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昭
因为文学函授知道了杨臻，但我参加小天鹅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想起十五岁报名时的情景：不仅仅出于成为一名少年作家的心理需求，还有招生广告中面试推荐入大学的诱惑。
那时候，杨臻还不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或许是招揽生源的需要，《小天鹅》教材倒是介绍过名誉校长谢和赓——早在1933年，他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命打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担任冯玉祥和吉鸿昌的秘书，后成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1942年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留学，替中共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谢和赓、王莹夫妇一直准备回国，但在1954年底的麦卡锡主义风潮中被美国移民局逮捕，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后来，又在1958年、1975年的处境艰难中两次被周恩来总理营救，在外交部工作直至退休——显然，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红色特工比杨臻更有社会地位，也有名望多了。
然而，在杨臻离世后的二十年间，与他有关的记忆文章，竟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可见他在二十年前青少年写作群体心目中的位置。作为一个后学者，追记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只能从部分早期学员的相关描述中勾勒出他的大概轮廓；同时，又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位传说中淳淳善诱的长者，就像一颗划过天际的彗星，照亮过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数十万青少年写作者，小天鹅在他去世十年后的办学轨迹，也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他所奠定的基础和带来的巨大声誉，就像流星燃尽之后那条长长的彗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动校园文学有大贡献者，不外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海飞、《语文报》副总编任悟、新蕾出版社副总编赵强、中华青少年文学基金会负责人边国政、《春笋报》主编贺景文、《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主编谭锦宁、《中学生文萃》主编丁仁祖、《中国校园诗报》主编碧水、小天鹅儿童文学函授学校校长杨臻几人，其中，海飞在官方声望最隆，杨臻在民间年龄最长。
很多人了解杨臻，是从他的纪实体散文《跑步人生》开始的。
杨臻祖籍湖北浠水，1938年生于云南嵩明，他一生命运坎坷，三岁双目失明，五岁奇迹般地恢复了视力，九岁失学当了放牛娃，书本伴随他在山坡上完成基础教育，并在中学时代自修完成了大学中文的全部课程。1957年上大学期间，他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错划为右派，被流放到西北、东北；“文革”期间，又以反革命罪蒙冤被判死刑，在法庭上义正词严怒斥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被戴上重达48斤的脚镣手铐投入监狱。1979年10月，他在失去人身自由长达22年之后获得平反，待分配期间每天和三十头公牛打交道，牧场成了他广阔的精神世界。
杨臻重获自由的时候，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人生进入到下半场——为了寻找自己的路，他用国家给予的一万元补给工资自费旅游创作，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86年，他以“孔子的仁、武训的义”为训诫，在哈尔滨创办小天鹅儿童文学函授学校，并亲自为文学少年批改作文。
他47岁才结婚，1995年刚满57岁，正忙碌着要把全国成千上万酷爱文学的青少年培养成才，却因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杨臻逝世以后，尽管小天鹅已经积累巨大的社会声誉，数万名受惠师生给予了道义上的声援，但在市场化浪潮中，缺乏财政支持的小天鹅就像无根之草，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动荡、混乱，甚至夭折的危险——按照哈尔滨市教委的旨意，小天鹅要停办了。
幸运的是，青年作家贾玉华接管了这一民间品牌，并把校址从哈尔滨迁往郑州，学校名称也变更为小天鹅青少年文学写作函授学校，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杨臻时代的平民传统——在我参加函授的1997年，一年的函授费用是78元，略约相当于普通中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如果省吃俭用，不用向父母额外要钱就可以缴纳这笔费用；作业是每个月提交一篇作文、童话、散文、小说或者1～3首短诗，如果除去教材成本和邮寄费用，每个月（提交一次作业）的函授费用，大约相当于五元钱。
客观地说，小天鹅青少年文学写作函授学校教学水平，并不像当今某些大作家那样立意深刻、主旨玄远，但批改文章却极为精到，一篇千余字的散文或者三十行以内的短诗，修改竟有十几处之多，就像把一株无序生长的灌木，修剪成具有东方意蕴的盆景；附在文末的评语，尤其注意思想倾向的引导，对情绪的流露力求阳光而有节制，每一处修改都渗透着编辑的情感。
1999年春天，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最后一次提交作业，三个月后出版的《小天鹅》（中学版）将我选为封面人物，并在扉页上介绍：冯昭，男，河北省宁晋二中学生，已发表作品数十篇（首），为知名文学少年，其创作事迹及作品见本期20页“天鹅星座”栏。但是当我收到样刊的时候，已经到天津读书了。天津物价昂贵，一份炒饼要三到四元，为庆贺一下，宿舍里的七个穷学生到学校附近的棚子里每人吃了一碗拉面，后来怕吃不饱还买了馒头。
2000年暑假，争得贾玉华校长同意，我决意去小天鹅看一看。魏伟、周和、曹参怀都已先后离职，他们同样在中学时代就发表过几十篇、上百篇作品，每一个都才华横溢，在小天鹅工作时的平均年龄不到22岁，如果不是高考羁绊，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发展。被高考挡在门外的还有刘振刚、王改昌等人——高考，是少年作家们共同的噩梦。
在郑州，我见到了刘仙桥和王兆阳，刘仙桥资格最老，他是杨臻老师亲自邀请到小天鹅工作的，但是当他赶到冰城哈尔滨的时候，杨臻刚刚离开人世，他的状态不是很好，在喝一种用中药浸泡的茶水，可能具有舒缓郁结和理气的作用；王兆阳则喋喋不休，言辞之间对前途充满了渺茫。
小天鹅办公环境比我想象的简陋，不到一百平米的编辑部堆满了保险柜，保险柜里塞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第三届小天鹅杯全国青少年文学写作大赛参赛稿件，我们的工作就是给这些数以万计的参赛稿件筛选出一、二、三等奖或者优秀奖。那年出版的《小天鹅大参考》刊登出“办学十年免试入大学的50名学员”名单，实际上，说这是一个“免试入大学”名单未免夸大其词，但这些学员或者被免试推荐、或者被帮助出书、或者被专辑推介，倒是不争的事实；以进入大学读书的时间排序，本人忝列该榜单最后一名。
此时，距离杨臻逝世已经过去五年。
在他离世二十年后：谌洁雪，小天鹅校长助理，2012年获评“网络音乐盛典——年度最佳金牌词作者”；国理才，《小天鹅》中学版主编，先后创办中学生大观察报社、步云桥作家艺术村，始终活跃在校园文学第一线；田晓菲，小天鹅当年的“金字招牌”，2006年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教授；马宇歌，《小天鹅》小学版特约撰稿人，2011年入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周婷婷，从哑女到神童的中学生，2002年获评首届“海内外十大时代女性人物”；山东高密二中的赵希臣，后来是《农民日报》社大地书画院院长……
即使新概念作文开始受到追捧，《花季雨季》、《我爱阳光》等青春小说风靡校园的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小天鹅作为培养“种子”选手的一股民间力量，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1997年揭晓的第三届“雨花杯”全国十佳文学少年，小天鹅学员占有四席；2001年全国文学写作大赛暨十佳校园作家评选活动，小天鹅学员也占有三席。
小天鹅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2005年7月，贾玉华操办“小天鹅杯”全国青少年文学夏令营，三百多名中小学生汇聚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白天请崔道怡等老作家授课，晚上邀请孙卫卫、肖旭驰和我（我和肖是小天鹅学员，孙通过其他渠道大学特招）与孩子们交流，介绍说：“白天讲课的老作家像天上的星星，大家看得见，但摘不到；这几位大哥哥就像树上的苹果，伸手就能摘到。”活动结束后，几个人吃了一碟拍黄瓜、一碟豆腐丝和一碟萝卜皮，这可能是小天鹅最后的注脚。
三年后，小天鹅终于淹没在互联网的大潮中了，从创建到终结，跨越二十多年，与杨臻失去人身自由的时间大体相等，通过函授、参赛等方式受益的中小学生，保守估计在30万以上。据说，杨臻逝世那天是3月15日，已是阳春时节，哈尔滨大雪纷飞。但是，当我重新梳理蒙尘的记忆，浮现的却是小天鹅招生简章上的箴言：“聚贤才于麾下，施仁义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