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以来，我国政府汲取当年非典的经验教训，果断采取大规模措施，控制和稳定局面。从中央到省、市、区地方政府，都快速出台政策帮扶企业共克时艰，如江苏“苏惠十条”和广州“暖企八条”等，通过减税降费、延缴社保、财政补贴、鼓励职业培训、降低融资成本、开通专用窗口等措施，在重塑经济信心、减轻企业负担、稳岗就业、增强流动性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但是，总结上述措施，主要以供给侧刺激为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作为受益主体，一是交给政府的钱少了，二是金融机构给的钱多了，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和成本压力，但对国内广大终端消费者的信心提振仍然不足，而2019年消费对我国经济贡献度已达57.8%，超半壁江山。老百姓担心降薪、失业等风险，更加看重储蓄和房产投资，不敢消费、不愿消费。再加上积极货币政策下的内部通胀压力，以及他国疫情隔离引发的外需不足，企业即使持有充裕的资金仍开工乏力，很可能盲目进行无效投资，造成资源浪费并助长资产泡沫，起不到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控的作用。

然而，经济增速快速下滑，会影响社会的动态平衡，各种隐藏的问题和矛盾就会暴露出来，从实体经济蔓延到金融体系，两者再相互冲击，触发系统性风险。我们目前需做好预防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准备，不发生则皆大欢喜，若发生也能成竹在胸、从容应对。因此，在策略上，除了承袭过往的成功经验，在此非常时期应开拓一些创新手段，以下从国家、金融、企业层面进行表述：

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在这轮危机应对中发挥核心引擎的作用。2019年全国财政收入19万亿，同比增长3.8%，赤字率2.8%。专家建议可适当上调赤字率至3%，并增加专项债发行规模，为减税降费和增加基建支出腾出空间，以放水养鱼，扩大内需。新增的上万亿财政资金应如何分配？正所谓僧多粥少，相信目前摆在政府案头亟待扶持的项目和企业已排起长龙。除了公平均衡原则，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能否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杠杆效应也应作为重点要素加以考虑。

1、   继续落实差异化疫情防控政策。截至3月16日，虽然大部分省份确诊病例已经清零，国内疫情传染基本肃清，但欧洲正成为疫情蔓延的“震中”，不排除后续肆虐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为防止病毒境外输入、二次传染，还是应再坚持差异化疫情防控政策一段时间，直至疫情形势在全球基本被控制。在有序调减防控层级、恢复经济生产的同时，仍应重视对国外入境人员的检查隔离、人员集中流动区域的定期消毒、个人卫生防护的宣传引导。我国为本次疫情付出了沉重代价，不能在最后时刻前功尽弃。

2、   “新基建”担纲本轮投资拉动经济的主力。不同于传统基建的“铁公基”，本轮新基建主要指5G、IDC（互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以及养老、教育、医疗等本次疫情冲击暴露的公共建设短板。“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推动改革创新，并改善民生福利。

3、   尝试用线上交易平台拉动消费需求。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如天猫、京东、苏宁、美团、微信、滴滴等日常衣食住行的龙头线上消费交易平台。2019年消费品零售总额41万亿中网上零售额为10.63万亿，占比25%，年增长率为16.5%，高出平均增长率8.5%。这里长期活跃着几千万中小企业和数亿消费者，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商业生态。政府可通过这些平台操作类如“双11”的促销活动，将财政补贴政策直接传导至社会神经末梢，鼓励老百姓消费，运用消费乘数，老百姓获得实惠，商家获得市场。同时，根据交易订单信息，灵活为商家配置供应链金融产品，快速融资恢复生产。此举效果立竿见影，且人财物要素齐备，但应注意在流程设计和制度监督上的规范执行，确保惠利目标对象，没有中间环节“薅羊毛”。

4、   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终实施效果，都取决于政策引导背后的扩散效应。如果说国央企是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那民营企业就是为经济发展推波助澜的主力。因为民营企业更具备高度市场洞察力、活跃创新力和快速执行力，可以成为“新基建”的重要参与力量。尊重民营企业的历史地位和资产安全，调动民营经济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剔除过去一段时间“国进民退”的企业家恐慌，相信中国经济能爆发出更多潜力，能更稳健地熨平疫情带来的经济波动风险。

5、   政策扶持定向精准实施。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交通、运输、旅游、餐饮、文娱等行业，应定向实施精准财政及货币政策，较其他行业，准入门槛应更低，扶持力度应更大；同时，对于受本次疫情影响最为严重、隔离时间最长的湖北省，可做好财政转移支付、定向扶持工作，重点帮扶与全国性产业链休戚相关的行业和企业。期待在疫情结束后的3-6个月，这些行业和地区都能恢复正常生产运营，不存在短板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