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上和学术界的评论，我大体都了解了一些，有以下几个方面，想做一些非学术但是诚恳的补充和说明。主要还是针对我习氏族人以及关心凿齿文化和精神的同仁们，不要轻易受网上的信息和言论所误导。
一、正史、地方志和家谱的关系
众所周知，正史、地方志和家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三大来源，三者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并不是因为家谱非官方记录，涉及范围小，就比正史和地方志的可信度低一等。家谱的确会存在一些缺陷，受人力、物力和财力影响，有些事件的来龙去脉，缺乏充分的考证和材料支撑。但是自汉以来，我国社会多数时期是以儒学为尊，以仁孝治天下。家谱虽可能会有攀龙附凤的成分，但也不至于抛弃自己的亲祖宗，乱认一个假祖宗。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编纂过程中，没有官方的标准和制度，但受仁孝道德底线的约束，家谱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中国不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还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文明的文明古国。什么是连续文明？就是我们虽然经历过无数的朝代更替，但我们没有被人灭族、屠杀殆尽，没有完全放弃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当今中国生活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流淌着的都是那些曾经在先秦时期生活的人的血液。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现在活着，都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足够的优秀，在无数的战火与灾害中顽强的生存下来，并一代一代繁衍传承下来。
先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现在听来会觉得保守。但也正是这样一种保守思想，这样一种家族荣誉和文化精神，才使得我们的祖先在那样艰苦的环境，甚至惨绝人寰的战争和灾害下，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能够最终胜利并获得繁衍的权利。从而能够让我们今天读公元前的历史，和其他国家的人感觉不一样。其他国家的人读得都是关于别人祖先的故事，而我们读得是关于自己祖先的故事！
因为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同，不同的家族繁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像刘、李、赵、朱这样曾经统治中国几百年的家族，因为繁衍后代太多、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太多，单单靠一个族谱已经不可能记载得了，也没有这样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统筹编制，他们只能做其中某一支的族谱。我记得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小说，刘备到处跟别人忽悠说他是中山靖王之后，是当今皇帝的叔叔。当时还觉得好笑，一个织席贩履的农夫，怎么会是当今皇帝的叔叔呢？后来从正史了解到，中山靖王有很多老婆，有近百个子女。这样一算，繁衍若干代下来，有没落地像刘备这样的子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而且刘备确实也是非常优秀了，他最终还是当上了皇帝，间接说明他的能力和基因还是非常正统的。中国历史上能够从一个农民逆天改命成为皇帝的人，是屈指可数的。
直到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习姓人数都不超过100万，人口数全国排名第296位。如果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恐怕人口都不会超过4万。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洪武年间中国人口大约6000万，当今中国人口大约14亿。按比例简单推算，明朝洪武年间的习姓人数大约也就4万人以内。
习姓家谱修撰始于宋朝，但是最权威和完整的修订，应该分别是明朝洪武年间习均谦及明代宗景泰年间习嘉言（习经，字嘉言）修撰。习均谦虽然只是县里教谕，但为人正直、治学严谨。习嘉言是詹事府詹事，虽然官职不高（正三品），但从事皇子或皇帝的内务，并且统领左春坊、右春坊、司经局等部门。以他所处的位置，掌握的人力、物力、财力，掌握的相关历史材料和民间资料，主持修撰当时只有4万人口的习氏家谱，其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正史虽然是官方授权修订的，但是受制于统治者“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也并不是完全可信的，需要仔细地辨别和推敲。比如，《汉书》记载汉废帝刘贺在位27天，不仅荒废朝政，而且做了1127件荒唐事，平均每天做30多件。其中，强抢民女、淫乱宫中自不必说，刘贺同志居然还带着随从把祭祀的祭品都吃了个精光！（刘贺同志毕竟是皇帝，何至于吃祭品？退一万步讲，就算刘贺同志改不了花花公子的本性，也不至于吃祭品吧。就算是想吃，尝尝就行，何必吃个精光？）。
如果刘贺是个傻瓜或者疯子，一天做三十多件彪炳史册的荒唐事，连续做二十七天，也是有可能的！但稍做思考，这都是不可能的。当时刘贺并不是皇帝的唯一候选人，霍光在选人之前，不可能没事先做功课，请个疯子来做继任者，最后把自己弄得很狼狈。又大费周章冒着巨大的风险来废帝，给自己留下身后骂名，死后被抄家诛族。
中国的正史很多虽然是隔代修撰的，但是所用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很多就已经是带有导向性了。因为多数情况下，只有被统治者认可的史料才能遗存下来。除非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人们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将真相保存下来或口口相传。其他很多事件，由于没有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知道真相的人又少，就只能凭官方公布的记录，由史家来做判断了。
也正是因为正史的不足，才需要地方志和家谱来做补充和相互印证。如果正史和家谱出现不一致的地方，不能简单粗暴地用正史来否定家谱，也不能用家谱来否定正史，而是需要更进一步科学合理的论证。在东晋时期，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关于习凿齿的生卒年份及为避祸乱的迁徙隐居地等信息，唐朝修撰的《晋书》出现一些错漏记载，在合情合理范围之内。这方面的具体信息，理论上来说应该以家谱和地方志为准。毕竟当年的地方政府和家族后裔子孙，比隔代修谱的史家更能了解事情的细节，不能简单以正史来驳斥家谱。在东晋时期虽然我们没有家谱，但是有放着历代祖先牌位的祠堂，有习凿齿曾经开办的半山书院遗址，有他死后丧葬的墓碑和地址等遗迹，这些是绝对不可能有错的。正如明朝嘉靖年间著名书法家王守在习氏家谱中所说：“卒书葬于死者，有稽书娶知其所配，书子知其所绳，书女知其所适。俾受姓以来，丝联珠贯，图传昭然，非仁人孝子而能若是乎。吾知尊祖者在其中，敬宗者在其中，睦族者亦在其中，所谓人道之大在亲亲，其功莫盛于此乎，予将拭目以观其成。”（嘉靖五年春月之吉，赐进士第光禄大人柱国新建伯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伯安王守顿首拜撰）
二、习凿齿的历史文化贡献
习凿齿的历史文化贡献有多大？我不是搞历史文化研究的，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下结论。但是，学术研究也有普遍性，古今中外无论哪个学科，评判一个学者的研究是否有重大理论创新和贡献，主要是看其原创性观点及其影响。我姑且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谈一下凿齿文化和精神的历史贡献。
习凿齿《汉晋春秋》“越魏继汉”论，是中国史学的重大开创性理论。即便是站在现代历史或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能够提出“越魏继汉”的观点，也是学术界的重大理论创新。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晋朝的合法性是来自于曹魏禅让，是继曹魏之后的新朝代。当时西晋陈寿的史学名著《三国志》，直接尊曹魏为正统，司马氏皇家也是认可这个观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个观点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假设，那就是曹魏是一个合法统一的王朝。但实际上曹魏是不是合法统一的王朝呢？显然不是，与曹魏同一时期还有蜀汉、东吴两国并存，国家实际属于分裂割据状态。曹魏既没有统一中国，按当时的观点来看也不是合法王朝。晋取代曹魏，一统中国，实际上继承的是汉朝的统治。如果说曹魏王朝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晋取代曹魏政府的唯一合法性怎么成立？所以晋王朝政府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曹魏的禅让，而是来源于一统中国，制止分裂。
习凿齿品三国，以蜀汉为正统，影响深远。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完全遵循了《汉晋春秋》的框架，以蜀汉为正统，三国之间群雄逐鹿，最终以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为结局。《汉晋春秋》因为失传，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没读过，不知道它精彩之处。但是《三国演义》多数人都读过，它不仅沿用了《汉晋春秋》的框架，还直接改编了《汉晋春秋》中记载的很多故事，例如“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死诸葛走生仲达”等经典篇章。此外，习凿齿《汉晋春秋》对《后出师表》的收录，《诸葛武侯宅铭》等对《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在读《三国演义》而感到拍案叫绝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首先想到和感谢习凿齿《汉晋春秋》的开创性贡献？如果说《三国演义》达得到当代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平，那么按照诺贝尔奖的颁奖规则，《汉晋春秋》开创性贡献也是当之无愧。
习凿齿与释道安的友情，及对中国佛学传播的影响。道安法师是东晋著名高僧，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奠基者，依国主立佛法的倡导者，佛门释姓的统一者，中国僧制的首创者，中国第一部佛经目录的编纂者，净土信仰的倡导者，六家七宗之首“本无宗”的创立者。习凿齿和道安法师是至交，道安法师在襄阳住了十五年，期间与习凿齿相交甚笃。两人之间有诸多的交流和书信往来，散见于《弘明集》、《高僧传》等佛教文集。例如梁元帝萧绎撰写的《金楼子》中，记载了习凿齿与释道安相互之间调侃的一段典故：
习凿齿诣释道安，值持钵趋堂，凿齿乃翔往，众僧之斋也，众皆舍钵敛衽，唯道安食不辍，不之礼也。习甚恚之，乃厉声曰：“四海习鉴齿，故故来看尔。”道安应曰：“弥天释道安，无暇得相看。”习愈忿，曰：“头有钵上色，钵无头上毛。”道安曰：“面有匙上色，匙无面上坳。”习又曰：“大鹏从南来，众鸟皆戢翼。何物冻老鸱，腩腩低头食。”道安曰：“微风入幽谷，安能动大材。猛虎当道食，不觉蚤虻来”。
习凿齿与释道安两人相交的十五年中，习凿齿对道安法师的日常起居悉心安排，“多方翼护”。习凿齿曾多次向好友谢安推荐道安法师，说道安法师不仅博通内外群书，于“佛经妙义，故所游刃”，“远胜非常道士”，“乃是吾由来所未见”。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当前秦王苻坚攻克襄阳时，他曾说：“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大师，半人即指习凿齿（因为习凿齿当时患有脚疾，故称半人）。
无独有偶，当年跟着道安法师一起到襄阳布道的还有佛教净土宗的始祖慧远大师，当时慧远大师还是年轻小伙，是道安法师的徒弟，师徒二人在襄阳同住了十多年，师徒二人均与习凿齿交厚。后来前秦王苻坚攻克襄阳，道安法师为免徒众受到迫害，影响佛学传播，遣散弟子分赴全国各地布教。而巧合的是，慧远大师带领的这一支弟子往南来到江西庐山，见此地峰林闲旷秀丽，是修行的好地方，便定居于此。后来，在江州刺史桓伊的支持下，在庐山东面建立东林寺作为布教场所。东林寺后来成为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的发源地，也被日本佛教净土宗和净土真宗视为祖庭。
习凿齿对中国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我们经常为引用一些经典如：“攻心为上”、“束之高阁”、“七擒孟获”、“司马昭之心”、“畏敌如虎”、“乐不思蜀”等成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以上成语均出自习凿齿著作)。一千多年以来，这些成语背后的观点已经逐渐演变为我们看待世界的价值观了。比如“攻心为上”，有时我们需要去做成某一件事的时候，即便我们不知道“攻心为上”这个成语，我们做事的先后顺序，可能潜意识里就会想到先从“心理战”开始。这些东西表达的不仅仅是文化思想，它们甚至已经融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骨髓里和基因里。我们并不是因为先学了“攻心为上”，我们才会应用“攻心为上”计谋，而是我们生下来就善用“攻心为上”。毫不夸张地说，即便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出生，在同等条件下学习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也会比外国人更快掌握。
三、富平习氏和习凿齿的关系
陕西富平习氏为习凿齿的后裔，迁徙的路径依序是：江西新余白梅—峡江花门楼（古称新淦，思敬公洪武二年由此迁出）—河南邓州习营村—陕西富平。证据就是江西新余白梅、峡江花门楼、河南邓州习营村三地的族谱有详细的记载，并且三地的族谱是可以衔接得上的。所以，陕西富平习氏为习凿齿后裔确凿无疑。
此外，由于凿齿公晚年隐居于白梅，凿齿公又是白梅习氏始祖，因而有不少习氏后裔，诸如江西境内所有习氏包括新干、萍乡、宜春、赣州等、外省如云南、浙江、河南、湖南、广西、广东、湖北、甘肃、陕西等地的部分习氏，也有很多是习凿齿后裔，都是在不同朝代由白梅迁移出去，有得是因为外出迁移做官，有得是为了谋得更好的生计，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如果再往上追溯到习郁，则全国习氏可能是一家。有些习氏后裔繁衍多的地方有家谱详细记载，有些地方则因为习氏后裔人数太少而没有记载。但无论是否有记录，他们都是习氏后裔。
我习氏不同于其他大姓，习氏人口只有几十万，繁衍的脉络清晰，并无其他旁支。历史上也没有出过特别有权有势的人物，也不会有其他人因为攀附权贵而改姓习。所以自东晋习凿齿以来，虽历经一千七百多年的繁衍，人口仍然不足百万。习氏人口虽少，但根据族谱记载，自明清以来，每年清明节，都会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习氏后裔，到分宜枣木山习凿齿墓祭拜，并且留下了大量的祭文和诗词，其中不乏状元和进士（虽然中间因为战争和其他原因，可能出现过间断）。
《梅田习氏族谱》（明洪武十一年修撰）记载：“谨按吾习氏之族，其初以国为氏，汉有习饗为陈州相，九世孙曰铉仕，为广州教授，教授七世孙曰郁，晋初为襄阳公，襄阳公五世孙曰凿齿（可能是十五世），始为襄阳主簿后升迁荥阳太守，苻坚寇襄阳，屡以书征，凿齿不屈，携妻及子隐于万载之书堂山，而终卜居于白梅焉，由晋而唐而宋而元明，历世久远，遗迹犹存”。
“盖谱以明乎其本，究夫其源，析乎其流”。修撰族谱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让家族后裔明白自己的来源，先辈的付出和荣誉。更是要激励后世子孙，传承家风家训，站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永攀高峰。
习氏家族源流也不能自说自话，选一篇明朝洪武年间状元写给习氏的谱序做为附录以供参考（老谱中皆为繁体字，我才识浅薄，在由繁转简的过程中，难免有很多认错抄错的地方，不认识的字一律用*代替，敬请谅解）：
《习氏族谱序》（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钤阳黄湜子澄氏敬书）
余自髫龄时，尝受业于渝川石门梁先生之门，每得亲教。梁先生之友习征士，字均谦者，往来晋接，与其子侄辈博览书史，考订古今。见其峨冠博带，礼乐雍容，询其世族渊源，则为东晋凿齿之后。及余登洪武元魁，历官词林，丁艰归家，复往候石门先生，忽又接均谦先生，留连忘返。遂邀余游览山川，朔自石门胜概，蹝步而上越十里许，有乔木修竹，错埌星联，望而知为右族。日凝眸询之，均谦先生因指而示予曰：此即吾家，西田习氏也。夫习之受性，卜居其源远矣。此凿齿避符坚之难，隐于万载书堂山，再迁于临江之新余白梅，子孙遂为新余人。特见其山水钟灵流秀，代有名人，世崇德业，文行彬*。由唐宋而元明，郡誌所载，班班可考。迨元季兵乱，故家巨族转徙靡常，而习姓虽丁颠沛，全璧勿遗。国朝洪武初续有家乘，灿如指掌，今日之绵延，绳蛰昭睦秩如，皆诸君之德也。越数日，均谦之子若侄列*于前，辑予而请曰：自吾祖之卜居于斯也，历年多矣，引其子孙林*，支派蕃衍，虽吾祖若父雅谈修谱，每谦让，勿能盖修之，实难耳。及今世之耆老长者属其同亲，倡厥修谱之*，长幼尊卑济*，将事乐观厥成。兹幸高轩远临，祈惠一言，予取而阅之，且嘉之曰：妙哉，此欧苏令绪也。审异致同，合换成萃，序亲以笃亲*之仁，辩贤以启尚贤之义，虽瑕必收，虽贱不弃，明其所共出也。姻盟咸载，纪姓不淆不乱，所自生也。定约命名重正名也。书葬述地示所守也。引谱以普为义，虑譄之棼而增修之俾。公普之法，亘百代而愈著，如千枝苗秀，畅其本而益茂，如万派分波，疏其源而益衍。则习氏耆英与诸君子今日之举，贻谋之泽讵浅鲜哉。为习氏后贤者，仰念祖德之盛，而深维今日继美之艰，其什袭之毋怠。而习氏迺怃然曰：鼎言也。请授诸梓遗愿，广其志以垂不朽也。夫复曷逊，予典均谦，夙忝通家且亲教益，谊甚笃也。遂为书。
备注：黄湜，字子澄，江西分宜人，洪武进士，明惠帝（建文帝）三大谋臣之一（方孝孺、黄子澄、齐泰），皇太孙朱允炆的伴读。《明史（列传第二十九）》记载：“黄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八年，会试第一。由编修进修撰，伴读东宫，累迁太常寺卿”。
作者简介：
习明明，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2011），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在《经济学（季刊）》、《经济学动态》等国内外权威和CSSCI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获得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的研究报告6篇，多个报告被省厅局采纳应用；出版学术专著10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主持教育部、江西省等省部级课题10项；参与国家级重大项目、省部级和服务地方经济课题20多项。入选江西财经大学“第六批优秀青年学术人才支持计划”，兼任江西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2018-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