效果的认可。各级各类慈善组织在资源分布、专业能力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存在着不平衡性，有的拥有宽广畅通的资金募集渠道和较强的专业服务能力，其社会公信力更易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有的资源明显不足，资金募集渠道单一，专业服务能力缺乏，其作用不能得到正常的发挥，社会影响力较弱；也有以慈善之名行获利之道，严重影响了慈善慈善的社会声誉，社会公众对之产生了某种不信任的情绪，导致公众捐赠和服务的爱心受阻。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对疫情扩散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能力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动员宣传、资金募集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慈善组织行为出现的某些偏差，导致了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慈善组织的专业能力和社会公信力有待于提升，慈善行业治理迫在眉睫。强化慈善行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需要以《慈善法》为依据，培育枢纽型慈善组织，发挥枢纽型慈善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和整合各类慈善组织的力量，形成慈善组织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社会机制，构建健康有序、良性发展的慈善行业生态。
3.创新慈善沟通方式，加强社、政、企多方合作与社会监督，构建慈善行业发展的社会生态。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慈善行业和慈善组织存在的问题不断显露出来，如信息披露不及时，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捐赠物资下拨不及时，不精确等，这些问题在《慈善法》颁布实施三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就不能不令人深入思考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就其深层原因来说，其中不仅有慈善行业和慈善组织的问题，也有政府和社会监督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疫情严重的湖北和武汉地区，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的信任，影响着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对慈善行业的发展及其社会生态的改善提出了新的挑战。慈善沟通是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进行资金募集，实施慈善救助，拓展慈善服务的有效途径，也是获得社会公信力的根本措施，改善慈善沟通的方式，对于促进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慈善组织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历来是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必须面对且要处理好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既依赖于有效的慈善沟通，又依赖于社会公众、大众媒体对慈善组织行为的有效监督。加强慈善组织与政府机构和企业的有效合作，建构有效的社政合作和社企合作机制，加强政府、社会和媒体对慈善组织行为的有效监督，改善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发展的社会生态，对于促进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的发展，同样具有非常主要的意义。改善慈善沟通方式，提升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沟通能力，重塑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是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发展的创新支撑，改善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的关系，建构有效监督机制，创新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发展的良性社会生态，形成慈善组织创新驱动与社会支持系统的融合推进机制，是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