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百多年来社会急剧变迁，给人一种印象，就是社会的发展需要伴随深刻的变革。社会的规则、秩序、道德等都需要不断改造，而且希望基于一定的道德制高点按照人的意志来推行，当然人们都希望变革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或者能够更容易的获得更多的利益。实际上，这样的逻辑是行不通的，根据前者并不能达成后者，而且正相反，人们会失去自己的正当利益，但是人们也会发现，正是因为人们的改革逻辑如此，才使得人们对于遭受的利益损失不以为然。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基础上，人人都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所以人们也不易发掘发展机会的脆弱和潜在的风险，这造成很多期待的改变很难达成，有时让人感到些许的无力感。当然，其他社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应对的逻辑正阻碍着真正需要的改变。

其实，社会的改变，或者实质的改变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而且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是引发变革的动力，也就是规则、秩序。修建一条铁路或者公路也会冲击人们的经济活动，改变商品和劳动力的旧有格局，但是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人们发现依旧是曾经的格局，各种问题依旧缺乏真正的答案。中兴在通讯领域迅猛发展，要制定5G的规格，却遭受美国芯片的限制供应，要在段时间内建立自主研发的能力，这种基础应用研究根本不能实现短平快的突破，这跟商业是两回事，而通讯应用的核心却就是依赖芯片，这就是整个改变的规则所在，否则很多事情做起来都是无用功。再者，为什么以前能够拿到美国的芯片获得良好的发展，是因为遵循着一种商业规则，是因为人们对国际贸易的看法基于规模效应。基础应用研究的规则和商业规则要协调，这才是关键。

所以，我们发现急功近利的寻求改变就只能造成假象，必须强调变革的动力。这时我们发现，很多落后的社会情理法，如果让它根据自身的处境实现自然突破根本不可行，这是越积越深厚的现象，直到任何触犯它都会被钉在屈辱柱上。而这左右着人们的经济观念和经济活动，也造成很多冲突，人们在事后发现丧失了很多发展的机会，但事到临头又是如此。社会的法理是个顽固的事物，而这就是社会经济的规则和秩序的源头。我们不能靠自上而下的意志来完成对它的变革，冲击之后又会得以复原，当我们基于如下认识，即人们之所以得以安心立足于这个社会就是基于流传而来的法理，否则人人自危。所以，社会法理的小小改变基本上也是由于经济自由化或者贸易的发展带来的，如果经济活动不能保持一贯程度的自由，那么这种小小的改变也不可得，所以继续影响经济观念的落地生根。就其实质，在于经济自由化，强调契约和财产的保护，其实这正是社会法理的基础所在。

那么，社会的法理要由社会通过自身应对经济自由化来实现改变？可是法律却是由国家意志来制定颁布的，需要全民遵守，而且法律的尊严来着它的正义和得以持久的魅力，也就是社会人情能够有法可依，维系社会的安定，从而保障经济自由化的开展，这形成一个矛盾。所以，精简的法律、传统的惯例为人们所推崇，不过这也是上述的那种矛盾。其实，这种矛盾的解决在于国家意志和社会秩序、规则之所在于何处的问题。

人们相信中国是一个由自上而下的秩序来维系的社会，在这个秩序下人们可以由很大的自由变通的空间，所以秩序大于自由，那么秩序成为人人追逐私利的护身符，也成为社会落后的肇因，人们所称之为的“饺子文化”大概意义也在于此。人们不能违背上尊下贱的秩序，但人们可以在这个秩序下变通应用各种“空子”来攫取私利，所以社会很难达到理想的实质变革，理顺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存在的矛盾。在这种观念之下，政府的信誉自然被奉为高贵的地位，社会却缺乏持续得以变革的动力，在中国，政府就是改革的引擎，人们不得不依赖于此。这与社会自发演化存在矛盾，这也是我们的社会能否持续改革、能否真正实现创新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