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的公益慈善杂谈

　　现代意义上的公益慈善事业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有一个形成、发展的历程。就美国而言，公益慈善受美国社会早期（含殖民时代）的社会观念尤其是新教信仰、清教伦理的影响，殖民时期马塞诸塞总督温斯洛普以及杰斐逊、林肯等人对美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了解美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有必要全面把握美国社会的公益慈善理念、主张的起源、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中，美国社会（含殖民时代）三个不同时期的三位统治者的观念、主张、作用，对美国今天较为完善的公益慈善事业奠基了根基。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褚蓥翻译的《爱的纽带与美利坚的形成：温斯洛普、杰斐逊、林肯的慈善观念》（马秀. S 胡兰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有比较深刻的介绍。

　　全球公认美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比较发达（当然不同的人理解不一样，可能有人会反对这个判断，且不争辩），但这种比较完善的状态，既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一个历史演变发展过程，也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可以发展出来的。真正的公益慈善事业建立在一定的信仰、伦理及其造就的社会思潮、文化土壤上。一些国家或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的诸多问题，可能跟这个有关。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相对发达并没有什么不可深测的奥秘，其实就是因为完备了两套机制：一是文化信仰、伦理（信仰机制），即清教伦理、及其所根植的社区精神；二是利益联结机制，即完备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遗产税法和公益慈善抵减税制度。

　　对比中国，在制度或者说利益联结机制上，目前中国只有公益慈善的减免税制度，另外两个制度是没有的；在非正式制度或信仰机制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信仰、伦理基础主要是两个：其一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宗族慈善，主要惠及于家族、宗族（推演出去就是连襟、朋友、同学、同乡，其实也是熟人社会的一种交往模式，比如同学之间也会相互帮助、捐赠，但对陌生人不太会），宗族慈善传统不符合现代公益慈善的要求，也容易产生家族腐败、政治腐败；其二类似于一种交易心态，如“做好事得平安”。通常中国人的怜悯心都是从这两个形式中衍生出来的，这两种伦理基础都不适应现代公益慈善的要求。但大体上，这些伦理推动了中国传统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不过，中国乡土社会目前正在加速崩溃，在务工经济、乡村宗族衰弱的现实背景下，宗族慈善也越来越难有发展空间，而无神论也摧垮了根基于宗教信仰的慈善行为。当前中国的慈善主要是两类：官办慈善（由政府主导，例如湖北红十字会再这次疫情中哪怕前期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公信力几乎折损，但官方决定有关捐赠还是必须通过湖北及武汉红十字会进行），以及基于利益交换的慈善——把公益慈善当做生意来做。

　　展开来说，还有两个方面简单阐述一下：

　　其一，最近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看武汉抗疫新闻，得知中国有四大顶级医院驰援武汉。梳理中国不少知名医院的历史渊源，可以发现，凡是取名叫什么协和、同济、华西、湘雅，都多多少少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医院，这这既是西方传教士们传福音的主观行为，也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些早期的教会医院、教会学校为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现代医院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是辛酸、屈辱但又五味杂陈的存在。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政府通过枪炮打开中国的国门，配合民间资本掠夺资源、建立通商和自由贸易市场（我国改革开放就是主动来建立平等的自由贸易市场）；另一方面，伴随着枪炮，西方民间社会有两拨人跑到中国来，一拨人纯粹做生意，建市场、要资源，另一拨人忙于传播基督信仰，帮助中国建立医院、学校、福利院、收容所……，缓和、化解因战争带来的伤害、灾难，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就得益于这样的西方慈善机构和西方的民间社会人士。

　　其二，公益慈善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形成和维持离不开有效的社会规范、共享的信念和价值观的支撑，如信任、互惠、认同、宽容、理解和约定俗成的规范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要有文化价值、伦理基础以及建基于这种伦理上的国家制度规范、行政管理体制。离开了这个价值根基和制度根基，公益慈善就会混乱不堪。这就是，尽管中国基层治理不能照搬西方社会的标准方程式，理应有自身的乡土依据与治理逻辑；但是，中西方基层治理的内核价值、目标取向理应具有相通之处。

　　当然，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可以通过经济利益来联结，其前提条件是：（1）共建、共治比不共建、共治能够新增利益；（2）这些新增的利益能够得到合理、公正的配置；（3）有一套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4）且这套机制在操作上能假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能够被量化并具有可比性、可分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