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二十年:记忆中的故事


 

1

 

曾经的一位女同事,2007年,大学毕业考到基层。第一次跟着下乡,一路春风满面,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可是,就在那天,她泪流满面的哭了。当干部们背起撞击房子的长木,她只是表现出一种愕然。但当看到干部们真的开始拆起老百姓的房子,看到老百姓面对自己辛苦了半辈子好不容易建起的、虽然其貌不扬但总算能挡风遮雨的房子,正被气势汹汹的损毁着的时候,那些衣着陈旧、甚至于鞋腿和衣袖间沾带着田泥粪水的老百姓,一开始沉静的出奇,忽然却本能般的歇斯底里的徒劳的绝望的反抗,她再也忍受不住,泪流满面的哭了。

 

那种经历,于熟练的老干部们,是有关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屁孩的笑料,而于这小屁孩,则是对一个还保留着基本良知的灵魂的折磨。

 

2

 

1999年,我十九岁,初出茅庐。

 

当年乡镇的计划生育工作,经常是全体干部倾巢出动,或者是抽调全单位青年精干力量,而且经常是夜间。在那个趋炎附势的竞技场上,我们昼伏夜出,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各种调配,很快就对于很多事情见怪不怪、麻木不仁,全都被训练成了毫无感情色彩的AI产品,血液冷化之后就再也难以热乎起来。

 

有一天晚上,按照既定的角色分配,我用力的箍住了一位干瘦的老人,以阻止他对于政府工作的阻挠。

 

令如山倒。我知道我的任务很艰巨。

 

老人的女儿嫁出去了,儿子和媳妇躲藏在外地已经多年,家里没有电话,儿子与他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六十多岁的他和老伴在家苦心勉力营生。计划生育工作组老是找上门来,拆卸了两边住房的窗户,赶走了羊,赶走了猪,赶走了耕田的牛,搬走了十几袋稻谷……

 

去年已经被赶走一头牛,今年又养了一头猪,已经养的肥肥的、壮壮的,为了对付那头猪,都出动了上十个干部,全都是赶猪的好手,是经验丰富、力气充足的干部。然而,一头猪,就是他全年的收获,是他的生活希望所在,现在要赶他的猪,那是要他的老命啊!

 

我做好了准备。十指交叉、卯足了劲、不但整个臂膀、手腕、手指,还有处于站桩姿势的肌肉紧绷的双腿,以及死死钉住地面的双脚。

 

那一刻,肥猪嘶叫着摔倒在了远处的田野,被几个鞋子已经踩进田泥的干部死死的按住,而我,也死死的铁桶一般的箍住了这位干瘦的老人。

 

可是,忽然之间,我感觉到:我并没有遭遇反抗!是的!我确实没有遭遇任何反抗!我几乎、一直、没有遭遇反抗。我只是在感受:那浑身的颤抖和胸前的肌肉、骨头的渐渐微弱的拼命颤动……

 

那种颤抖和颤动,一直是那么的剧烈!

 

那不是反抗的剧烈,只是伤心!只是伤痛!

 

我从来不知道,伤心和伤痛也会竭尽全力、持续发作的让人疲累……

 

这是真的伤心!是真的伤痛!

 

是的!能不伤心??能不伤痛??

 

我的后脑、我的心头,忽然刮过一阵阵凉风……

 

我忽然眼眶湿润、鼻孔中流出水滴,觉得自己再没有任何力气,觉得自己的手在颤抖,是的,确实在颤抖,无法控制的颤抖……

 

3

 

1999年,下乡收粮。有一个老头,患病多年,屎尿都无能自理。老伴多年亡故,儿子似傻非傻,根本无处赚钱,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就只有穿在身上的那一套。二十多岁了,还从来没有人来家说媒,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可能要打单身的兆头。这老头日日坐在家门口,就那么目无表情的坐着,似是张望,却又眼神茫然。每天经过他家,都能看到他同样的表情,也不知道他吃过饭没有?每次收粮的工作人员前来,老头就开始断断续续的述说家中的困顿无奈和病患中的诸般苦痛。眼看这家的公粮,是收不到了,我不禁好奇的问: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呢?村干部说买味精和盐的钱都没有……

 

4

 

1999年,国税地税在乡镇都只安排一人,并且主要是进行业务联系。实际的征税工作,则是由乡镇启动并实施。店铺的税收征管工作启动的时候,曾经有过那么一天,大雨滂沱,全乡的干部都坐公交来到同一个村的同一条街道上。那是最后通牒的最终期限之后的次日,尚未交税的,店铺的东西便是直接被搬上车运走,然后以交税的方式赎回。卖衣服的不肯缴纳税收,就连着衣架子一起提走若干衣服;卖电器的,就搬走一两台电器;做裁缝的——这个行业开店铺的现在是少了,当年还真不少——要是不肯缴纳,甚至搬走缝纫机。这样的事情我做过不少,因为我就是当时成立的专业税收征管队伍的一个队员。这样的事情做多了。有时候,当意识到别人从侧面或者背后望着我,我就会感觉芒刺在背。

 

至今记忆清晰的是:一个村道边的杂货铺,被我拿走一部电话机,一直没有赎回,始终无用的塞在某个办公桌抽屉里。一个村道边的裁缝店内,有两个女孩,做裁缝,在强制与反抗的纠缠中,两个大大的白线团掉在了地上。我本能般的欲弯腰捡起来,忽然意识到自己处于她们对面的立场上,于是用脚拨开了滚落在我脚边的一个白线团。当其中一个女孩的视线,非常明显的落在了我的脚上,我忽然产生一种自惭形秽的羞愧感受。这使得我不敢抬头,内心惭愧到害怕与那道视线正面碰撞。那一次,我们搬走了从她们的一个缝纫机上拆卸下来的重要部件。缺少了那个部件,缝纫机也就作废,而后来她们也没来政府赎回。那段时期,多次从那路过,看到那沾染着灰尘泥水的陈旧木门始终闭锁。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两个女孩。许多年以后,我还在困惑,我当初用脚拨开滚落在我脚边的一个白线团,这一行为抉择的触发因素会是什么?我难以表达那种情境。当店主们已经适应于长期免税条件下的市场,忽然税收到来,成为预料之外的店铺必要支出的一笔额外成本,这本就勉强挣扎、收入极其微薄的店铺,除了关门,真的是别无选择!而当初的我,只顾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尚未懂得必要站在店主的立场去思考。我竟觉得店主不肯交税,实在是大不应该。

 

当年的那些女孩,在那些无所谓希望的店铺之中,不过是在等待嫁人。那些店铺,仅仅是她们比之平常乡下女孩要多一门手艺或多一点待人处事的技巧的证明,而这就是一种嫁人的时候能够为自己加分的优势。仅此而已。我不知道,如果将我放置到这些女孩的人生境遇之中,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感受?就在不久后,就那么样的一个村道边的一个店铺内的两个乡下女孩,亲口告诉我,她们的一个亲姐妹自杀了。为什么要自杀?就是因为绝望:人生不能自主的绝望。

 

5

 

2006年,每次到了节日期间总是没有休息。要到一些人家里做思想工作并负责看守,不能让他们去上访。有一个老头,我去过他家多次。他住在一个偏僻的山冲里。看上去,他已经快七十了,N年前就患上一种难以治愈的身体疾病。但N年来,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花钱治疗,无数次的上市里县里,数十次的到省城京城,把辛苦务农赚来的钱都用在了上访的路途中。每次他都给遣返回来,但他的每次上访,都要给地方政府带来压力和麻烦。他买来的那一本法律书籍,比砖头还要厚一倍,已经被翻烂。他日夜在家钻研,但总是不得要领,竟至不能条理清晰的叙述当年曾经有过的争端的具体事实经过……

 

在多次思想工作中,我了解到起因,是某一位亲属的葬礼中他的白白的付出:披麻戴孝下跪等等。从此,便是他那“路漫漫而修远兮上下而求索”之路。他虽然占着理,但仅仅只是情理上的理。在法律上,确实不能算作是一回事。然而,每一次,他向我们所絮叨的存放在他内心之中的冤屈和痛苦,竟然是那么的深重,永远都是那么的绵绵无尽……

 

当年我在综治办。领导常常指示我独自开展工作,远远的观望他的动态,掌握他的情况就行,千万不要去接近他,甚至不要让他知道我们的存在,不要打草惊蛇。如果让他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他就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北京!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时候,我常常觉得,这个老头,他就是某种元素的纯粹的、高密度的、人形的集合体,这一种元素,我们用“痛苦”这一个词汇来表达……

 

实际上,他身体上的病痛,很可能也是根源于这么一种纠缠。谁也没法解救他。能够解救他的,就只有他自己。可是,放下,是一件多么难以办到的事情!付出的越多,就越是难以放下。这就像是一个赌徒,始终狂热的想要扳本!

 

他早已经不再信任地方政府。北京,在他的心目中,永远都是神圣的!那永远都是保障公平和实现正义的最后的希望所在!无论那一种公平和正义所指向的物质利益或者精神利益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然而,也是代表着他所认定的公平和正义的必要性。换一句话说,他所放不下的不是利益,而是公平和正义。

 

在这个偏僻的山冲里,只要是有点经济能力的,都已经搬离,只此一家。静静的躺在那个绿荫掩映的山坡上,看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飘过,我哼着小曲,大脑中构思着短短长长的诗篇,幻想未来某一天,也要将自家的房子,建筑在这么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坡。他家的房子,为我视线所及,然而,我却不是那么的称职,我也不能如领导所愿的始终盯着他家门口了。

 

“去了!就让他去吧!或许,只有让他真正绝望,他才可能放下!”

 

6

 

九百是一个小男孩,下乡的路上,路过大马路的时候,经常可以见到这个在路上爬的小家伙,倔强的努力的如肉乎乎虫子般蠕动的爬行中,翘着灰色的沾着灰尘的两瓣肥肥的扭动的屁股……

 

生他不久,家里被计划生育办公室处罚了九百元罚款。当时参与罚款的一位同事,不久又被抽调到税收征管队。征管队租用了他家建在路边的房子为半途拦截货车进行检查的卡子。这位同事,一来到他家,便认出这一家子,想起不久前的罚款之事,倒也并不尴尬,反而幽默的给他取了个诨名:九百。

 

自此,这九百的诨名也就叫开了,改不了了。

 

不久,征管队又换了另一处建在路边的房子租用。这房子是九百姆姆家的。

 

九百的姆姆,是一个干枯而瘦黄的女人,年纪不大,三十多,但看上去跟年龄挺不相称,显老。

 

据说她娘家爸爸是个教师,也算是村里的小康之家了。不过她16岁的时候,违拗父母的意思,嫁给了九百的伯父。夫家很穷困,并且,如众人所见,一直穷困到那时候。

 

这个女人似乎生来就是那么的善良而本分,从不与人计较什么。

 

她生了三个女儿,最后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奶孩子的时候,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同事便来到她家。刚好那天,一家都不在,而门却一如既往的敞开着。同事们在她家搜索了一圈,发现并无珍贵值钱之物,等了一会,人却还没回来,便只好走了。半路上,有个同事发现自己丢了钱包,找来找去,便来到了她家。远远就看见她望着大家,从里面走出门口,还没等大家说话,她已经扬起了手里的钱包,对大家说:是你们丢的吧?

 

钱一毛都没少。连钱包都没翻动。

 

面对这么厚道诚朴的女人,还能说什么呢?而且她家也穷的很,这罚款的事情,以后也就再没人提起了。

 

她最小的儿子还没满周岁,最小的女儿才四五岁,而最大的女儿,却十七八了。这女孩年纪比我略小些,矮半个头。比起她妈妈那瘦弱的样子,感觉倒是挺胖的了,但实际却不胖,或者可以用丰满一词吧!可一用到这个词,却又觉得还是挺勉强的,只能说,挺有肉感吧!

 

这女孩好时髦。那时候,乡村女孩极少染发,但她却染了淡黄的头发。每天晚饭后,她总是要出外闲逛闲逛。那年代,这在乡下,是要被别人说闲话,也要被家里人骂的,但是她不在乎。她妈妈说她很懒,当着许多人的面叹息。那个年代,对于农村十七八待嫁女孩的最坏评价,就是懒了……

 

懒女孩,是很难嫁到好人家的,而那所谓好人家,也就是指的勤奋人家。

 

那年我也在卡子上,因嫌别人买的菜和炒的菜不合胃口、不好吃,便自告奋勇自己来买菜切菜炒菜。每当我在厨房忙活,同事们总是在外面闲聊。虽然声音不大,但还是能听到个七七八八的了。

 

有一回,竟然真真确确的听到这女人说,她的大女儿喜欢我,甚至竟还天真的跟她说,要她给我们说合说合……

 

这女人遗憾的跟同事们说这不争气的女儿哪里配的上我呢?她那么懒!又贪玩!言外之意,有一份工作的男人,在乡下,算是挺不错的,应该要一个勤奋的好女孩来配的吧……

 

第一次听到有女孩这么喜欢我,本该窃窃自喜的我,却不以为意、宠辱不惊,因为我那时候极其的不喜欢那些染发的女孩,也不喜欢肉感的女孩。

 

年终的时候,因为销售货物的车子多了,卡子上的晚班显得更重要了。副科级领导班子成员也轮流到卡子上来轮班,刚开始是很严格的,需要整夜的驻守。后来便逐渐放松了,也不再需要整夜,也就一两个小时,意思一下,算是一种督导!

 

有一个副科级领导来到卡子上,带着他的八九岁的小女儿,队长见到领导带着亲属,也高兴,便大声叫我:“文武,去买瓶太子奶!”

 

那四五岁的小女孩,我平常就对她不怎么喜欢,甚至于有点厌烦,此时由妈妈带着,也在征管队和房主共同使用的厅堂玩,跳来跳去的。

 

我望着这父女俩,又望着这母女俩。

 

我想问:……

 

我张了张嘴,却没有问。

 

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心想。

 

最近的商店,距离卡子,也有一段距离,我便坐着同事的摩托车,去买了瓶太子奶。

 

这买太子奶的机会,其实是极少的,也就那么一次。哪怕这么没日没夜的干活,馒头包子以外,队长还从来舍不得早上给我们一人买瓶太子奶喝喝,就连破例,都没有过。当年的太子奶,虽然不算如何的贵重,但在乡下,却极少家庭能像现在人一样经常买给自己的孩子喝,尤其是对于普通家庭,包括乡村干部在内。

 

在商店掏钱付钱的时候,也没想太多。干嘛要给自己找麻烦呢?虽然只是小钱,自己也没有理由贴钱嘛!我自己,不是也没得喝吗?

 

可一路上就是有些不安。

 

一回到卡子上,从摩托上下来,仍然感觉有所不妥……

 

果然,那四五岁的小女孩,还在征管队和房主共同使用的厅堂玩,跳来跳去的,似乎更高兴了。

 

我的紧张的眼神,首先就碰到了那女人的敏感、会意的眼神。

 

我右手伸进右边裤子口袋,做掏奶状,左手也伸进左边裤子口袋,手指攥着,心知空空如也、一无可掏……

 

女人会意。走到我面前,像是安慰我,悄悄的、轻轻的对我说,等下再拿出来好吗?等她进房间的时候……

 

我顿时面有惭色……

 

这是一个当时的我几乎不愿意承认的错误,并非无心之失,而是未能真正谙熟人事再加上犹豫不决的有心之失……

 

我的手,只是手,拿出来,却感觉无处可放……

 

这是一种正在硬着头皮将错就错之中的尴尬的感觉。

 

我必须等到这四五岁的小女孩走开,才能将这唯一的一瓶太子奶拿给那八九岁的小女孩。

 

我再一次伸手放进口袋,攥着口袋里的太子奶,却掏不出来……

 

那女人一直身体不好,听说是肝病,只是因为没钱医治才一直拖着……

 

那年代,征管队租用的房子换的也比较勤。

 

我们又换了地方后并不多久,听说那女人竟死了。

 

我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

 

在那几年里,经过那栋路边的房子,我常常会情不自禁的寻找那女人的身影,希望还能看到……

 

但已经看不到。

 

忽然心理有了一种失落的感觉,就像是心脏不停的往下掉,可就是掉不到底……

 

我会常常想起这个女人。

 

后来在县某局看到过一个女人,跟她很像,只是皮肤更为白皙,从外貌到气质,甚至于声音……

 

想起那些往事,我会很伤心,或许并没有伤害到谁,但这事情,似乎被深深伤害的是我自己。

 

这不是一种惭愧,也不是一种内疚,而是一种心碎。

 

人世间这种贫富差距,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对亲生子女满怀爱意的母亲,该如何遮掩?

 

当母爱遭遇世道的悲凉,我不只是一个亲见者而已。我多少能够体会到母爱的细致,但却远远没有那么的深刻!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毫不犹豫的回头再买一瓶太子奶。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心会一点点的硬化,患上心脏硬化症,不再那么柔软,而只能从回忆中去寻找那良知未泯的最初,将之当作为针对心脏硬化症的治疗。当眼眶难以抑制的湿润起来,心会变得更柔软,似乎是一种治疗,减缓着因硬化而来的干裂般的疼痛……

 

7

 

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户人家。

 

当天下午,这里发生了一个悲剧。

 

一个在此务工的外地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河边洗衣服。女人洗着洗着衣服,不见了孩子。这女人便下水找啊找啊,直到后来人们从水里找到这女人。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对子女的生命大于对自身生命的重视,是一种母性本能。正是这样一种本能,导致了仓促间的忘记呼救,导致舍生忘死的拼死寻找,甚至,导致了感觉已经失去子女的伤痛、绝望……

 

而这伤痛、绝望,成为一种死亡的推进因素。在最后的那一刻,这个女人仍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险,或者意识到了,却认为这已经不再重要,她在应该作出关于自己生命的重要选择的时候,在重要关头,她只需选择浮出水面而不是继续扎入水底,却因这伤痛、绝望,而选择继续扎入水底,在找不到子女的失望中,再次任由死神将自己也带走。

 

人们其实难以体会母爱的深沉!母亲对于子女的爱,远远超越自身!甚至于其意识之中,自身生命的全部意义,也完全附属于此!

 

8

 

二十年前,我正式参加工作。刚进入单位不久,那是年末的时候。那时的乡下几乎没有手机,BP机都是一种奢侈品,大多数人家也没有装电话。那时单位面向全体工作人员发布通知,不是用微信群、手机短信或电话,而是用一块小黑板。那小黑板挂在单位大礼堂左边刷着红色油漆的大圆柱上,大家下班前瞅一眼,就知道明天是否要开会,或有其他事项。

 

有一天下班前我看到了明天上午的开会通知,于是第二天我很早便来到单位。这天早上,整个气氛就很不寻常,一贯冷清的单位似乎活跃了许多,一些人表现的特别亲切,不少人跟我套近乎。他们“不约而同”的向我谈到其他两位同事,暗示或明确提示,甚至要求我:今天上午会议上的选举,就选他们。很明显,投票与否已成为彼此间友谊之维持与加深的必要举措。

 

那么,那天会议选举的事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为激励全体工作人员团结协作、共同奋进,当年有一种搞法,所谓末位淘汰制,就是由全体工作人员进行单位内部普选,一人一票,不记名投票,选出单位年度德能勤技四方面表现最差工作人员。

 

那天跟我套近乎的人,可称呼为民意代表,也可称呼为选举活动组织者。这种组织活动,是否官方授意,或非官方的自主活动,不得而知。或许,一些人平时表现较差,固有自知之明,担心自身出局,故而以此推出替罪羊。当年的我,刚刚参加工作,对于这所谓末位淘汰制根本不解其意,也完全不明白这种组织活动的奥妙及其对当事人的伤害,甚至不怎么熟悉这两位大家一致意向所指的当事人,多半是耳闻,却极少直接的了解和接触。未经世事而阅历不深的我,自然而然的受到了曾经的耳闻和这些民意代表的影响,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执行某种特别的工作任务,于是便郑重其事的在会上投票选了那两位同事。投票的时候,我自欺欺人的以为:大势所趋,结果必然如此,这就像是一种流水般的程序,顺流而行可也,逆流而行何必?我确实不明白:那是一种造孽!而我投票了,我便是造了孽,是做了坏事。做了坏事,就必须承认!

 

当年被选出的两位同事,是一男一女。其中一位,是年长的男同事,他那人就那样,对单位一切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之处,总是忍不住要指出、张扬,不该讲的就要讲,不但得罪领导,也得罪同事。对于那位男同事,我并无愧疚,因为选举结果并未给他带来任何负面后果,他还是继续上班,一如既往“祸从口出”,而领导们、同事们也对之既往不咎,因为莫可奈何、无可咎之。而对于那位女同事,我至今感到愧疚!

 

虽然,我即便弃权,结果也会是那样!那几年中,她年年荣获“最差工作人员”之“殊荣”,面临“末位淘汰”。原因何在?当年哪怕机关工作人员亦与民同乐、工作纪律比之现在远为松懈,不似现在八项规定等等管理严格、限制严明,不敢乱动乱来。当年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是朋友众多,要么相互之间为麻将之友,要么相互之间为牌友,要么为棋友,要么为歌友,要么为酒友,甚至为一起赌博的赌友,一起嫖娼的肉友,和一起分赃的赃友,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相互好评,那是“天经地义”、“利人利己”!可是这个“最差工作人员”呢,性情孤僻,不打麻将,不打牌,不下棋,不唱歌,不喝酒,几乎不从事一切赌博和娱乐活动,可谓是“自绝于人民”。既然“自绝于人民”,“众望所归”的荣获“最差工作人员”之“殊荣”,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我既然投票了,这罪孽,也就有了我的一份!

 

这位姿色平平的女同事,在当年,作为乡下工作人员,比之大多数没有工作的乡下妇女,在婚姻方面,原本是有着巨大优势的。她曾与一仪表堂堂且仕途正顺的男同事恋爱同居或结婚,而同居或婚后,却一直未育。不能传宗接代,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尤其对于一个地方的小姓家庭。这或许是家庭不和的一大原因,也或许,是性格等方面的其他原因。总而言之,最终结果是无情的分离。在当年,尤其在乡村,女人一旦沦为弃妇,就会被人瞧不起,也很难再嫁。因此感情挫伤,也因沦为弃妇而对未来人生的绝望和随之产生的对男方的怨愤,这位女同事对于那位男同事长久纠缠闹腾,直至这个领导的左膀右臂、上进中途的好苗子,就这么的前功尽弃、半途而废!自古有言:清官难断家务事。其中种种牵扯,外人自然不明就里,谁是谁非也难以评断。但是,因此感情纠纷导致的彼此伤害,牵扯太大,早已经不限于这两人之间,而是发生于男方及其亲友和女方及其亲友两个阵营之间。男方招致女方亲友的同仇敌忾,女方固然也招致男方亲友的同仇敌忾。然而,因女方是外乡人,亲友也都在外乡,而男方亲友,却都是在本乡,甚至本单位。而在此过程中,反反复复的牵缠揪扯,也确实令单位领导为之头疼,视男女彼此皆为问题人物。同样是分手或离婚,当男方已脱离现单位并返回原单位,付出了前程尽毁的代价,而女方呢?女方的不宽容,势必同样表现为不宽容的反弹。而其于本地本单位孤立无援的外地人处境及其孤僻性情,恰恰成为易于被利用的弱点。

 

感情之事对于工作,自然也会产生耽误等负面影响。纠缠于这种矛盾生活之中,人也难免变得不够理智,甚至于在外人看来,颇有些疯狂。其间不良影响,对于个人固然是有的,对于单位,同样存在。个人的弱点,哪怕只是一时,往往易于被人取之为我所用,加以反复宣传、强调、夸大、扭曲等等,形成为几乎能够永久性贴附于身的一系列可怕标签,使之不明真相的群众或退避三舍或轻易相信人言而抱持成见,使之领导决策也为之受到影响。

 

在感情之事成为这位女同事之负面印象的来源的同时,极少人留意到或根本视而不见的,是其积极一面。这位女同事事实上是本单位屈指可数的大学毕业生,素质较高,在迟到早退四处溜达为单位常态的年代里,从不迟到早退四处溜达,别人或推辞或拖延不搞的办公室卫生,她打上班第一天开始,日复一日,虽然角角落落难免有所遗漏,但至少贵在坚持。她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工作作风,我后来自己也与她同在一个办公室近一年,平心而论,比上是不足的,但比下却是绰绰有余,可谓中上。何至于末位淘汰?

 

这样一种所谓末位淘汰,对于被淘汰者,实际是一种借众人之手而施加的严重迫害,是以民主为工具所实施的报复!末位淘汰固然不会真正实施,但这种选举结果所带来的压力,却是巨大的、可持续的,犹如一把始终高悬而随时可以砍下的屠刀,形成为一种长期的心理威慑力和压抑的力量。民意实际是易于操纵的。紧随所谓末位淘汰而来的,是为所谓末位淘汰之合理性、合法性而申辩,是为其正名而对受害者所继续施加的妖魔化!种种细枝末节的事情被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夸大张扬,积极的、好的一面无人提及,而消极的、坏的一面被无限传扬!单位人际形态之扭曲、变态一面,人性中非善的一面,尽皆显露无疑,似乎对关于她的“低贱、疯狂、可笑、神经”的谈论、评价、定论,似乎对此种成见的认同,似乎对她的冷漠、划清界线、刻意孤立,甚至鄙视、轻贱、侮辱,能够让自己显得更为高贵、理性、为人正确!贬低别人显然是拔高自己的一种常用的、古老的方法。如果说不记名投票的所谓末位淘汰,是民主,那么,这之后的同仇敌忾般的贬低、损毁而非正视、帮助她人,则是民主之后的继续民主,是“将民主进行到底”!民主,不只是体现为一人一票,也体现为民意于大众言行的表达,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和《狗镇》,所演绎的,都是民主!民主可用于成就好事 ,同样也可用于成就恶事。

 

古人言:人言可畏!一个人受到感情打击,往往还不至于一蹶不振,从此一病不起,但若再次遭遇犹似已成众矢之的的歧视和迫害,那就往往是难以承受之重了!长久的心病,长期的憋屈忧闷、郁郁寡欢,往往会成为免疫力低下和罹患癌症的致病因素。几年之间,这女同事便患癌并因此去世。当年的工资和医保,都不足以支撑其上大医院就医。在工资拖欠达半年的年代,乡下工作人员,谁不是小病小痛的,就忍着或去小诊所开点药?不是逼不得已,根本不敢去大医院!而人们对此的公开评价,竟然是她神经病,有病不去治,自己吃中药,因耽误而死。她的去世,实际是一场民主闹剧的结果。甚至于,在其死后的许多年里,人们也没有过像样的反思,也不敢于反思,因为一旦反思,就是“自绝于人民”,成为“人民公敌”,必然被划归到与她同样的阵营中去而遭遇与之同样的民主迫害,必然为单位主流所排斥并边缘化,从而沦落于与之同等的处境,因为这种反思,是对于当年众望所归、众所公认为正确的一个“民主信息包裹”——这里边包含了享益与依从于那一场民主闹剧的所有人的自身罪孽——的整体否定,是对于将民主进行到底的“反攻倒算”!这样一种主流意识的压力,形成为一种禁言的力量,在她遭遇最初的迫害一直到她死去,甚而直至现在,令那些即便真正有良知的人,也慑于被边缘化的可能,而不敢于帮她讲话。

 

后来的某一天,我面临着再一次的这种所谓民主,我在弃权的空白“选票”上如此写道:本人无权评价其他工作人员。因为彼此不在一个办公室,就是在一个办公室,也各有分工,各自的工作和家庭等情况也未必了解,表面上经常见面,其实彼此未必足够熟悉。

 

只有在真实的经历中,才有着深刻的体会!这是一个真实的往事。这也是一个寓言。从这个事例中,我看到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伟大之处!对于一个单位的人群关于某一个人的全部信息,我们可将之打包为一个信息包裹。将这个信息包裹,在大脑中予以置换、扩大化等操作,通过这么一种思维路径,我们便发现:我们这个世界的整体知识存量、核心知识或某些系列知识,如一个国家的国民关于某一时期的本国历史的知识,很可能就是这么一场民主闹剧的结果并且正在继续演绎其威能。我们试着将权力定义为主流意识。试问:当民主成为权力的工具,当民主成为屠刀,当众怒难犯,当代表多数的民意不是正义的,当代表多数的民意是罪恶的,当主流意识不是进步的,当主流意识是阻碍进步的,谁能成为时代潮流之中的一个孤弱的截流者、逆流者?而这个孤弱的截流者、逆流者,又岂能不被潮流冲垮并裹挟而被动顺应潮流?