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确认郭居敬是大田人应理清的几个问题

廖生明

一、必须严格区分证明郭居敬是大田人与证明郭四四是郭居敬这两个问题。如果你在福州碰到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大田人却说不出是那个村的人，谁的儿子，你可以认为他是乱讲或是骗子。但对待历史人物却不能这么看。比如与郭居敬同时代的，《小学日记切要故事》的作者，据《八闽通志》、嘉靖《 建宁府志》记载：虞韶，字以成，建安人。学界认为根本无法考证出他是建安那个村的人，但不能因此否定虞韶是建安人。

现在证据足以证明郭居敬是大田人，但要证明郭四四就是郭居敬应该还有困难。万历《延平府志》、万历《大田县志》、《中国人名大辞典》、日本抄本《百香诗》、广平郭姓宗谱序言郭奇逢质疑《尤溪县志》的那段话五者之间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证明郭居敬是大田人，证明是强有力的。但必须指出这五者之间万历《延平府志》是最基础性的证据，但不是最强威性的证据。最强威的证据是《中国人名大词典》。《中国人名大辞典》1921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是权威出版机构，《中国人名大辞典》认定郭居敬是大田人，应被认为当时学术界的权威认定。只是权威不等于不可质疑，特别是在万历《延平府志》没有找到之前，对其质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万历《延平府志》的发现、日本抄本《百香诗》的发现，足以消除这种质疑。

要回到历史中去，才能正确认识郭四四与郭居敬的关系。元代用数字命名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人甚至说元政府规定除进入学校（应指府学县学等古代大学级别的学校，而不包括小学阶段的私塾）、当官者才能不用数字命名。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无论如何用数字命名的现象极为普遍，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在作品署名或与名人交往时用一个较典雅的非数字的名字，而平时与家乡父老来往时用数字的名字，也是可以理解的。笔者认为虞韶具体是建安那个村人成为不可考，也是上述原因造成的。我们同样可以设想郭居敬这个名字只是在作品署名时或者与文人墨客交往时才用，平时与乡亲父老交往是使用郭四四这个数字化名字。在郭姓宗谱和墓碑上用郭四四，而不是郭居敬就不难理解了。

二、证明郭居敬是大田人比质疑郭居敬是尤溪人的难度大的多。因再严格、充分有力的证明不等于不可质疑。万历《延平府志》、万历《大田县志》、《中国人名大辞典》、日本抄本《百香诗》、广平郭姓宗谱序言郭奇逢质疑《尤溪县志》的那段话五者之间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证明郭居敬是大田人是强有力的，但不能说已达到不可质疑的程度。即便是刑事定罪证明要排除合理的怀疑，但也不是能够排除所有的疑问。民事则采证据较优原则，也就是看争议双方那一方的证据较有优势。我们从下列四点，可能看出《尤溪县志》郭居敬条记载可靠性差。一是嘉靖、崇祯、民国三个版本《尤溪县志》分别记载：郭居敬为小村人、八都小村人、九都小村人，三者之间相互矛盾；二是《尤溪县志》没有记载郭居敬的字“仪祖”及《百香诗》；三是崇祯版《尤溪县志》增加：“因喻子弟日：‘昔周公有戎狄之膺，孔子严夷夏之防。吾既不能挽江河以洗腥膻。奈何受其富贵哉?’终身隐居小村，以处士称。其所居号秀才湾焉。”一段。康熙《尤溪县志》删除“昔周公有戎狄之膺，孔子严夷夏之防。吾既不能挽江河以洗腥膻。奈何受其富贵哉?”又增加“祀乡贤”，并把原来“哀有过而与礼称”改成“哀毁尽礼”；四“小村人”、“ 八都小村人”、“九都小村人”的记载与该县志对其他人的记载只写“某都人”或“某里人”的表述习惯不一致。关于郭居敬是大田人，还是尤溪人的问题不是一个刑事定罪问题，因而其证明不能采刑事定罪的证据规则，而应采用民事审判的证据较优原则。我们既要证明郭居敬是大田人，同时要对《尤溪县志》提出质疑。如果只证明郭居敬是大田人，不质疑《尤溪县志》，就会使那些有好奇心或喜欢显露才华的人对郭居敬是大田人提出各种质疑。如果证明郭居敬是大田人，又质疑《尤溪县志》，则不会出现如此情况。

三、所谓《大田县志》与《尤溪县志》没有冲突，“郭居敬是尤溪人”没有错的说法，后患无穷。1585年郭奇逢就对《尤溪县志》“郭居敬，小村人”的记载提出质疑，也就是认为《尤溪县志》的记载是错误的。1988年郭长圳（郭四四23世孙）认为《尤溪县志》“郭居敬，小村人”的记载是错的。2010年陈会明、许小红认为《中国人名大辞典》与《尤溪县志》相冲突为由，实际上也是《大田县志》与《尤溪县志》相冲突为由，认为郭居敬是大田人的表述是错误的。最早提出所谓《大田县志》与《尤溪县志》没有冲突是2008年由三明林荣发提出来的，后来为福建日报社记载和大田一批文人所追随。在万历《延平府志》被发现后，大田的一批文人仍坚持《大田县志》与《尤溪县志》没有冲突，更多的人始终坚持说郭居敬是尤溪人没有错。说《大田县志》与《尤溪县志》没有冲突所造成的后果：一是尤溪人认为你承认《大田县志》与《尤溪县志》没有冲突，也就承认《尤溪县志》郭居敬条记载没有错，你就承认了郭居敬是八都小村人。二是导致尤溪之外的人比如三明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林日上认为郭居敬是元八都小村（今大田广平人）。三是导致认为郭居敬出生在尤溪八都小村，后迁居到广平的错误认识。对于那些认识到尤溪八都小村和今天的大田广平不是同一个地方的人来说，对没有冲突最合符逻辑的解释就是郭居敬出生在八都小村，然后迁居到广平。四是导致三明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中有“郭居敬‘二十四孝’（尤溪）”、“郭居敬‘二十四孝’（大田）”奇怪现象。所谓《大田县志》与《尤溪县志》没有冲突，今后还会引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有人说元代大田没建县，当时广平属于尤溪，因此说郭居敬是尤溪人没有错。笔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郭居敬是尤溪人，应表述为“郭居敬，元尤溪四十五都人”或“郭居敬，元尤溪广平人”或“郭居敬，元尤溪人”为了让更清楚一点还应在“人”字前加括号，括号内加“今大田广平”或“今大田”，不宜简化为“郭居敬，尤溪人”。否则人们会认为郭居敬的籍贯地，现在还是属于尤溪县。换言之，也就是认为郭居敬是八都小村人。这和说《大田县志》与《尤溪县志》没有冲突的后果是一样的。

四、大田与尤溪文化底蕴之比较。无论从广平郭姓宗谱中来自候官的记载，还是笔者认为郭居敬可能是抗元英雄福清人林同后裔。郭居敬的文化背景有一部分是家族文化传承。无论福清或是候官都属福州府。福州府在宋代科举中表现非凡。1165年宋孝宗乾道年间，福州府有考生一万七千多人，争夺62个解额，也就是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名额，最后考中进士的有52人。仅就大田和尤溪的文化底蕴进行比较，大田也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有优势。据《三明市志》载：唐代，三明境域共出过10名进士。其分布为：大田（当时分属尤溪、沙县两县）6名，将乐2名，泰宁、宁化各1名。三明境域的进士大都是中原一带客迁入居的，他们参加科举时的登记籍贯不是三明境域，明代黄仲昭修纂的《八闽通志》载，唐代，三明境域仅有伍愿一名进士（闽越共有进士57名）；新编的《福建省志"人物志》进士表中，三明境域的进士也仅有廖广（唐天宝七年进士）和伍愿（唐大中十年进士）二人。而且大田六个进士成就都比较大，其中范子高官至礼部尚书。据《八闽通志》载：宋代，三明境域共出了518名进士（北宋155名，南宋363名），占全省的6.8%。其分布为：沙县149名，占三明境域总数的28.76%；尤溪126名，占24.32%；宁化77名，占14.86%；建宁54名，占10.42%；将乐51名，占9.85%；泰宁41名，占7.92%；清流20名，占3.86%。因为宋代大田并未建县，《八闽通志》没有列出大田这块土地上出了多少进士。民国《尤溪县志》记载的宋代尤溪有进士七十四人。民国《大田县志》记载大田宋代进士十一人。就进士而言大田也许会少些。三明历史名人录记载的宋代名人，大田有陈师文（均溪镇福塘村人）、林乾（吴山梓溪人）两人。尤溪仅有林积（常平乡进溪里白泉村人）一人。还有未载入三明历史名人录的章公，也应该可以算是名人了。说郭居敬是大田人更能在文化底蕴（不仅指大田的文化底蕴，而且指郭居敬家族的文化底蕴）上说明郭居敬何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五、郭居敬对大田、尤溪两县的影响大小之比较。一个名人的出现必然会对当地的文化产生重要影响。郭居敬对大田文化的影响包括郭居敬“二十四孝”目怜拱的原创与传承、理学、医学、自然科学、红色文化的形成等方面。明代大田共出进士十二名，同期尤溪仅出七名。大田有誉满京城的明代礼部尚书田一俊(号钟峰)，任内曾上疏《大田盐法议》，以解故里吃盐难；与郭奇逢(鹤峰)、廖宪(盘峰)三者文章气节相砥砺，著称“三峰”才子。清代大田共出进士十二名，同期尤溪仅出三名。三明历史名人录记载了大田明代三个名人。三明历史名人录中尤溪明代的名人有郭舒、詹荣、刘宗荣三人。仔细一看郭舒是龙溪人而不是尤溪人。刘宗荣是正白旗人，任过尤溪知县而已。詹荣字角山，又字仁甫，先世为池田乡高士村石龟人，其祖父参军迁籍山海卫。明代大田连登岸精研星纬，著有《天文志》，名载于《福建通志》；肖一槐高年积学，著有《天文地舆图》。《福建通志》、万历《延平府志》记载的大田名医一人。三明历史名人录载有尤溪清代名人余清福(约1751～1810年)余清福，今池田乡洋头村人。民国《大田县志》记载的大田名医有十三人。清吴腾汉途经福州，治愈当地“天花”，为藩司和林则徐所器重；叶端一剂药治愈厦门海防分府李章霖内眷难症，名震鹭岛。1929年8月郭景云、郭昭远治好朱德的痢疾，为中国革命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民国《尤溪县志》没有关于名医的记载。民国36年肖冠英研制水轮泵成功，使大田成为全国水轮泵的故乡。各地的担柱都是“一”字形或”“ 丫”，挑担者想休息要依托地形，将担子的一头靠在路边高处，一头用那一字形担柱顶住扁担，非常不稳固，一不小心就滑掉了。大田的担柱是“卜”字形，外带担柱绳。担柱绳的一头拉住扁担。挑担者要休息，只要用担柱上那个倒叉勾住担柱绳的下端，担柱的上头顶住扁担，形成一个三角形，非常稳定，根本不需要依托地形。“卜”字形担柱虽简单，但应用了三解形稳定性原理，比起“一”字形或”“丫”要科学巧妙的多。笔者认为这种“卜”字形担柱虽简单且不知其发明年代和发明者，但应该是大田人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就郭居敬对两县红色文化的形成而言，都起了重要作用。综合比较郭居敬对大田、尤溪两县的影响，则郭居敬对大田的影响明显要大。

六、对郭居敬作品研究的成果。共15篇论文和一篇《百香诗》注。这些研究成果的特点。一这些成果是基于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初步回答的基础之上的。比如明清两代封建专治统治的强化与程朱理学有没有关系，与郭居敬《二十四孝》有没有关系；1400年我国科学技术逐渐落后于西的原因是什么，和程朱理学与郭居敬《二十四孝》有没有关系；郭居敬《二十四孝》有没有导致愚孝的出现，封建时代出现的愚孝是郭居敬《二十四孝》造成的，还是封建统治者表彰宣传愚孝产生的；程朱理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所起的作用，程朱理学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五四运动对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所起的重要而又积极的作用。二用儒家、道家、佛教和平民百姓的不同视角对郭居敬《二十四孝》所隐含的意义进行解读，并说明郭居敬《二十四孝》如何被封建化。强调郭居敬《二十四孝》主要体现的是朱熹及其弟子的孝道理论。三是概括出郭居敬《二十四孝》所隐含的核心思想是“理性、担当、无私、宽容”，也就是通孝培养具有理性、担当、无私、宽容精神的人。四郭居敬《二十四孝》中的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新见解。比如把比如用程朱理学把《埋儿奉母》故事中的天解释成郭巨通过格物穷理发现的客观规律，把那一釜金理解为通过格物穷理找到既养母亲，又养儿子的办法，把天的阻止解释成郭巨发现客观规律后自动终止了埋儿行为，使这个故事的思想内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把《戏彩娱亲》故事老莱子的孝行，解释成老莱子老年时仍保持道家所倡导的童真的生活、自然的生活，而不是降低自己的年龄身份去满足尊重的需要。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的无后为大解释成没有尽晚辈的责任是最大的不孝。这些成果具有使《二十四孝》和中华孝道理论现代化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