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2018这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颜值高，气质也不同凡响。海关统计显示，2018年前11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7.8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比2017年全年进出口总值多678亿元。其中，出口14.92万亿元，同比增长8.2%，进口12.96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得益于国内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以及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相关数据还显示，201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GDP总量就由2012年的51.9万亿增至2018年末的超过88万亿；我国城镇化率将2012年的52.6%增至2018年末的超过59%；我国国内游客由2012年的29.6亿人次增至2018年末的超过60亿人次；而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下降至2018年年末的不足2000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增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合力。

 

其实不仅2018年，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的40年间，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现在的中国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不能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倡议、遨游太空、“嫦娥”探月、C919首飞成功、“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一个又一个的成就，表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中国蓬勃发展的重要支撑。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

 

中国是一只沉睡中的东方雄狮，最好它永远不要醒来，两百年前，拿破仑用小心翼翼的口吻说道，今天当这只东方雄狮真的苏醒过来之时，它的每一次呼啸，都让全世界凝神静气，屏息注目。此刻，中国以大国姿态站在历史临界线上，感慨万千中对酒当歌，抚今追昔，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亦曾出现过“汉武、大唐和康乾”等这样“盛世”“中兴”的朝代。虽它们历程迥异，但仔细品味，它们的共通之处都是社会秩序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尤其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驱动它们立足当时世界舞台，长袖漫舞的核心动力。

 

汉武盛世：走出去请进来成就一个时代

 

汉武帝登基时，西汉王朝已通过“黄老无为而治”，经营六七十年了，相对扎实的执政基础使得汉武帝能够一心一意谋发展，韬光养晦，发展经济。那时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及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巩固，开启了中华文明富强的序幕。

 

为发展经济，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和孔愅等人，并制定了一套经济措施，主要的经济改革内容，包括统一货币、官营盐铁、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国内不设关禁，商业通行无阻。同时，强化重农抑商政策，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以利农业生产发展。藉由这些关键变革，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使西汉王朝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大。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举措就对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因为，自高祖刘邦以来，西汉经历近百年的稳定发展，国家与社会都渴望与世界各国保持一种良好的国际关系，更需要完整认识世界。而顺理成章的打通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是其发展的必然要求。

 

汉武帝时代，西汉对外贸易有陆海两路。陆路贸易在边境关市上进行。朝廷指定官员用黄金及丝织品与匈奴交换马、骡、驴、驼、兽皮、毛织物，与西羌交换璧玉、珊瑚、琉璃，与南蛮交换珠玑、犀象、翡翠。《盐铁论》说：中国出一端（二丈）素帛，得匈奴值几万钱的货物，外国物产内流，中国利不外溢，是富国的良策。私商货物经官府允准，给予符传（凭证），也得与外国人贸易。不在禁例的多种手工业制品，大抵经私商手传到外国去。海路贸易的都会主要是番禺。航海商船却从合浦郡徐闻县出发。海外贸易由少府专营，少府属官之一黄门，设有译长，派出译使携带黄金及各种丝织物，率应募商民入海，购求大珠、璧流离、奇石、异物。

 

基于“丝绸之路”，中国从西域输入了葡萄、苜蓿、石榴、胡桃—核桃、胡瓜—黄瓜、胡荽—芫荽—香荽—香菜、胡麻—芝麻、胡豆、胡椒、胡萝卜……当然，也以丝绸之路，向西方输出大量的粮食蔬菜之种及纸、铜镜、锅、钳子、火镰和瓷器。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可以说，正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让西汉王朝获得了更多推动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人才乃至机遇，不断为王朝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之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打磨下的东方文明，共同推动了汉武盛世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时代。

 

开元盛世：兼容并包与天下同行

 

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局面。

国内农业的兴旺发展，是“开元盛世”经济繁荣的基础。史书记载：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意思是当时全国耕地很多。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六亿六千万亩，人均超过九亩，为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八倍。唐朝前期，粟、麦为全国的主要粮食，自唐朝中期开始，南方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唐玄宗下令在中原地区大开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随后，鲁冀晋等地，水稻种植也陆续获得成功。随着水利灌溉设施的兴修，耕作制度的改进，水稻种植的北移，曲辕犁、筒车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普遍利用，社会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的《忆昔》，非常鲜明地描述出大唐的繁华。

 

而更为称道的是大唐王朝的包容胸怀。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唐王朝以开放的姿态迎接着世界各地“胡人”，“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从李白的这一描述便可窥见一斑。开元时期，大唐王朝对外交往比较活跃，与东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乃至中东、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往来。大唐通过制定各项激励政策，鼓励各国商贾到中国贸易，允许他们长期居住。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频繁的外贸活动。当时全球总人口两亿左右，大唐就占去其三分之一。随着与外来文化发生广泛而深度的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大唐王朝在世界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大唐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同时，更善于吸取其精华，为己所用。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服饰饮食、审美趣味等很多都深受外来文化影响。

 

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并非唐玄宗君臣一时拍脑门所能创造出来的奇迹，这与他们的孜孜求治，政治比较清明也是分不开的。比如，唐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间，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而在选拔人材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他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鼎峰。

 

此外，唐玄宗还大力提倡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的奢靡之风。他并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因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且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

 

不可否认，正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繁荣的社会经济，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自信和气魄，各国商贾往来络绎不绝，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才造就了开元盛世的开明和繁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日臻巩固。

 

康乾盛世：合作共赢展现独特魅力

 

　  清朝初年，由于经历数十年的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各地多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为尽快重建社会生产秩序，康熙亲政后必然会实行一些恢复激励措施。他六次南巡，考察民情习俗，亲临治黄工地，阅视河工，又经兴修水利、改赋役促生产、兴学校、办教育等措施的实施，使得国库充盈，从而客观推动了社会经济走向繁荣。而这也标志着清王朝全面转入经济建设，拉开了盛世的序幕。

 

康熙之后，又经雍正、乾隆两代皇帝，其励精图治、精进不休的治国方略及政策长期保持了连续性，互为继承，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此时“康乾盛世”也达到了清王朝统治的最高峰。这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这时中国的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超过前代，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为增加，各地商业日臻繁荣。当时中国产品丰富，在与外国进行产品交换时往往是出超。16世纪以后的200多年中，全世界的白银总产量为12万吨，其中约一半流入了中国，中国的古代经济实力和财政储备创造了历史巅峰。

 

法国传教士乔治·安森在《耶稣会环球旅行记》中这样记载：“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最富饶、经济最富裕的国家，中国皇帝之崇高、官员之福利超出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个欧洲人刚到这里会立刻感叹中国丝绸、瓷器、家居用品之物资丰沛，这些商品并不比在欧洲能买到的同类商品贵，但却是世界上能见到的色泽最为华美、做工最为考究的商品了。”此时此刻，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众所周知，闭关锁国才是清王朝覆灭的真正原因，但康乾时期的清王朝却是另一番景象，它的繁荣多半源自于开放搞活。像清王朝的很多海外贸易政策直接继承了明朝，清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港口数曾一度达到100多个，对外贸易长期活跃，商品出口数逐年增长，贸易额比宋代、明代还要有所发展。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外国商船进入广东的数目大体维持在十多艘或十艘上下的水平，乾隆十五年到乾隆三十四年，平均每年进入广东外国商船在20艘左右。乾隆中期以后的70年间，中西贸易实际上有了真正的发展，整个海外贸易的商品总值不断增加。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物出艰辛。“盛世”也好“中兴”也罢，历朝历代的成功经验说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而这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的精气神。面向未来，我们必将在更开放的条件下，以实际行动鞭策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